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香港对官员如此严苛
同宗同文的香港
香港环境保护署助理署长日前被环保署自揭家丑曝光，指该官员每日上班逾一半时间在浏览色情网站。环保署表示，通过内部网络监控系统已搜集到足够证据，并送交公务员事务局展开正式纪律行动。一旦处分成立，该官员将面临被革职的最严厉处分。
看 了这则新闻，我的第一反映就是：不就是上班浏览一下色情网站吗？多大的事儿，用得着把人家的乌纱帽取下？换在内地，这样的事情最多也就是批评教育一番，写 个“深刻”检讨了事。君不见，前段日子四川南充市地方海事局工作人员利用上班时间在海事船上打牌，反响极为恶劣，经媒体曝光后，当事人所受的惩罚也不过是 罚款10元钱。因此有网友调侃这种隔靴搔痒的“严肃处理”：太重了太重了，罚酒三杯就可以了嘛。
在我的印象里，香港是一个民主自由社会， 社会环境相对宽松。但事实上，香港对待官员，尤其是高层官员是出了名的严苛。2007年，香港广播处长（即香港电台最高负责人） 朱培庆因为观看桌上脱衣舞，运气很不好，被狗仔队拍下了与脱衣舞娘的亲密照片，在多方的压力之下，他不得不宣布提前退休，官运就此了结。
早 在2004年，香港特权就由第二届政府开始实行高官问责制。第一个被问责的高级官员就是抵抗非典不力的卫生局长杨永强。之后，更有不少高官载到这个问责制 上。香港《公务员品行总则》规定，官员“不得有任何令人怀疑公务员队伍是否公正，或令政府声誉受损的活动或行为”，否则将会受到纪律处分。虽然没有证据证 明朱培庆观看桌上脱衣涉嫌权钱交易，也无法证实环境保护署助理署长没有在另外一半上班时间里尽职尽责，但显而易见他们的行为已经损害了公务员形象与政府声 誉，理应受到纪律严惩。
香港特首曾荫权在竞选时曾经提出口号：“我会做好呢（这）份工！”曾荫权的口号毫无夸饰之意。在香港担任公务员， 确确实实与“打工”有得一比。公众以纳税为代价，换取政府的公共管理服务，并且监督政府及其官员的所作所为。在这种监督之下，官员们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境 况比打工仔有过之而无不及——一个在公司打工的普通职员，其权益受《雇佣条例》保护，偶有过错，或者在道德上有些许瑕疵，尚不至于动辄就被炒鱿鱼。这说 明，对于香港的官员来说，香港的做官环境一点儿也不宽松，一点儿也不自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民众之于政府和官员，也委实达到了“苛求”的地步——我想， 宽待民众，严苛政府，而不是恰恰与之相反，这其实是民主社会的应有之义，也体现了一个尽人皆知的常识：是民众监督政府，而不是政府监管民众。
我们与这个常识有多远，也就意味着我们的社会与民主社会有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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