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立: 我亲眼看见挖人眼球
九评退党征文

八十年代末,我在中国北方当警察,在科里负责三大刑案件的预审(杀人、强奸、抢劫)。当地百姓流行一种说法:高丽(朝鲜族)过年杀狗,共产党过年杀人。的确每逢十一、元旦前都要杀一批,少则三两个,多则七八个。对个别犯人的处决,上面有命令,不开“公判大会”,秘密处决。这省了不少事,找个“二俾”警察把犯人从看守所提出来,拖到围墙角,给他一枪,也就完事了。

当时社会发案率高,公安局有两本帐,一本是应付省公安厅的月报,这是编的假帐。如:上报发案三起,破案两起。实际发案三十二起,破两起。有的公安局胆子大,报发案五起,破案五起。这样做常受到上级的表彰。为了荣誉大家就都说假话,谁说真话谁吃亏,于是“不破不立”。但杀人案就不好瞒了,每年都有发案高峰期,那年发案高峰期平均每四天发生一起杀人案,两天半发生一起强奸案。

我审的案子,不少都是应当判死刑的人。记得那年,我审的一个犯罪嫌疑人姓杨,二十多岁,身强力壮,曾因犯盗窃罪被判过两年刑,出狱后在一家国企水泥厂干活。他每天要不停地从汽车上用双手把从山里拉来的石灰石掀下去,手磨破了,缠上布条,几下子,布条就烂了。十指流着血,他知道自己是劳改新生,尽量要表现好一点。看他老实,别人常欺负他,他一直默默地忍受着。每月发的工资是装在一个纸袋里,他的班长、车间主任每月都从他工资袋里抽出几张钱,他每月所剩无几。他把此事向党支部书记、工厂一把手反映,党支部书记、工厂一把手不管,那些人每月照拿不误。他有病了,还不准休假。厂里只有医务室的卫生员同情他,说:“手都磨成这样了,怎么还让干活啊!?”一句温暖的话,把他感动得泪流满面。他终于决定要把车间主任、班长、党支部书记全部杀掉。作案那天傍晚,为了壮胆,他买了一瓶“北大荒”白酒,喝得只剩一点了。他捅了书记一刀,又误杀了一个人。接着他拎着带血的刀来到了医务室,卫生员一见他,吓坏了。他说:“大姐别怕,我不杀你,厂里人就你对我好,我来看看你。”他走后,卫生员报警,使他束手就擒。

执行死刑那天,法警把他从号里提出来,他非常镇静,面不改色,微笑地向我点点头。法警用脚蹬着他的后背拽绳子,把他捆得结结实实。他戴着脚镣,后背上还插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杀人犯杨xx”。这时我看见他腰间露出一个红布条,就问他:“这是什么?”他说:“你帮我往里塞塞,这是我妈前几天托人给我捎来的红腰带。我妈说,穿上红裤头,红背心,扎上红腰带,死的时候一定要脸朝天,这样就上天堂了,脸贴地就下地狱了,我一定要脸朝天。”我说:“这不可能,你戴着脚镣,后背着双手跪那,枪一响,你一头就栽那了,不可能翻过来的,别瞎想了,快想想还有什么要交代的。”他接着说:“xx科长,我早就听号里人说了,你是个好人,从来不打我们,拿我们当人待,我求你个事,我到时候真的翻不过来,你帮我一把好吗?兄弟我求你了。”我对他说:“好吧,你放心走吧。你尽量自己翻,一个念头,自己翻,自己翻,枪一响,你就翻,记住了吗?”他咬咬牙说:“记住了!”我拍拍他的肩膀说:“祝你成功,一路走好!”我看他的双眼湿润了。

这时法警过来拽他上车,他不时回头瞅瞅我。押赴刑场前要在大街上转一圈,也叫“游街”。街道两旁站满了人。许多人跟着车跑,有人在喊:“杨大侠,有种!!二十年后还是一条好汉!”刑场在一个山坡下,外围早已挤满了人,而且渐渐地往里靠,根本拦不住。每次枪毙人,都是急急忙忙来,急急忙忙跑。被执行的人站成一排。他站在排头,然后让他们跪下。这时他回头看,我站在离他不远处,向他摆摆手,他也点点头。枪响了,只见他象鲤鱼打挺一样翻了个身。我当时想,是不是没打着。我冲了过去,只见他脸朝天躺在那,左眼一股股地往外冒血。我用脚踢了一下他的肩膀说:“好样的杨大侠,你真的翻过来了。成功了!”

我转身刚要走,只见一个穿白大褂戴口罩的人,蹲在那在挖一个犯人的眼睛。一把前头弧型的剪刀,塞进眼里,转圈剪几下,把一个象扒了皮的熟鸡蛋一样的眼球拿了出来,然后放进身旁一个装有液体的瓶子里。动作麻利,相当专业,看了不免有点恶心。这么多年来,每次枪毙人,我都是坐在车里,老远地瞅一下,这次不是受人之托,答应帮人家一把吗。在回局的途中,我问法医:“那是谁在挖人家眼睛啊,要让人家知道了多不好。”法医说:“大老远的,看不见呐,接着就火化了。医院买了,二百元呐。”我问:“钱呐?”法医说:“花了,他不是想吃红焖肉吗。”我想起来了,执行死刑命令下达后,有一个犯人家属走关系,问那个死刑犯想吃点啥?他说:就馋红焖肉,于是派人去买了一小碗。我陷入了沉思。法医瞅瞅我说:“操那份心干啥,这也叫‘废物利用’吗。死了还能为人民做点贡献,是好事吗。再说了,这也是上面的精神吗。”法医比我年龄大,我没再说什么。多少年过去了,我一见到红焖肉,就会联想起那段难忘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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