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是认清毛泽东系列节目的第27集。在这一集我们向大家介绍在大跃进运动中,毛泽东是怎样用人民公社把中国农民变成了农奴。。这次节目内容来自著名作家张戎女士的著作《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的第四十章 --"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的后半部分。
大跃进中还有一场灾难:大炼钢铁。毛规定一九五八年中国钢铁产量为一千零七十万□。这个指标是这样来的:六月十九日晚,在中南海的游泳池旁,毛问冶金部长:"去年是五百三,今年可不可以翻一番?"冶金部长迎合说:"好吧!"
正规的钢铁厂受命"多装快炼",日夜加班连轴转。但"洋炉子"不管怎样被滥用,还是远不能完成毛的指标。毛叫全国人民造"土炉子"。被"强制性"(毛的话)卷进土法炼钢的人起码有九千万。
炼钢需要废铁,人们家里的铁器便交了出去,有用没用的都交,哪怕生活必需品,像门上的铁环,做饭的铁锅铁铲。宝贵的农具也填进了怎么也填不满的土高炉。为了大炼钢铁需要的燃料,长满森林的山被砍秃,农民的草房被扒掉。人们一天二十四小时围着土高炉转。收获季节到了,收庄稼只剩下妇女儿童,大片庄稼烂在地里。
毛一心惦记着他的"一千零七十万吨",每次见到管经济的人,他都要拿手指头当计算器,一根根扳着算时间:今年还剩多少天?"钢铁尚未完成,同志仍需努力!"到年底,《人民日报》终于以套红标题报导指标达到。但就像毛自己承认的:"只有四成是好的。"这四成实际上是正规钢厂炼出来的。土高炉出产的最多不过是生铁,大多连生铁也够不上,是些毫无用处的"牛屎疙瘩"。
至一九五八年底,中国上马修建的大型企业高达一千六百三十九座,然而,只有二十八座建成投产。多数成了"胡子工程",半途而废的比比皆是。被浪费掉的设备不少是花巨资从苏联买来的,因为没有基础设施而闲置一旁,任其生锈报废。毛不惜一切代价的贪多求快,反而使他的军事大国梦更加遥远。生产出来的飞机、坦克、军舰一直受到质量问题的困扰。毛要送给胡志明一架直升飞机,飞机倒是运到边界了,但工厂不敢送出手,怕胡坐上去机毁人亡。
大跃进时,人们真是累到了极点。毛说:"不休息,这是共产主义精神。"他不断要大家互相"竞赛,、"挑战"。只见水利工地上,肚子里空空如也的男女老少一天十多个小时,或挑着一百来斤的担子奔跑,或挣扎着飞快地挖土。山路上挑水浇庄稼的人们也在小跑。守着土高炉的人就更不用说了,高炉虽是废物,可是不能停火,人们得昼夜往里填东填西,往外刨这刨那,常见有人累昏在地。
一九五八年夏天,中国实行农村人民公社,把全国几亿农民集中在两万六千多个公社中。毛说公社的好处是:"大,好管","便于管理"。经过毛修改、被他称为 "宝贝"的公社章程,规定社员的生活全部围绕着一个中心:劳动。社员得"交出全部自留地,并且将私有的房基、牲畜、林木等生产资料转为全社公有"。他们得 "根据有利生产和便于领导的原则"集中居住。他们必须"积极参加劳动"服从指挥调动"。人民公社实质上就是一个个大劳动营,人民公社制就是农奴制,五亿五千万中国农民成了农奴。
毛甚至设想过取消中国农民的姓名,而代之以号码。这一设想在河南等地试行过,地里劳动的人们,背上缝着大号码。毛要抹掉他们,人"的象征,把他们变成一群埋头苦干的牛马。社员只能在公共食堂吃饭。在家开伙不但不允许,连锅、灶都被砸了。不出工就没有饭吃。"扣饭"成了常见的惩罚,基层干部不高兴谁了,就叫谁挨饿。
为了吃上饭,无奈的农民往往搬到食堂去住,男女老少挤在一处,隐私当然是没有的,家庭生活也无从谈起。各自的房屋因无人照料,在风吹雨打中坍去。刘少奇一九六一年春返乡视察的记录上,有一个天华大队,公社化前有一千四百一十五间房屋,到一九六一年,只剩下破烂不堪的六百二十一间。
公共食堂初建时,正是毛泽东宣布中国粮食太多时,基层干部于是放手让农民敞开肚子吃。这样的吃法只持续了一两个月。至今相当多的人仍以为敞开肚子吃是大饥荒的原因,其实它只是让大饥荒来得更早更猛,一九五八年尚未过完就已经有大批人饿死。三年后,毛满心不情愿地同意解散食堂时,农民欢喜之余,却发愁无锅无灶,有的无家可归。
饿得虚弱无力的农民还得干沉重的体力劳动。不干不行,有干部监督,用安徽凤阳一个副大队长的话说:"群众是奴隶,不打骂不扣饭就不行。"基层干部的穷凶极恶往往也是不得已,他们不这样做就会失掉监工头的特权,自己和全家就会沦入"奴隶"的境地。
这些干部也是狱卒,把农民死死关在他们的村子里。中国传统上老百姓遇到天灾人祸还可以有"逃荒"一条生路,毛政权把这叫作"盲目外流"而一再严禁,有农民这样痛诉:"日本鬼子来,我们还可以跑,今年(一九六。年)我们哪都跑不掉,活活在家被管死了。我家六口人,死掉四口人。"
由于饥饿,农民不得不"偷"自己辛勤种植的粮食,特别是还不懂事的孩子。基层干部的一个主要任务是抓偷。八十年代的调查报告《乡村三十年》里有这样一些记录:乔山大队总支书记、大队长"一天就活埋四个小孩,埋达腰深才被家人苦苦哀求扒出来。"段桥生产队长"用绳勒社员杨四喜小孩的脖子,放下后已断气(后被救)"!。殷涧公社赵窑生产队长,逮住一个偷青的小孩,用刀砸劈了小孩的四个手指"。
城里人的肉食定量一九五七年一人一年还有五点一公斤,到一九六零年降到只有一点五公斤。政府要人们吃"代食品",其中一种是像鱼籽似的含有蛋白质的小球藻,养在人尿中,吃起来非常恶心。周恩来带头品尝了这"食物"后,全国城市居民的蛋白质来源就指望它了。
波及全国的大饥荒自一九五八年起,持续至一九六一年,以一九六零年为最烈。这一年,根据中共自己的统计数字,人均热卡吸收量仅达一千五百三十四点八。城市家庭妇女的热卡量,据一向为中共代言的美国作家韩素音说,最高不过一千二百。而在臭名昭著的纳粹集中营奥斯威辛(Auschwitz),苦役犯的每日热卡量还有一千三百到一千七百。为了活命,有被逼得吃人肉的。《乡村三十年》记载:安徽省凤阳县仅一九六零年春就"出现了人吃人的残酷事件六十三起",其中一对夫妇,将亲生的八岁男孩小青勒死煮着吃了"。
在所有这一切发生的同时,中国的仓库里囤满了等待出口的粮食和其他食品,由军队或民兵把守。波兰学生罗文斯基亲眼看见"水果成吨的烂掉"。可是上面有规定:"饿死不开仓。"为时四年的大跃进使大约三千八百万中国人饿死、累死。
这个数字是这样算出来的。根据一九九五年出版的,由中国人口学家杨子慧等编著的《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一九五八到一九六一年中国人口死亡率分别为:百分之一点二,百分之一点四五,百分之四点三四,百分之二点八三。在它们前后三年的死亡率平均百分之一点零三(一九五七:百分之一点零八,一九六二:百分之一,一九六三:百分之一)。比平均死亡率高出的就是非正常死亡率。用非正常死亡率去除这四年的中国人口,得出非正常死亡人数共三干七百六十七万。
这个数字被刘少奇证实:他在大饥荒中的一九六一年初告诉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已经有三千万人非正常死亡。
这是二十世纪最大的饥荒。而这完全是人为的,是蓄意的。中国的粮食出口仅一九五八、一九五九两年就高达七百万吨,可以为三干八百万人每天提供八百四十热卡。这还不包括肉类、食油、蛋品等大量的出口。如果没有出口,中国人一个人也不会饿死。
大跃进一开头,毛就告诫中共高层做好大批死人的思想准备。在为大跃进揭幕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他大谈死亡是"白喜事":"是喜事,确实是喜事。你们设想,如果孔夫子还在,也在怀仁堂开会,他二干多岁了,就很不妙。讲辩证法,又不赞成死亡,是形而上学。""[庄子死了妻子以后)鼓盆而歌是正确的""人死应开庆祝会"。
乍一听来,毛好像是信口开河讲哲理。但这代表他的政策。安徽一个公社党委书记被带去看饿死的人堆时,几乎是在重复毛的话:'人要不死,天底下还装不下呢!......人有生就有死,那个人保就哪天不死!"有些地区规定死人后"不准哭","不准带孝"。
毛甚至还大讲死人的实用价值。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九日,他对八届六中全会说:"人要不灭亡那不得了。灭亡有好处,可以做肥料。"
毛多次说过为了他的目标,他准备以无数中国人的生命作代价。一九五七年,他在莫斯科对苏联领导人说:"为了世界革命的胜利,我们准备牺牲三亿中国人。"在 "八大,二次会议上,他说:"人口消灭一半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好几次。"他从汉武帝说到宋朝,都是几千万几千万地死人。"原子仗现在没有经验,不知要死多少,最好剩一半,次好剩三分之--"。
毛知道他搞大跃进,中国会死多少人。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毛对中共高层讲:除了"大办水利"以外,"还要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人很多,这样一来,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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