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并且和马汉茂教授交往十年，如今他去世离我们而去又是十年。
十年交往我从他那里学到了些什么，十年分离又让我们感到失去了什么？这组成了我二十年，甚至可以说终生对他的怀念。
我和马汉茂教授交往的那十年，是非常特殊的十年。他从五十岁到六十岁，这十年是人生中最成熟的十年，生命的顶峰。而对我，四十岁到五十岁，这十年也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十年。作为一个从封闭社会，从极权社会出来的知识分子，这十年是特殊的，无论从生命还是精神和知识的意义来说，它都是进入一个人最有创造力时期的十年。
本来这个“时期”对一般社会的人来说，是已经进入完全成熟的时期，然而对于我们来说，却由于生长在一个黑暗的时期，一个病态社会，各方面的彻底转变，知识框架的建筑却还在进行。然而这却正是第三世界，尤其是来自共产党社会的知识分子的共性。谁没有感觉到这点，这方面的变化，就只能够证明他缺乏基本的感知能力，思维能力，还停留在共产党教条的文化世界。
我是从一九六九年冬天开始，从感情上、思想上全面反叛出共产党社会，开始了我对于马克思主义等哲学问题，思想问题的研究探索的。
第一个十年是意识形态的对抗，认识论、思想方法的探索，以及相应的各方面知识，数理、文史、外语的学习准备时期。
第二个十年是知识框架、以及认识论、哲学基础的完成时期。
认识马汉茂教授，到他那里工作的时候，正好是我第三个十年的开始。这十年是我基础工作完毕，真正全面进入研究和创作时期。在我和马汉茂教授的十年交往中，他潜移默化地给了我很多的帮助和影响。可以说我在他那里的工作，在很多方面都有他潜在的影响。正为此，马汉茂去世的时候我感到极度的悲痛，在今天纪念马汉茂教授逝世十周年的时候，我更感到这十年和马汉茂教授的交往，在我生命中的重要意义。
我在马汉茂教授那里完成的一个最重要的变化，就是“文字语言”的变化。
到马汉茂教授那里工作的时候，我已经完成了思想上的彻底转化，其中包括对近代哲学问题的把握，数学和理论物理、外语基础的奠立，我的思想已经基本上走在了启蒙以来的科学思想路上。但是我必要说的是，正是在马汉茂教授那里，我走完这个过程的最后一段路。
记得在最早提交给马汉茂教授的论文当中，还有很多诸如“解放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中国人民如何等”共产党社会遗留在血液中的说法。是马汉茂教授对我指出这种文字是不能够使用的，它有着先入之见的判断。这立即使我更深地感到，我们这代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的，无论是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拒绝共产党，还是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框架彻底改变，它都包括着非常细致的、具体的内容。从此我的每篇文章在写作的时候，在写好后总是习惯性地首先重新审查行文，尽可能地赐除各种从小习惯的语言，各种“假大空”的提法。马汉茂教授的这个看法，也使我更加注意西方学者和书籍的论述方式与语言。
在马汉茂教授那里我完成的第二个变化，那就是我彻底告别了华而不实的，雄辩的，带有浪漫色彩的马克思著作的文风。在最初提交给他的论文中，尽管语言在他的意见下有了变化，但是行文变化还不很明显。而在我力图提高语言干净的变化中，在行文上彻底告别了以往，回到了正常世界。
这本来也是一个一二三的事情，因为在中国文字传统中，就有“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在西方也有文字写得越简单，越深刻，越隽永的传统。如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罗素。他使用的总是最简单的英文文字，但是表述的却是最深的英文内容。然而，对于我们这些受革命宣传，浮夸的假大空歌颂文字影响下长大的一代人，却也是一个要经过艰苦努力才能够真正认清，并且达到的过程。这个过程，在我在马汉茂教授那里的中期工作中明显地显现出来。
说到这里我要谈谈“大字报文风”的问题。实际上如果套用这种说法，“大字报文风”，我的上述两个变化使得我彻底告别了“大字报文风”。
如果说我在最初十几年的工作是彻底告别大字报的思想方法，那么，在马汉茂教授那里，我彻底摆脱了任何大字报的痕迹。
常常有人把我们这些明确地拒绝共产党，拒绝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看法，说成是大字报式的。因此在这里我要指出究竟什么是“大字报”。
大字报的特点是“整体主义”的思维方式，“意识形态化的”的行文，“假大空”的概念语言。大字报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教科书上的那种唯物、唯心，反映论的思想基础上的。这种思想是武断的二分法，非黑即白的贴标签式的论说。所以那种在这样一种思想方法语言习惯上的文字，不管它宣扬什么，是在批判还是在陈述，它都是一种专断、大字报式的。
在纪念李慎之的时候，那种给李慎之贴上“自由主义”的贴标签式的做法和纪念文章正是大字报式的。正因此，我在马汉茂教授那里的学习变化的结果，使我根据自己的教训立即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我在马汉茂教授那里完成的第三个思想变化是观点性的。这就是，在马汉茂教授那里的工作初期，我是一个全盘西化论者，尽管那时我已经感到了一元和多元的矛盾，西方社会自身存在的问题，启蒙以来的科学思想工作者对多元文化，对中国传统的推崇问题。但是由于共产党的一元论，进步观，我却仍然对中国传统有着很强的审视态度，以及盲目地，胡子眉毛一把抓地对西方的推崇。
在马汉茂教授那里，他谈到中国文化，尤其是谈到德国文化时的心平气和，尤其是批评态度，使得我这个刚出国门的人，心存疑惑地开始平行地进行了思索。
最直接地例子是，论罪行，德国最近一百年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令人发指地屠杀犹太人，产生了这个直接给百年来人类带来无数罪恶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但是德国社会和知识界却没有如中国那样的一个反传统。
第二个例子是，当代中国那些共产党培养出来的精英，眉毛胡子一把抓地推崇德国哲学，例如把根本上对立的卡希赫和海德格混为一谈，也和马汉茂对德国知识界的批评成了一个对比。这一切，在马汉茂教授那里工作，在和他接触的日子里，我一直不断地在对比思索，最后完成了究竟如何看待传统文化的过程。
这个过程从我到马汉茂教授那里工作开始，大约也走了将近十年。马汉茂教授的这些影响渗透在我当时的，和我其后的工作中，这些影响是超越他短暂的生命和时间的。
到二零零九年六月八号，马汉茂教授整整离开了我们十周年。然而马汉茂教授生命的痕迹永远没有消失，我相信还有很多人，在他们和马汉茂教授接触的时候，留下了那个充满活力生命的影响痕迹。正为此，我亲身体会到，他在人间留下了我们不尽的对他的怀念！
2009-6-8
德国埃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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