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子专栏】火眼看罪犯
天灭共产党(6)
依照加拿大温哥华基督教王进财牧师的说法:共产党剥夺天赋人权,是邪魔,所以天要灭它。天灭共产党的理由可以依据它"永不注册"的共匪邪道,依据它通过党组织变异公检法之警察、法官仁爱情怀和检察官、律师正义精神的事例。《冷眼看律师》理性清晰地证明:寄生司法局暗控律师协会的共产党,已成使国家和社会整体坏死的"恶性肿瘤";律师本是公民社会里专职的人权辩护人,在中共盗匪严控的山寨国,却与家人共同成了共匪的政治人质;党有领导权,全民无人权,活着即幸福。如此中共"恶瘤"注定要将邪恶进行到底,世间没有任何人力能清除它。共匪只能被洪水、地震、瘟疫等天灾淘汰,惟有以退党、退团、退队之"三退"声明与中共毒瘤划清界线的人才会免于天灾祸害。结论:赶快三退。作为一个社会观察者冷眼看律师之后,再以孙悟空似的金睛火眼看罪犯,就能一眼看透共产党白骨精似的妖魔本质。共产党惯于玩贼喊捉贼的政治游戏:它背叛北伐革命,就栽赃国民党背叛北伐;它消极抗日,就诬蔑国民党消极抗日;它抢夺抗战成果,却说蒋介石下峨眉山摘桃子;它发动内战,却倒打一耙......这个党当然知道这是谎言。可它不停地颠倒黑白使人虽知道可能它就在撒谎,却也不敢相信国民党。它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你谁都不信时,它就可以妖言惑众搞统战。它现在可劲地说西方妖魔化中国,将其魔鬼似的阴笑藏在愤青的叫骂中,一刻也没停过将国家当网站办却不登记领证的领导魔术,非法地为所欲为地无恶不作。
《冷眼看律师》业已指出:中共山寨国的法律主要是管老百姓的而不是管政府的,管官员、警察、法官、检察官、律师的是各级党组织的红头文件。法律在1949年之后的中国,说白了就如同中国暴发户和贪淫官的二奶,主要是陪共产党在黑暗的政治床上欢腾的,不是来管制共产党的。火眼看罪犯,共产党就是中国最大的犯罪团伙,从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怀孕,就种下了从1922年到1949年在中华民国里通过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两次内战中的所有打老板、烧地契、绑活票等非法行为的政治精子。中共生来就是罪犯。
1950年之后,土改肃反、三反五反、反右文革、镇压学生、迫害信仰等所有全国性的政治运动,共产党都是首先发红头文件、强硬社论煽动,而后用法律或装模作样骗人或装腔作势吓人,整个国家机器人员--政府官员、公安警察、法院法官、检察院检察官、事务所律师等--全都成了共产党的犯罪工具和教唆人员。这样它就成功地成了寄生在国家司法机制里的恶性肿瘤,能够卓有成效地驱使警察、法官、检察官、律师保护自己犯罪,逼人犯罪,好人和英雄也不可幸免。
去年在党的七一生日鱼跃而起的刀客杨佳就是这样一个好人转型的杀人犯。杨佳是个北京的好儿童好少年,儿时被父亲培养出读书和逛书店的好习惯,对学校那些洗脑的教科书懂得只需要马马虎虎应付就可以了,却因品行端正在父母乱扔垃圾时毫不含糊地批评并捡到垃圾箱。老师评价杨佳"从不与人打架,也不调皮捣蛋"。就这样一个儿时生活充满阳光、知书达礼的孩子,却被共产党的跛足改革开放给了一个父母互相猜疑对方有外遇而离婚的单亲家庭,导引他成了一个在网络上结交了119个美媚的绿野青年和一个喜爱行万里路的旅游者。杨佳是一个过马路走横道线、从不闯红灯的极具公民素养的人,却在山西被警察打坏牙齿、在上海租车被警察冤枉和打伤后要求索赔遭拒绝,最终被逼成一个持刀袭警(死6伤10)的杀人者。杨佳比武松还威武:警察不还我公道,我就还警察每人一刀。
杨佳无疑是个英雄型的杀人者。10个月之后被称为女杨佳的巴东女子邓玉娇杀人却不是出于英雄豪气,出刀纯属事急被逼。她只是在野三关镇梦幻城休息室洗衣服时,拒绝酒足饭饱的招商办主任邓贵大等三名官员行淫欲求后遭到邓贵大往脸上扔钱、往沙发上摁人图谋强奸之际才操起水果刀的。淫官一死一伤一吓破胆,邓玉娇自首。显然邓玉娇是个好女人,她根本就没有杀人意图,只为捍卫贞操。
相比之下,早于杨佳、邓玉娇之前7、8年的山西杀人者胡文海更有献身精神:他谋划杀了14人,坦然陈述:"近年来,历任村干部贪污行贿,欺压百姓,村里的小煤矿(村民冒着生命危险)等企业上交的 400余万元被他们瓜分。4年来,我多次和村民向有关部门检举反映都石沉大海,公安、纪检、检察、省、市、区的官老爷们给尽了我们冷漠与白眼......那些只挣着工资的人民的公务员开着30多万元买的小车耀武扬威,根本顾不上办案,甚至和村干部 相互勾结欺压老百姓......。我只有以暴制暴了,我只能自己来维护老百姓的利益了......。实际上,我每年的收入都有4、5万元,我完全可以不管这些事!但是我不能!我的良心告诉我不能这样做,我不能对此置之度外。官逼民反,我不能让这些蛀虫们再欺压人了......。我知道我将死去,如果我的死能够引起官老爷们的注意,能够查办了那些贪官污吏,我将死而无憾,否则我将变成厉鬼也不放过他们......"
稍有些阅历或者知识,就不难发现:胡文海、杨佳、邓玉娇都是正道社会的正经好人,只是不幸地"生长在共匪红旗下,杀人在新的邪社会"。胡文海如果生在中华民国的当代台湾,其正直善良、仗义执言、与村民和睦相处的品性,完全可能成为一个有荣耀、有保障的县议员,不需要杀人殉道。杨佳如果生在"学校即社会"的美国,接受杜威主义的民主教育,他做公民可能比奥巴马还合格,可以公正指挥警察而不必以袭警杀人的"一个人起义"来讨说法。邓玉娇如果生在中国宋朝,她就是一个可以载入史册的烈女。他们被冠以"杀人犯"罪名,只因为生在共匪山寨国的21世纪:有钱可以享有嫖娼、聚赌、包二奶、同性恋等邪道自由,但有良知却不能有批评政府、讨论政治、关心人权的正道自由。如此中共新(邪)中国,正经的尚有血性的好人,被逼不杀人就惟有做人皮猪狗。
在共匪山寨国,全社会都沦为放大了的劳教所和看守所,国家机体患政治癌症而坏死。共产党通过政府、家庭等机制变异着胡文海、杨佳们。警察、法官、检察官和律师以及老百姓,都这样你坏带着我,由于共产党恶瘤的肿大而成为坏死的社会细胞。天灭中共是定数。三退救人是慈悲,即历史安排好的剥离中共寄生机体上的人。退党、退团、退队之"三退"声明,就是与中共毒瘤划清界线的标记。依照中国人"苍天有眼"的正统思维逻辑推理:这些人将被天灾放过。雪灾、地震、洪水、瘟疫都在向你警示:你的性命很危险,生死取决于你一念之抉择。
朋友,有人跟你讲三退,你听了吗,退了吗?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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