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上加霜
天黑了，我们全家老小默默地围坐在铺满麦草的地上，没有点灯，也没有人说话，等待着未知的命运。
突然，传来一个女人的哭声。我们又仔细听了听。
"是咱婶子，八成咱叔不行了。听说早几天叫人家斗得很厉害，还吐了血，"嫂子说。
像是一声命令，母亲立刻起身，顺手拿起一把烧纸，领着大哥、嫂子、二哥和我一起去了叔叔家。果然不出嫂子所料，婶子正在叔叔床前"我的爹啊我的娘"地哭，看见这个情况，母亲也坐到在叔叔床前跟着哭了起来："我的兄弟啊，我的好兄弟......你咋该走的？......亲弟兄两个一个头（一）天（走），一个第（二）天（走）......"边哭便点燃手里的烧纸。
我们一起哭了好一阵，婶子说："家里......啥也没有，怎么下地啊？你爷爷的棺材谁也不能用，他自己不知道哪一天......"
我未等到叔父下葬就回校了，只知道母亲后来多次哽咽着重复那句话："亲弟兄两个一个头（一）天（走），一个第（二）天（走），一个睡橱柜，一个睡门板，我一辈子的挖屈啊......"43年后的2003年清明节，我回家重筑祖坟准备立碑时，王作军告诉我，叔父下葬使用的确实是一块门板，尸体上盖了一张芦席。
叔父那年52岁，在第二生产队的饲养组里养牛。那时候，牛是最重要的生产工具，养牛这个活也不是一般人能干得好的。首先，因为牛草里要掺粮食做的料，所以饲养组的人一定要老实可靠，不至于偷牛料。牛下地了，饲养员要出牛粪，打扫牛圈，把牛草用铡刀铡碎并淘洗干净，以便牛干完活回来就能吃上草。"牛不吃夜草不肥，马不吃夜草不跑"，夜里还要给牛加餐喂草。晚上饲养员必须与牛为伴，睡在充满牛粪味的牛屋里。叔父是村里有名的老实人，平素寡言少语，干活又不惜力气，没有比叔父更令人放心、更适合当饲养员的了。
为何像叔父这样让人放心的人还会遭到不幸的呢？村干部把村里的人都斗遍了，也没搜出粮食来，忽然想到叔父：在喂牛前淘洗麦草、豆秸，偶尔会淘出麦粒、黄豆来，因而他们断定这么多年来一直担任饲养员的叔父家里一定有粮食，要逼他交出粮食来。叔父哪里交得出？就免不了遭批斗，批斗中被推拉扭打。据嫂子说，叔父被人推搡倒地，立时就吐了血。像叔父这样的老实人，受不了这样的气。父亲的自缢对叔父是雪上加霜，加速了他辞世。
第二天早上一起来，嫂子说："咱爷爷眼看着不行了，你能到大伙房里给他要点吃的不？"我拿起一个盛面的葫芦瓢，走到生产队的伙房里。几个炊事员正忙着准备全队的早饭，这里有和我家关系最好的二婶。我像一个乞讨的孩子似的伸出手里的瓢说："俺叔昨晚上死了，我爷爷也快不行了。能不能给我爷爷点糁子，叫我婶子给爷爷烧碗糊涂（稀饭）喝？"
二婶看了看我，又回头用征求意见的眼光看了看食堂会计王念昌。王念昌说了声："给他称点儿吧。"
二婶挖了一满碗糁子，放在秤盘上称了称，然后倒在我的瓢里。我领到了可以救爷爷生命的东西，很快地走到爷爷住的小屋里。
爷爷和衣躺在床上，身子倚靠着墙。他的眼睛全被眼屎糊住，随着喘气喉咙里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爷爷虽年事已高，却没有任何疾病，前几年还在晚上跑到十几里外的地方看戏，五个星期的饥饿已经使得他卧床不起了。
我走到他面前，喊了声："爷爷......"
爷爷没有听出我的声音。他的身边已经很久没有人了，他从山东老家带来的两个儿子已经分别于前天和昨天先他而去，他的心里该是怎样的痛苦！他努力想看看我，却没有睁开眼，用颤巍巍的喉音问："你......是谁？"
"是我，三儿。"
他似乎想说什么，却没有说出，只从嘶哑的喉咙里挤出"噢"的一声。
婶母还一个人呆坐在停放着叔父尸体的床旁。我把那一瓢糁子交给婶子。
这是我给爷爷尽的最后一次孝、也是唯一一次孝。我当时还未成人，不仅不能用自己力气挣钱给他买点吃的，就是自己一口一口省下的窝窝头，我也只能留给母亲一个人。（《共用的墓碑：一个中国人的家庭纪事》，未完待续）
注：
作者以自己的家庭为背景，从个人亲身经历的独特视觉，记录了自己的家庭和许多亲友丶邻居丶老师丶同学等的悲惨遭遇，见证了共产党执政後的运动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再现了那个时代的社会大悲剧，给读者提供了更具体丶更真实丶更可信的历史。
作者是一个农民的儿子，记事後目睹和亲历了统购统销丶合作化丶反右派丶大跃进丶反右倾等一系列运动，尤其是发生在1959-1962年的大饥荒夺去了数千万中国人的生命，其中绝大部分是农民。作者也在短短的28天内失去了5位亲人，他们默默地屈辱地死去了。他们没有代言人，没有人知道他们是怎麽死的，人们只知道那时候发生了“三年自然灾害”，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极少有人知道这後面的庞大的“非正常死亡”数字，更少有人知道其中的惨绝人寰的事实。
继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国人民蒙受更大的灾难，作者长兄蒙冤入狱，母亲死於非命。刻骨铭心的痛苦和强烈的历史责任感驱使作者把这段被掩盖了的历史真实地记录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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