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容芬:德国之声背信弃义

波恩消息:节目主任格拉姆施2月6日星期五在电台欢迎13位参加德国之声中文节目讨论的客人。艾力克·拜特曼台长紧接着明确表示,德国对外广播电台"既不是北京的传声筒,也不是异见人士的传声筒,而是德国的人权之声。"

保持距离与多元信息是德国之声新闻工作的基本原则。节目主任说,本次讨论的目的在于与批评者交流,倾听、理解批评的理由,清除直接对话的障碍。德国之声则从自己的角度阐释本身的立场和决定。

3个多小时内,客人们与格拉姆施、主编缪德拉克·索立奇、亚洲部主任西璧乐·高尔特-施罗德女士以及前中文部主任马蒂亚斯·冯海音就对中文部节目的责难、编辑部的工作方式以及保证质量的措施等进行了讨论。没有一位与会者再重复德国之声是北京传声筒的责难。尽管未就所有问题达成一致意见,与会者仍表示会继续进行建设性的公开对话作为对中文部节目的反馈。 

看到德国之声德文网页上这条消息,我一下子找不着北了。邀请信中明明白白写着"内部交流",会上主持人又三令五申,不要对外宣传。有人问,事先答应了记者采访,怎么说?主持人说,那就只发表本人意见,不要谈及讨论。尽管我很不以为然,还是信守这条君子协定,为的是德国之声能够痛改前非。那天会上他们确实有浪子回头的表示,一再示好,检讨错误,怎么过了个周末就翻脸不认了?不让人家说,自己却捅出来,而且捅的不是真相。真敢小看人,以为中国人全都看不懂德文?

我仍信守约定,一诺就是一诺;但是德国之声上述报道不实,不能不让人掰谎。

拜特曼台长紧接着明确表示,德国对外广播电台"既不是北京的传声筒,也不是异见人士的传声筒,而是德国的人权之声。这话经过了太多的加工,距离新闻报道太远了。趁记忆犹新,我把那个场景还原一遍。,

台长最初的原话是:"德国之声是人权之声。" 我发言时先赞扬了他这句掷地有声的话,他打断我,强调 "您听清楚了:是德国的人权之声。"  我说那就更明白了,然后做了一个对比:在法国广播电台的中文网页上,左边有一个栏目,就叫做《人权》,都是维权的项目。在德国之声的中文网的网页上,没有"人权"的这样的栏目,却有一个《2008奥运》的栏目。一下子台长就吃惊了。问我什么时候看到的,我说今天早上上火车之前,我又打开电脑看了一下,还在那里挂着呢。 台长先生声和节目主任当即承认这是一个错误。

接着我又针对台长先生所说的德国之声的受众对象是寻求信息的外国人指出:"中文网页对贵台受众对象的解释是信息传播者与决策者。" 台长问:"您在哪里看到的这种解释?" 我说:"打开中文网页,点击左上角'简洁',进去就看到'受众对象:首先是信息的传播者以及决策者,第二是生活在海外的以德语为母语的人和学习德语的外国人,最后是生活在国外的德国人。'这也是我今天上路前看到的,在场的中文部成员戴英先生可以作证。第二和第三与您说的已不同,第一条尤其离谱,在中国,信息传播者是官方媒体,决策者是政治局常委里的九个老爷们儿。德国之声是为中共官媒和政治局常委服务吗?"台长连连摆手,哈哈大笑,说:"德国之声绝对不是播给政治局的九个老爷们儿听的。"我说:"不只吧?"台长先生答道:"当然,九个老爷们儿听德国之声,我们会非常高兴。"

与会者轮流做完自我介绍,阐释了基本观点,台长先生倒开了苦水,一方面他理解各位的命运,另一方面他也必须承认对方的进步,特别是经济成就,他既不能完全站在异见人士一边,也不能完全站在中共一边。

按照节目表,台长先生只露个面就够了,可是他坐了一个多小时,很可亲,很谦卑,仿佛老熟人,还特别对农学博士黄思帆说,以后要和她讨论农业问题,说他1974年去过大寨参观。我的神经被刺了一下。台长离席走到门口,我忍不住喊了一声:"且慢!"台长回过头来,还沉浸在农业学大寨的幸福回忆里。"个人问题,可以吗?"台长很可亲,"请问!""您是六八年人吗?""当然是啦,我还保存着一本毛圣经呢,正版原装的毛圣经!"台长先生的自豪溢于言表,又重复了一句:" 我74年到过中国,还到过大寨呢!"

我仍信守诺言,不公布那天的讨论内容,只就德国之声公布的谎言公布真相。我从未说过德国之声是北京的传声筒,那天发言中自然不会"重复",但是我就德国之声的宗旨和受众对象提出了质疑,而且对拜特曼台长与中共的渊源提出了质疑。拜特曼先生是六八年人,文革中去过中国,学过大寨,至今保存着毛圣经。(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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