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中：孙文与大陆沦陷的关系（一）
1912年元旦，诞生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孙文就任临时大总统，后来被塑造成"国父"的形象。 1949年大陆沦陷，将近百年过去了，于大陆民众而言，1912年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所规定的言论、著作、刊行、集会、结社及"人民之身体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审问、处罚"、"人民之家宅非依法律不得侵入或搜索"等自由权利仍是空中楼阁。几多热血儿郎、民族精英开创的中华民国，命运为何如此多舛？大陆因何沦陷？数千年专制统治，使得中国历史的书写以"胜利者"为本位，唯权力马首是瞻。梁启超1902年发表《新史学》："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痛斥旧史学是"霸者的奴隶"，"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正因为如此，国共两党在上个世纪杀得你死我活，但对共同的" 恩主"孙文始终敬若神明。
国民党实现民主转型之前，神化文比中共有过之而无不及。写革命领导人，以孙文为中心，以一党一人划线，衡量是非，褒贬人物，多有删削史实、涂饰功过之弊。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仅因突出日知会的历史功绩，竟被国民党政府以不符事实为由查禁[1]。
事实证明，中共极力推崇的人物，若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周恩来，都不过是暴君或助纣为虐的奴才，孙文是否能够例外？号称开创民国的他与大陆后来的沦陷有无因果联系？
鲁迅1925即发出感叹："我希望有人好好地做一部民国的建国史给少年看，因为我觉得民国的来源，实在已经失传了，虽然只有十四年！"（《华盖集*忽然想到》）
由于国共两党的神化，孙文化为一个充满谎言的政治符号，笼罩着20世纪的中国，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现在和未来。本文试图剖析孙文引狼入室（"联俄、容共"）的前因后果，呈现一个真实的孙文及其对中国政治的影响。
个人感觉，以是否有助于自由民主的增益来评判一个政治人物的言行，或可直切要害：以"二次革命"（1913年）为分水岭，之前的孙文，为排满革命、建立共和，八方奔走、积极筹划，不愧为国之良才；之后的孙文，鼓吹"党在国上"，以一己、一党之私凌驾于民众和国家利益，为获得苏俄军援，竟饮鸩止渴、"联俄、容共"，沦为中共乱华的关键先生。
徒具虚名的临时大总统
1913年之前，孙中山与日本极端右翼组织黑龙会的合作，以及为求得外援出卖国家利益，向来为人诟病。孙中山于 1895年日清战争期间筹划广州起义，有论者认为："当时中日两国仍处于战争状态，日本是敌国，在这种形势下，孙中山要求敌国政府援助起义，攻打本国政府，显然有损民族利益。"[2]
这种论调进入了一个误区：将专制政权等同于国家，把满清统治者的利益等同于华夏56个民族的利益。
美国学者韦慕庭认为："对于提供特权、地位和租界一事，也许孙中山毫无内疚不安之感。因为，他的注意力集中于一个伟大的目标：推翻可恶的清王朝，建立一个有利于中华民族的进步政权。"[3]
为排满筹措革命经费，争取黑龙会、三合会、外国政府、满清地方官员的支持，发动留学生、华侨、士绅、军人、流民等一切仇恨满清统治、同情革命的人，对于除了满腔热血一无所有的革命党人来说，是理所当然的选择。
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也正是这种"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行事风格，为孙中山日后"联俄、容共"打下了伏笔。
孙中山组建革命党，宣传排满、民主思想，先后筹划10次武装起义，贡献甚巨。外媒评论国人起义："蚩蚩之民，发出雷霆之威，义愤之火焰行将烧遍四百余州。"[4]但据此无限拔高，把辛亥革命说成是孙中山一人领导，被袁世凯窃取了胜利果实，导致革命失败，确乎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1905年在日本东京成立的中国同盟会，是革命党一个松散的联盟，内部政见纷云、派系林立。1907年6月和 1909年9、10月间，陶成章、章太炎先后两次发动"倒孙风潮"，要求"开除孙文总理之名"，使南洋各分会直属东京同盟会总部。孙中山对东京"本部"亦深感失望，甚至对张继说"弟已不承认为彼等之总理者久矣"。1908年秋，孙中山在新加坡设立同盟会南洋支部，与东京"本部"已无隶属关系。1911年，宋教仁、谭人凤在上海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奉东京本部为主体，认南部分会为友邦"[5]。
孙中山连同盟会都无法完全领导，谈何领导辛亥革命？
革命爆发时，孙中山正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一家中餐馆打工为生[6]，从《丹佛邮报》上得知有关起义的消息后，他立即赶往华盛顿，希望能与美国国务卿诺克思（PhilanderC*KnoX）安排一次秘密会见，结果吃了个闭门羹[7]。美国研究辛亥革命史的专家薛君度教授认为："在组织武昌起义的过程中，孙中山无论直接或间接都没有参加。"（薛君度《黄兴与中国革命》，香港三联书局，1980
）
辛亥革命是以革命党人的武装起义为开端，有社会上各种反清势力（包括统治阶级中下层的官绅与军人）参加，以推翻满清统治为目标的一场兼有武力与谈判、斗争与妥协的革命，是"三道合一"、"四极动员"的结果。所谓"三道"，一是革命党人长达十余年的武装起义，二是立宪派（"直省谘议局议员联合会"）发起的"请开国会运动"，三是民族资产阶级的收回利权运动；所谓"四极"，即会党、新知识界、中下层官绅与新军等四种社会力量[8]。
情况已经很清楚了，孙文是革命党的领导人之一，远不具备领袖群伦、一言九鼎的实力和地位；而革命党是辛亥革命的重要力量，但并非唯一的力量。说孙文领导了辛亥革命及革命最终失败（袁世凯窃取胜利果实），都是欺骗了国人近百年的弥天大谎。
1895年之后的16年当中，孙文除了在上海作过三次秘密而短暂的逗留，以及1907年12月为了视察一次预谋的起义而通过中越边境进入广西之外，从未踏上中国的土地。事实上，长期流寓海外的孙文远离了中国革命的迅猛发展，他对中国革命党人的领导脱节了[9]。
辛亥革命达到了排满、建立民国的目的，民国至今在台湾蓬勃发展，中共硬说它失败，不过是为了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的真正的继承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是辛亥革命发展的硕果"[10]，以此获得统治大陆的合法性，部分遮掩暴力颠覆民国、坚持独裁专制的事实。 2006年11月12日，胡锦涛发表《在孙中山先生诞辰14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亲密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这个"三最"讲话被翻译成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朝鲜文出版发行，当然不仅仅是为了统战的需要。
长期以来，史学界普遍认为民国临时大总统的位置本属孙文，只是由于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孙文高风亮节、顾全大局，才"让位"给袁世凯。唐德刚认为："'论革命历史，论海内外声望，论建国学理，则应属孙文'，就是凭这三条，孙文当选为第一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之让袁，治史者平心而论之，实旨在为国为民"[11]。此种言论，貌似公允，实则错谬百出。
必须先搞清楚一个概念：孙不是"让位"，而是"还位"于袁。革命党人和南方独立各省，从开始酝酿到具体筹组民国临时政府，自始至终都把临时大总统一席定给了袁世凯。
辛亥革命，为开天辟地以来，华夏第一次旨在建立民主共和政体并获得成功的革命，一时多少英雄豪杰、才人志士，公认大总统"非袁莫属"，岂能毫无缘由？
戊戌变法失败之后，袁世凯作为封疆大吏，首倡满清立宪，不遗余力地推行"北洋新政"，编练新军、发展实业、开办新式学堂，深得人心；1909年1月2日，摄政王载沣担心袁世凯功高震主，将他"着即开缺回籍养疴"，革命党人亦刮目相看，视袁为潜在的反清势力。1911年 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摇摇欲坠的清王朝将赋闲在家的袁世凯当做救命稻草，14日到26日连发七道谕旨，从湖广总督、钦差大臣，到总理大臣，委任的官职越来越高。
袁世凯出山之时，革命形势已如惊涛裂岸，短短两个月，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浙江、贵州、江苏、安徽、广西、福建、广东、四川等省市相继宣布独立，国际社会和立宪派强烈要求罢兵息战，袁世凯审时度势，开始着手南北议和[12]。
国内最早公开报道以袁世凯为民国大总统消息的是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机关报《民立报》，该报1911年10月21日报道："《每日镜》（Daily
Mirror）、《伦敦晚报》（London Evening
News）及其他各报宣言孙逸仙已选袁世凯为第一总统。"27日，武昌起义仅过半月，湖北军政府的首脑人物就以"全鄂士民"名义，写信劝袁世凯"率部下健儿，回旗北向，犁扫虏廷"，"汉族之华盛顿，惟阁下之是望"（杨敦颐《满夷猎夏始末纪》第八篇）。
11月12日，黎元洪又通过刘承恩带信给袁世凯，明确表示，只要袁氏"与吾徒共扶大义，将见四百兆之人，皆皈心于公。将来民国总〔统〕选举时，第一任之中华共和〔国〕大总统，公固不难从容猎取也"。黎元洪作为当时独立各省之总代表，上述表示无疑反映了当时整个南方对临时大总统人选的取向，并且对当时政局与新政权的人事安排起了重要作用[13]。
当时还在英国伦敦的孙文得知南方各省关于大总统"非袁莫属"的意向后，专门致电军政府表示同意："总统自当推定黎君，闻黎有推袁之说，合宜亦善。总之，随宜推定，但求早固国基。"黄兴则早在11月9日就以南方民军司令名义致电袁世凯："兴思人才原有高下之分，起义断无先后之别，明公之才能，高出兴等万万"，诚望袁世凯"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直捣黄龙，灭此而朝食，非但湘、鄂人民戴明公为拿破仑、华盛顿，即南北各省当亦无有不拱手听命者。"
1911年12月2日，在汉口召开的各省军政府代表联合会议作出决定：通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决定"虚临时总统之席以待袁君反正来归"，待袁世凯反正，即公举为临时大总统；12日，14省共39名代表由武汉、上海齐集南京，在14日举行的全体会议上再次决议：暂缓选举临时大总统，"临时大总统未选定以前，以大元帅暂行其职务"；18日，临时政府代表伍廷芳与袁世凯的代表唐绍仪于上海正式举行和谈。
既然临时政府决定以大元帅暂行临时大总统的职务，"虚位待袁"，又何必推选孙文为临时大总统？
原来，黎元洪、黄兴都不愿当副元帅，在大元帅职位的问题上僵持不下，而临时政府又迫切需要一个头面人物出来暂时行使大总统职权，恰好孙文12月25日来归，选举其为临时大总统，乃解决这一难题的权宜之计。29日，孙文当选临时大总统之后，在黄兴的要求下，不得不立刻根据汉口决议，"声明暂时就职"，随后以各省代表联合会之决议精神致电袁世凯："文既审艰虞，义不容辞，只得暂时担任......文虽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并在就职誓词中特意表明："至专制政府既倒......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可见，孙文就任的临时大总统从一开始就只是一个"虚位待袁"、有名无实的临时大总统，先前"虚临时总统之席以待袁君反正来归"的情况并未因孙文当选而改变[14]。
心有不甘的孙文确曾有过取消南北议和，誓师北伐、直捣黄龙，冲破"虚位待袁"藩篱的打算。但是，黄兴主张"化敌为友"，让袁世凯做"一个民选的总统"（《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汪精卫更是直言不讳："你不赞成议和，是舍不得总统吗？"[15]何况，临时政府穷得叮当响，南京十余万民军的费用没有来源，黄兴急得吐血。军队的伙食从干饭改为稀饭，后来连稀粥都不能保障。孙文为借款焦头烂额，以致出让满蒙向日本借款，由于国内外舆论的强烈反对，借款谈判才被迫终止[16]。
另一方面，驻外公使纷电北京，要求俯顺民情，承认共和（《辛亥革命》丛刊（八））；各国政府停止向清廷支付业已谈妥的贷款，更是釜底抽薪，北洋丧失了继续作战的财力（袁世凯《请收回封爵成命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第1743号），上至段祺瑞等较为开明的高级将领对于共和"甚韪之"（廖少游：《新中国武装解决和平记》，《辛亥革命资料类编》），下至普通官兵"多被感化"（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4篇）。民国建立后，顽固守旧的冯国璋等也"赞成共和"（廖少游：《新中国武装解决和平记》，《辛亥革命资料类编》）[17]。
革命党人议和的底线是：实行共和政体，否则一切免谈。梁启超对南北情势洞若观火："项城兵虽厚，然欲藉此以平十四省，则不仅势所不可，力所不能，且亦心所不敢。"（《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6册）
1912年1月16日，袁世凯率全体阁员联衔上奏，以"民贵君轻"为由，陈述"民军所争的是政体而非君位，所要的是共和而非宗社"之情状，请隆裕太后和宣统皇帝"俯鉴大势，以顺民心"；26日，坚决反对共和的"君主立宪维持会"（宗社党）首领良弼被革命党人彭家珍炸死，皇族为之胆寒，无人再敢出头反对共和。2月12日，隆裕太后以宣统皇帝的名义颁发退位诏书，在中国施行了两千多年、以一家一姓统治天下的君主专制一朝终结；13日，袁世凯通电赞成共和，孙中山向参议院送交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的咨文。
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职民国临时大总统，蔡元培代表孙中山致辞祝贺。袁世凯"以和平收革命之功"，包括皇室在内的满族没有面临血光之灾，避免了全面内战和类似法国大革命的悲剧，这一巨大的历史功绩，不能因其后来复辟帝制而加以否认或选择性遗忘。
注释：
[1]严昌洪、马敏：20世纪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历史研究》，2000第3期。
[2]茅家琦等《孙中山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3]韦慕庭《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新星出版社，2006.8。
[4]断水楼主人《清朝之末路》，《革命评论》第7号，日文版，支那革命专号，1907年1月1日。转引自饶怀民《黄兴评价中的几个问题》，《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1989年第2期。
[5]董增刚《孙中山"大同盟"思想与同盟会辨析》，《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年第6期。
[6]唐德刚《袁氏当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4。
[7]陶文钊《美国与中国的三次革命》，《中共党史研究》，1990年第2期。
[8]陈小雅《关于辛亥革命"避免论"的几点思考》，《求索》，1992年第6期。
[9]同[3]。
[10]《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人民日报》社论，1981.10.9。
[11]同[6]。
[12]夏斯云：袁世凯接受共和原因新探《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4年第1期。
[13]陈一容、张国镛《孙中山"还位"辨正》，《史学月刊》，1997年第3期。
[14]同[13]。
[15]萧超然主编《中国革命史稿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7。
[16]李菁《天下为公：孙中山传》，华文出版社，2006.11。
[17]夏斯云《袁世凯接受共和原因新探》，《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4年第1期。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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