春城往事

春城闻名于世的昆明,是我的青春城市。我在那里度过了文革前到文革后的全过程。那正是过去六十年中国人记忆中最难忘的一段时间。离开昆明快三十年了,那个四季无寒暑、鲜花常开的城市的人和事,往往还会不期而至,重现在今日梦中。

那时我是一名水利工程技术人员,有时要出差州县的水利工地。作为一个外省籍的单身干部,家人远在湖南。待在昆明,难免时有客居他乡的落寞之感。所幸云南人的质朴好客,和昆明抗战以来积淀的文化传统,让我结识了一些可敬的朋友,他们给一个孤独的心灵以无限的慰藉,弥补我过早离开家庭的缺失。增添社会阅历,学到很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

几年来,尤其是对几位已经过世的友人,一直想写点文字,寄托思念,我把这个愿望当作在自由世界从事写作者的责任,苦于俗务缠身,而未能提笔。现在应该是还愿的时候了。

和独唱演员韩菲相识

韩菲,是六十年代云南省歌舞团的独唱演员,电影《阿诗玛》主角之一,文革中不幸病逝。有一年我和同事们搭乘客车从滇西下关回昆明(那时还没有火车),四百公里要走两天。一路上我们以唱歌解闷,引起了同车的韩菲的注意。中途下车,我们聊得很愉快。他欢迎我到昆明去找他,这是我们相识的开始。

不久也认识了他妻子苏天祥。他们夫妇是歌舞团的台柱子,分别担任歌队队长和舞队队长。云南是个多民族省份,民族歌舞多姿多采,非常有名,加之地理上有亚热带、?带和高寒山区的丰富层次,成为大陆文艺家们创作灵感的沃土。唱歌的、跳舞的、画画的、写诗的,川流不息于西双版纳和丽江雪山之间。

云南的特色也为北京中央所重视,民族文化是统战宣传的一张常青牌。为国庆十周年献礼的电影《五朵金花》曾在四十多国上映,女主角杨丽坤就是苏天祥带出来的一颗明星。文革前省里的主打节目电影《阿诗玛》,又由杨丽坤主演,韩菲则扮演剧中反派主角阿支。

在文革前的一段时间,我记忆最深的两件事,一是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风靡全国,那里面好多歌都迷住我们,我也都会唱。二是反修学毛著的深入推广,我们每周要停工半天学政治,读那些九评的长文章,赫鲁晓夫下台和中国原子弹爆炸竟是同一天......但是,我内心却是越来越苦闷,对背诵老三篇之类感到无聊已极,在设计院的同事中,只有和一个安徽人“小陆”,可以私下发几句牢骚,但也不敢经常约会(他不幸在文革中死于车祸)。加之对野外工作奔波艰苦的厌倦,我把业余时间完全放在文艺爱好上,读很多杂书、钻研古典诗词、也写一些小说之类,再就是画画,素描、油画、国画都来......自以为是,精力旺盛。这首有点无病呻吟的歪诗,曾遭到批判:
  
  〔满江红〕孤雁行  一九六五年
秋雁临空,归去也,长天鸣咽。人字过,一缕忧思,半生岁月。四顾茫茫寒风紧,遥望渺渺云千叠。空盘旋,误了万里行,夕阳斜。
忆当年雄心烈,到而今筋力竭。看什锦世界,难识蜂蝶。慷慨常任血沸腾,寂寞犹教人愁绝。俯仰处,只见群山低,月儿缺。
  
这种业余文艺爱好者的身份,自然成为和韩菲夫妇交往的通行证。一方面可以满足自己的好奇和虚荣心,另一方面也不会令他们感到乏味。记得我第一次听管弦乐《二泉映月》,是在他们歌舞团的宿舍里。在我们单调的技术工作环境中,这已是一种享受。瞎子阿炳如泣如诉的旋律完全把我俘虏了。我也听过他们团的音乐演出,有一次韩菲独唱《思乡曲》,那略带伤感的男高音使我陶醉难忘:
  
  月儿高挂在天上,光明照耀四方,在这个静静的深夜里,想起了我的故乡。
  一夜里炮声震荡,火光布满四方,我独自逃出了敌人手,到如今四处流浪......
  
这首抗战歌曲,为很多浪迹天涯的华人所爱,至今我还不时哼哼,抒发心中幽怨。

电影《阿诗玛》被打成大毒草

有时也去他们在民生巷的老房子做客,吃个便饭。他们有一个女儿,一个儿子,一个老母亲。待我这个异乡客都很客气。我每年回湘探亲,也会奉送一点家乡的皮蛋、腊肉给他们品尝。韩菲性情开朗,笑起来很有感染力,聊天也很随便,常说一些轻松的文艺界趣闻,知道我这个“粉丝”爱听。他拍《阿诗玛》的事却说得不多,只告诉我,男主角是胡松华配唱;他则是本人唱,送我一张明星照。遗憾的是那电影我在大陆一直没有看过,拍完就挨批,文革中被打成大毒草。待到我看到片子,已是八几年在香港国货公司买到光盘后的事。正如当年看过内部片的朋友告诉我:“莫明其妙,什么毒草!那么纯洁的爱情故事。”

文革初,我入了牛棚。隔了两三年,才去找他。那时已是两派打派仗的时候,韩菲作为“三名三高”(文艺界有名人物的罪名)的批判对象,也受到冲击。他们歌舞团被整得最惨的当然是知名度高的杨丽坤,社会上流传著很多关于她的消息,都说她被整疯了。韩菲夫妇自然是很同情她的(他们都叫她“小九”),跟我说过杨丽坤的过去,包括婚恋情况。我曾在他们家中见过她,有气质不凡的印象。

韩菲突然病逝,年仅四十四岁

当时,看到那么多人挨整,对自己的逆境,我也就无所谓起来。在单位上帮造反派搞大批判墙报、画宣传画,随波逐流。但是,韩菲却不同,他那爽朗的笑容已很难见到,在他们家有时对着我,笑一下,很快就收歛。我告诉他们运动中的遭遇,或者聊聊满天飞的社会新闻,他们两口子兴趣都不大,脸上挂著阴影。有一次昆明发生一件大惨案,传得家喻户晓,我跑去告诉他们。有一帮下放到保山芒市的知青,偷偷地钻进很大的空油罐车,想随车潜回昆明,没想到车过怒江大桥时,司机下来检查零件,将油罐车顶的盖子拴紧,原来可以透气的油罐密封了。车一溜烟开到昆明,打开油罐才发现知青全都闷死,而且尸体无法辨认......他们静静地听我讲,摇摇头,没有言语。

后来发现,他们两口子关系有点冷淡,韩菲身体也不好,住了院。出院,在家休养,心情沮丧。又一天,我接到她女儿电话去看他们,进大门就听到哭声,苏天(我跟着大家这样称呼她)在那里放声大哭,没想到身体壮实高大的韩菲竟突然病逝。抱歉,现在我已记不起,他是什么病而不治的。只记得那年他四十四岁,那是一九七三年。韩菲死后,歌舞团没有举行追悼仪式,据说是“问题还没有作结论”。天哪,他有什么了不起的问题呢?火葬那天,除了很少的几位亲戚,外人只有我一个,歌舞团竟一个人也没有来。我带了一朵玫瑰花去献给他,和他作最后的告别。

杨丽坤在文革中被整疯了

据我所知,韩菲是云南演艺界死于文革的很少几个人之一,另一位是军区文工团一名女演员,因反对文革攻击毛和江青,打成现反,死不低头,被关得很惨而死去(此案非常保密)。而杨丽坤这位美丽的彝族女演员,在文革中被批斗、殴打、精神失常。流浪、失踪、关押在歌舞团的地下室。没有人保护她。在韩菲死的那年,她在精神病院和一位上海人结婚。直到文革后陈荒煤一篇文章《阿诗玛,你在哪里?》她才回到公众记忆中,人们在上海找到她,整个人已面目全非。她这样幸存下来,无声无息地在上海度过余生。

影片《阿诗玛》被扣上“宣扬爱情至上”的大帽子后,封存十三年,七八年才公映,其间改编者云大校长李广田自杀身亡,女主角疯了,韩菲死于非命。而这个片子,今天看来,仍有那时代的明显痕迹,让人想到如《白毛女》大春救喜儿和《红色娘子军》式的革命情调。艺术上也非常保守“老土”。有趣的是,今天上网,查电影《阿诗玛》资料,第三主角阿支的演员是“韩非”而不是韩菲。解说是上海演员。完全张冠李戴。韩非是上海老牌明星,而且是和江青有点关系的人。总之,昆明的韩菲已经完全在历史上不明不白地被抹掉了。

苏天祥大姐对我的关照

韩菲过世的同年,苏伯母也病逝。苏天已转任舞校教师,要照顾两个孩子,生活供应又差。这位四九年后第一代舞蹈家要带病上班,屋漏还要自己爬上屋顶检修。挨到文革后,苏天才和一位工程师结婚,八○年她被任命为省歌舞团副团长,全国舞协理事,多次带团外出演出,在舞蹈创作、编导、演出和组织工作上操劳很多。一九九二年赴台湾演出舞剧《阿诗玛》,我们在香港会面。一九九三年我去昆明旅游,她来接机,抽时间陪我和太太游览。九七年,退休的刘芳俊、苏天夫妇去加拿大女儿家探亲,三代人团聚四个月,那是他们一段非常难得的幸福时光。她看到一对儿女都能如她所愿地自食其力,孙辈也在健康成长。

一九九九年,苏天发现肺癌,在丈夫悉心照料下,忍受三次化疗的痛苦,身体极度虚弱,失去任何免疫能力,终于二○○○年四月与世长辞。三个月之后,和她一起度过舞台黄金岁月的杨丽坤,也在上海家中病逝。苏天比杨丽坤大八岁,终年六十七岁。

在韩菲去世后,我在昆明又待了七年,直到移居香港。这期间,苏天大姐仍然给我不少的关照,虽然,那年头还是那样动荡而混沌。我已从一个单纯的技术人员变成一个体制的边缘人,放下专业的计算机、函数表、经纬仪,拿起了纸和笔,不务正业,结识了各方面更多的朋友。那时候,文革已经变成一具纸老虎,在林彪事件后,昆明知识界思潮暗涌,与日俱增,大家交换内部读物,通宵达旦读《赫鲁晓夫回忆录》《第三帝国的兴亡》。串门子、论国是、指鸡骂狗。传播小道消息,肆无忌惮,都在等候那秦始皇断气的一天到来。我竟然预言毛之后华国锋上台,至今还有人记得。

苏天看我爱画画,给我介绍青年画家,乃至关心我的婚姻问题,至到毛死后,还提醒我说话不要太随便,要留意场合。像家里人似的直言相劝(其实,经过文革我们都懂一个潜规则,那就是不在超过两个人的场合说真话,因为运动一来,一对一的指控没有旁证,可以不认帐)。她也送过我一本家中收藏的旧版《古文观止》,我亲手把它装帧起来,带在身边,直到今天。我给她解说王勃〈滕王阁序〉的故事,我最喜欢其中的一个对偶句是:
  
  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
  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
  
回首往事,我们这个没落子弟的群落,命运早已注定是“自生自灭”。一位女友常用样板戏台词笑我是“打不死的吴清华”。活在人间,没有运气,更没有靠山,但是,有韩菲苏天这样的朋友的善待和提供一个小小空间,让我喘息,轻松片刻,那是人生难得的驿站。

新时代终于降临。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下午,北京中央台预报说有重要消息广播。我们期待的事发生了。哀乐像一条无尽的河流,冲走了人们心头郁积的许多东西。七九年,我归纳所得所思,写成一篇有突破性的评论文章〈《清宫秘史》不是卖国主义影片〉,被省的主要刊物《边疆文艺》所接受,经省委宣传部审批同意发表。一万二千字。拿到平生第一笔稿费九十二元五角,超过我一个月的工资。当然,也有相应的社会认可和恭维。

似乎,再也不必为调动工作而烦恼了。这时,年迈的母亲已经从湖南到达香港,虽然,她再也不能和生离死别三十年的父亲相聚。

我别无选择:申请出国。行囊中已经塞满了杂七杂八的碎片。八○年秋天,怀着一片忧伤,几许依恋,告别这埋葬我的青春的地方,走向一个未知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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