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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处女卖淫案的另一面

 2009-07-30 15:31 桌面版 正體 打赏 0
7月16日,昆明通报"处女卖淫案"最新进展时,我正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其中伊万诺芙娜的法庭控诉,以及她女儿索尼娅沦为妓女的遭遇,让我震撼的同时,也对此案有所反思。我突然惊觉,案件发展至今,几乎所有舆论的声音,都紧紧围绕事实本身而展开,有一说一,十足的理性客观。警方的推定逻辑,辩护的攻防,似乎都默认,即使该案未见得是事实,可假如一切指控属实,也没有讶异的理由。

但是,假如一切"属实"--难道这样一个事实,"父母出卖女儿",不比执法中可能的失当,更应让人心战栗么?首先抵达的情感,难道不是悲伤而是愤怒么?人们会愤怒,是因为一个少女的纯真受到了伤害。可是别忘记,在此之前,一个父亲和一个母亲,在人性上早已被伤害乃至被"泯灭"了。难道真会有人相信,为人父母者出卖自己的女儿,只是因为"穷山恶水刁民",或是好逸恶劳的人性之恶?

法律与理性当然是必须的。我诧异的是发出的声音比例会这么不协调。舆论好像全没觉察,事实与日常宣讲听闻的"道理"多么背离。哪怕仅仅问一问,这个家庭真实的生活景况,还有多少家庭与他们境遇相近,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为什么这么多年来,人们在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时,并不觉得他在诲淫诲盗,读了《渴睡》中困倦的小保姆为了好好睡一觉而掐死她照看的婴孩,也不觉得契诃夫是在鼓吹犯罪?就因为他们是"大文学家"吗?

那只是因为,除了法律和一般的道德约束之外,人类永远还需要以另外一种触觉来关怀自身的命运--那是弹性十足,充满悲悯和感性的触觉。解读本案,不仅需要法理,也需要文学乃至信仰。

要重申,我绝不贬低理性、法律的价值。需要的是不同的背景声,声源可以是知识精英的浅吟低唱,也可以是市井小民的窃窃私语。可惜,我们听到什么呢?"含泪劝告"、"做鬼也幸福"......更遗憾的是,这样的声音不是被遮蔽,而是被遗忘了。

会有人说,难道每个人的罪错都怨社会吗?是的,每个人都决定同时"被决定"着,无辜有罪常常只隔一纸。怎么去区判责任?

有一个笨办法:个人的责任随社会给予个人自由度增减。在个人自由度大的社会,个人应为自己的罪错担负更大的责任。而相反的"父权社会",当公民们更多"被"决定,他们的责任可以相对减少。只有父性的权威,而缺少母亲的怜惜悲悯--就像俄罗斯作家常呼喊着的"俄罗斯母亲"一样,这样的社会和制度,只会培养病态的成员。比如一个社会或制度,已让身份固化成为阶层壁垒,让阶层向上流动困难万分,人们的所为,有多少能算"选择"的呢?

仅仅是法度的标准更严格,将过去的无罪判为有罪,仅仅是执法的力量更强大,可以通过各种办法找到犯罪的证据,然后将犯罪错者像垃圾一样清扫掉,像害虫一样消灭掉,行使着淋巴细胞对癌细胞的职能,却缺少预防、呵护的行动,甚至缺少呵护的声音,能说今天比100年多前的俄罗斯,在所有的维度上都进步了吗?

悲悯,也是社会的一种软实力,而我理解,软实力当然主要不是对外的。悲悯也是救赎,而救赎,其实不是拯救别人,而是拯救自身。

"人有病,天知否?"如果不能认识到苦难不仅施于受害者,也加诸我们每个人身上;罪错不仅来自施加者,也出自于我们每个人手中,那么真应了大学生拉斯科利尼科夫那句话:"人这种卑鄙的东西,什么都会习惯的!"

最后,我愿意承认,也许人们急于辨明真相、诉诸理性,乃是对眼前另一种现世威胁的恐惧,压过了对未来的关怀。不能说这是一种错误,它只是,更加值得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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