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善用郑南榕留下这台湾人共同的资产?

二十年前,自由时代杂志创办人郑南榕为了捍卫言论自由,自焚抗议国民党以叛乱罪嫌的拘提,四月七日是郑南榕逝世二十周年纪念,郑南榕的遗孀叶菊兰与独生女郑竹梅接受本报专访,同时也经由母女对谈追忆丈夫与父亲。叶菊兰认为,二十年后的今天,如何善用郑南榕留下这台湾人共同的资产?如何不去亵渎他?这对一个以这么痛苦方式选择死亡的人才是公平的。

问:在台湾争取民主的进程中,郑南榕先生代表着一个清楚的座标,你如何看待这二十年来的沉淀与得失?

叶菊兰:国共联手 对台威胁更大

叶菊兰:二二八六十周年时,听到前国史馆长张炎宪老师说,郑南榕争取百分之百言论自由,他以杂志社做基地,突破许多政治议题的禁忌,推动包括二二八历史的伤痕、台湾独立的主张、新宪法、新国家的倡议,其中以二二八为例,在一九八六年郑南榕还没做二二八平反运动之前,台湾的文人、艺术家不敢有自己的表现,也不敢用自己土地上的人民做基础,去从事各种领域的创作,因此在此之前会没有根,等这个最大的禁忌突破后,所有的创作者就从自己心里的牢笼中奔放出来,对自我比较没有设限,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历史关键。

过去,我一直没想到这个问题,我只想到郑南榕有留下一些资产,如言论自由的争取,又如当他很大声、骄傲的说他是外省籍的台湾人的时候,他已经很清楚的在国族认同上做了定位;可是对于很深沉的艺术、文化更广面向的影响,则是张炎宪老师点出的,我想想确实如此,一九八六年之后,诗歌、文字、绘画、摄影、影片开始展现自我的个性与信心,否则之前只是为当权者服务的工具。

长久以来,我们都对政府的资源给予很大的关注,而对许多深沉的东西没有被关照到,最近我和竹梅在谈,究竟这二十年留给我什么东西?在二十年纪念文集中,我一字一泪的敲下一些文字,我最深的感受是,二十年是一个世代,看起来很长,但转眼就过了,我们没有一天不想念郑南榕,心里的痛,我们用忙碌去把它忘掉,二十年我们在野,也经过执政,然后挫败,我们又再次回到在野,然后发现环境比过去更艰困,因为我们发现过去我们面对的对象是威权的国民党政权,二十年后国民党回来执政,一些威权的遗留还是没有改变,更糟糕的是它与中国的倾斜牵扯,带给我们更大的阴影。

威权已经带给我们很大的压迫,现在是国共联手把中国政权这个更大的敌人带到台湾的天空,环境确实更为艰困,小孩子由九岁变成现在的独立自主,但是我们的社会呢?我们的是非价值标准是否还一致呢?当言论自由好像从天上掉下来,如同空气可以自由呼吸一样,你不知道二十年前是有人用生命帮你换来的。看起来好像有进步,但心中的阴影却是更大的。

我从去年败选到现在,一直有着很深的忧虑,当年从政的目的是希望郑南榕为言论自由失去生命后,我们的下一代不要再这么痛苦,但是我们建构了二十年的努力之后,这个忧虑依旧在,而且更大,我们的下一代又要如何来关注这个问题?因此当竹梅告诉我她要写爸爸的书时,我完全支持她。竹梅有她的心路历程,我做为母亲,觉得很愧对小孩,居然让她还要面对上一代未解决的问题。

郑竹梅:威权残余 心理上没解严

郑竹梅:民主本来就不是做一件事情就可以完全做好的事情,每个社会都是如此,她始终是一个不断往前迈进的过程,所以那个美好想像的蓝图会一直在前面,社会也才会一直进步,所以不是一次二十年、一次政党轮替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威权的残余,或许是政治上解严了,但文化上没有解严,心理上没有解严。

叶:过去是对抗威权,但现在是蓝绿对立,非蓝即绿,确实是往前滚动,但是我们做为这一代的还是会愧疚。

问:民进党曾经自诩是郑南榕等民主先辈的承接者,但在执政后却遗忘与堕落,进而把政权交出,你怎么看?

叶:党的堕落 要集体担苦果

叶:这是粗心问题,民进党成立在郑南榕坐牢的时候,他出来后,一直扮演让民进党头痛的角色,政治人物一般都会选择平安的路来走,这是人的本性,没有什么好谴责的,但郑南榕认为为了整个社会的改造,禁忌的突破,就没有办法走在平坦的路上,而民进党应该带头做这些工作,当民进党没有做时,郑南榕就一直呼吁做为政治的改造者必须带领与突破。我也常在想,如果郑南榕今天还在,他会怎么做?民进党执政,我自己也是团队成员,这个问题让我来谈,有很大的困难,但是我身边有一个诤友,就是郑竹梅,女儿支持我,但是也会讲不好听的话给我听,乍听时真的有些...

郑:没有,我觉得我提醒的不够多,没有尽到我的责任。

叶:八年沦落到把政权再度奉送出去,这是我们责无旁贷必须要去承担的责任,我们必须集体承担,必须去检讨为什么会这样?我们是不是勇气不够?是不是有些话该说没说?是不是有些事该做但做的不够多?我经常反躬自省,总是很难逃避,我只能用一句话形容,我们必须集体承担这样的苦果,因为最后人民选择放弃民进党,甚至给予民进党最深的谴责。如果郑南榕还在会怎么做?我想郑南榕会做很多让人头痛的事,他就是一个特立独行,不管人家会怎么说怎么看,他认为该做就会去做。

问:竹梅写父亲的起心动念是什么?

郑:父亲远见 20年后仍受用

郑:为什么想写?动机很单纯,就像九岁时想写诗给爸爸一样。这二十年的变化,二千年民进党执政,二○○八年再度政党轮替,然后陈云林来,野草莓的运动,就是这样慢慢在心中发酵,觉得台湾的选举每次不论赢或输,总是会有另外一半的人会失望,本来这是民主的常态,但是为什么会有一半的人这样心痛?好像我们期望的社会不是这样,当我看到这种难过,这让我更难过,所以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我们没能去解决?后来我扩大来想,其实所有人都是受害者。

我看到许多草莓世代的学生运动,居然很多成员是来自混血家庭背景的人,甚至来自深蓝的家庭,跟我们以往的认知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想的是我们这个世代有没有什么对话的可能?因此我用我的方式,想有一些参与。如果与我同辈的人想知道过去曾经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会很高兴,当然我会有我的诠释权,这是一个诚实的东西,别人看过后也会有他的诠释,但就是让多一个人知道。

叶:竹梅这二十年其实是把自己藏起来的,二十年后的今天,她想写一本书,写爸爸,为自己写,于是留职停薪,她就这样写了。这件事情与她的生命是息息相关的,等于是对她生命来源的人去寻找他的足迹,把它记录下来。我满高兴的,她已经长大了。

郑:过去隐藏,因为不想诚实的去面对一些东西,现在时间拉得比较远了,已经二十年,觉得时候到了,也不知道最后完成的会是什么东西,但是就是一个开始。

为了写书,我开始第一次有意识的在阅读一些资料,觉得很有趣,例如当时的社论在呼吁"有热血有胆气就组党",又如爸爸说,"有些新闻自由,对内不足以客观报导,对外不足以捍卫自保,既无以取得人民的充分信赖,又无以抵抗政治势力的侵犯,这是台湾新闻媒体的莫大悲哀。"对于中台关系,他认为"应该站在和平与平等的地位上,才有可能,因为和平是人类共同追求的目标",这些是写在二十年之前,但放在现在还是适用,不知道是他太先进?还是我们太没有进步?

问:台湾这二十年时而前进、时而退步,两位期待台湾的下一步该怎么走?

郑:社会的和谐对话很重要,是不是每到一个新环境,都要先试探蓝绿,才决定要不要做朋友?我觉得这是很不好的,有些共同的价值应该共有遵守的,例如国家的公权力不可以去欺压人民,必须让人民有主张的自由,即便我不同意你的言论,但我会维护你的言论自由,不同政党倾向的人,是不是可以有理性讨论的空间。

叶:政治就是你的生活,很多人说不要管政治,但政治无时无刻不在影响你的生活,我们这一代经过很多冲突与对立,下一代的生活很优渥,又没有经过压迫、被压迫、反抗、反反抗的时代,我会希望年轻一代去关心社会的变化,去监督不管哪一党执政的当权者,你选出了马英九,你就要监督他,就像我们选出了陈水扁,我们也要去监督他,这是公民社会的责任。我自己也反省,社会给政治人物太多的能量,给其他的太少,让我们的社会满畸形的。

郑:你是指公民社会的参与吗?现在年轻人的优势就是资讯发达,你可以在网路上使用一些工具去搜寻资讯,就可以知道选择是什么。

叶:对!透过资讯自由化后,要有独立判断的能力,什么是价值?每个人的价值可能不同,你不能强加你的价值于别人身上,但有些价值是普世的,不分年龄、种族、肤色一致的,例如民主、自由、言论自由、不伤害别人的言论自由,年轻人应该共同去找到必须共同捍卫的目标。对于政治人物,就是不断监督,并且勇敢的讲出来。

因此,对于郑南榕二十年后的反省,在蓝绿冲突、社会撕裂的阶段,看看郑南榕的成长,他写的文字,在二二八那年出生对他的梦魇,他对台湾国族认同的清楚选择,他用生命捍卫这块土地人民该有做为人的尊严,包括牺牲我和竹梅的幸福去做了这个选择,这样的典范,后面的人如何善用这台湾人共同的资产?如何不去亵渎他?这对一个用这么痛苦方式选择死亡的人才是公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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