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冬：美国和欧洲离银行国有化不远了

知名分析师陶冬在其个人最新博客文章中指出，去 年10月美国政府推出的不良资产救助计划（TARP）已经 失败，美国的银行业始终挣扎在存亡的边缘，当下一个 金融浪潮袭来时，美国（以及欧洲）政府将银行国有化 的可能性颇高。

以下是陶冬最新博客文章全文：

30年前，中国人创造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不久，美国人会创造出"有美国特色的资本主义"。

经济是一种存在。有需要时经济会出现变化，政治 家再将其贴上充满实用主义的标签，使其存在合理化。 其实，存在就是合理。时至今日，美国的银行业始终挣 扎在存亡的边缘，当下一个金融浪潮袭来时，笔者认为 美国（以及欧洲）政府将银行国有化的可能性颇高。

2008年10月，美国前财长保尔森推出的7000亿美元 的不良资产救助计划（TARP）已经失败。当时，雷曼兄 弟倒闭引发极度恐慌，市场失效、资金断流，整个金融 体系濒临崩溃。为稳定市场，拯救经济，保尔森炮制出 这一巨额的金融救助方案。

该方案希望达到三个目标：一是稳定银行同业拆借 市场，将利率恢复到正常水平；二是剥离有毒证券，整 固银行资本金；三是重启银行金融中介功能，为经济复 苏提供必要的信贷支持。

这三个目标，只有第一个勉强实现。当时，市场对 政府的注资活动并不买账，美联储的政策利率一降再降 ，但同业拆借利率在相当长时间都维持在高位。最终， 美联储的强力干预将同业拆借利率拉低，但公司债券利 率至今仍然高企。

当保尔森推出TARP不久，便发现运用公款剥离有毒 证券困难重重，政府既没有能力，也不应该担当为这些 资产定价的角色。美国最终放弃了剥离打算，循英国模 式直接向金融机构注资。

注资使银行躲过了倒闭的劫难，但是银行并未因此 开始向实体经济借钱。尽管联储不断地将巨额流动性注 向金融体系，银行却没有将之转移到有需要的企业和个 人手中。这就是说，银行的中介功能消失了，因此被称 为Zombie Bank(僵尸银行，类似民间"活死人")。

这个活死人帮不了经济，却不介意浪费公币。高盛 伦敦一地的花红，据报是政府救高盛注资额的70%。美林 巨亏，但仍突击发放奖金。AIG一方面伸向手要钱，另一 方面却在度假胜地开豪华派对。花旗自身难保，资金却 被拆到中东。

化解目前银行危机的关键在于剥离有毒资产。这些 有毒证券，多为复杂的衍生产品，每份合约均不相同， 场外交易，而且现在基本上没有交易量。没有市场，便 难以定价：价定高了，纳税人吃亏，政府很难让步；定 低了，股东吃亏，银行高管不愿让步。于是，清理工作 举步维艰。但市场又极度敏感和被动，任何风吹草动， 都可能带来这些资产价格的新的暴跌，给银行损益表带 来巨大窟窿。

金融机构的运作，全部建立在借贷杠杆之上。金融 风暴下，它们的资产缩水了，但债务却没有缩水。单看 资产负债表，美国三大银行中有两个已经技术性破产了 ，而这反过来影响金融稳定和市场情绪，并加剧了信贷 收缩。

尽管如此，投资者、贷款者和储蓄者还和它们打交 道，是建立在"Too big to fail"的前提之上的，建立 在政府会全力救助担保的假设之上的。这便给了那些该 倒又没倒的银行一个有恃无恐的理由。它们在处理资产 上善价待沽，在成本缩减上拈轻怕重，在信贷上也不积 极。更可怕的是，有毒资产时不时发作，每次都迫使政 府巨资搭救，同时带来市场的恐慌。

次贷危机至今已有18个月，雷曼兄弟事件爆发也有 半年多了。拖延对银行的重组，带来了一次又一次的金 融险情，并将金融危机传染向工业生产、贸易活动、就 业市场，将世界推入战后最严重的衰退之中，甚至加大 了出现萧条的风险。

在引进国有化之前，财政部长盖特纳作出了最后一 次尝试，推出公私投资计划（public private investm ent programme），试图在市场的框架下利用私有资金来 剥离有毒资产。这是解决银行困境的一次有益的尝试， 也应该会得到私有资金的响应，但是此计划注定很难持 久。盖特纳计划存在着明显的风险／回报不对称性。潜 在的风险几乎由政府独自担负，但利润却流向私人投资 者。这是对私人投资者一个超优惠的期权，风险有限， 而潜在回报则可能无穷。

不过这种以纳税人的钱来慷慨请客的做法，很难持 续。美国政坛与选民对政府斥巨资拯救金融业的态度， 与几个月前相比已有重大改变。等美国国会议员们弄清 楚盖特纳方案的个中奥妙，笔者相信白宫很难得到进一 步的拨款。目前盖特纳方案有能力处理５０００亿至１ 万亿美元的有毒证券，但是金融业至少有３万亿资产需 要去毒。

盖特纳计划给人们带来希望，但是总有一天市场会 发现银行的有毒资产并未全部剥离，剩下的仍然可能给 金融业造成巨额亏损，金融风险未必象想像的那样已经 远去。这时候，政府的资金有限，拯救银行的工作却不 能停。

笔者认为，政府政治上和财力上很难不断给银行股 东送大礼，当资源上难以为继时，美国政府的下一步便 是将部分大银行国有化。诺贝尔奖得主克鲁格曼和斯蒂 格里兹均强调国有化是解决银行困境的最终解决方案。 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也基本认同这观点。

以美国的政治格局、意识形态和社会理念，政府进 行国有化并不容易。政府可能将手中持有的优先股换成 普通股，全面稀释现有股东的股权，迫使银行管理层服 从政府的意志。在清理有毒资产上不再拘泥于市场定价 ，而是以大股东的名义，下令银行管理层接受人为的定 价，迅速处理掉有毒资产，稳定住人心，让信贷重新开 启。这种做法事实上已将银行国有化，但是名称上却可 能不摆明车马，避免意识形态上的争拗。

这种做法和当年中国银行改革是设立资产管理公司 大同小异，目的是将银行的不良资产包袱摘掉，除去隐 患，轻装上阵，重新开始借贷。不同的是，当年在中国 朱镕基一声号令，不良资产就剥离了，而今天美国的银 行高官们却为定价问题迟迟不行动，其后果是有毒证券 想癌症那样不断复发，银行需要一次又一次注资，金融 秩序无法恢复，借贷难以展开，经济不断恶化。

实行银行国有化，是对资本主义原则的背叛，对市 场游戏规则的践踏。不过，当政府走投无路之时，当市 场功能失效之时，当银行股东利益妨碍整体经济利益之 时，这也许就不得以，必须做的。银行国有化是政府手 中的最后一颗子弹，也许是决策者化解金融海啸的最后 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