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柏桥：改革已死 革命万岁！（图）
----兼论零八宪章的意义与局限
唐柏桥
2008年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一年，中国民间的维权抗暴运动风起云涌，已势不可挡。中国民主革命历时一百余年，如今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也到了最关键的时刻。过去一百多年来，无数仁人志士前仆后继流血牺牲，才换了今天这样的局面。我们不能让他们的血白流。中国何去何从？中国民主之梦何时才能实现？应该通过什么方式实现？这一系列问题应该引起我们严肃认真的思考。
不久前，成为媒体关注焦点的零八宪章横空出世，在2008年结束之际，掀起了新的一波争民主的浪潮，可喜可贺。与此同时，随着零八宪章的影响日益扩大，人们对此签名运动的议论也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入，并进一步引发了热心民主事业的朋友们对中国民主运动历史和现状及未来策略的广泛讨论。这无疑是一件好事。我也想藉此机会发表一下我对零八宪章及中国民主运动的浅见，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也希望各位前辈先进和民运同仁批评指教。
我在文章的标题就开宗明义地指出了我的大胆而且可能引起巨大争议的观点：改革已死，革命万岁。在正式展开分析之前，我必须就我的观点的两个概念作一个简单的说明或定义。我文章中所指的改革是在中共领导下的改革，主要是指政治体制改革，或者是致力于民主化，也可以称为改良，英文叫reform (或称political reform)，而革命则是指通过民众的反抗运动，彻底改变现有政治制度，并建立和健全民主体系，或叫民主革命，也可以称为变革，英文叫 revolution (或称democratic revolution)。
革命又可以根据其手段分为暴力革命及和平革命。我的观点是，中共通过政治改革实现民主已不可能，而中国社会的严峻形势及国际环境要求中国必须走向民主化，而中国实现民主的唯一出路是开展一场民主革命。我始终主张用非暴力的方式推动这场民主革命（注：非暴力并不等于当面对当局的严厉镇压时不能进行有克制的反抗，包括暴力反抗。我将专文讨论这一问题）。
首先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当代中国民主运动的历史。如果从清末算起，中国民主运动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包括一个世纪前的百日维新运动，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等。如果从中共执政后算起，则至少有三十年的历史，包括北京西单墙民主运动，八九民运，九九年开始的法轮功反迫害争自由运动等。这里我主要谈一谈中共执政后的民主运动历史。
从西单墙民主运动开始，中国民主运动经历了至少三个阶段：上书请愿和意见表达阶段，个体维权和群体维权阶段，群体抗议和大规模抗暴阶段。而中国民主运动的第四个阶段，也就是最后一个阶段便是全面反抗运动，或俗称的颜色革命或民主革命。当前的中国社会正处在第三个阶段，并逐渐走向第四个阶段。当然，这四个阶段往往会出现相互交错的现象，比如第一阶段的活动也会在后面的各个阶段出现，有时甚至会出现强大的声音，零八宪章就属于这种情况。而八九民运的诉求明明属于第一阶段，但却以第三阶段甚至第四阶段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也是八九民运注定失败的原因之一，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来自湖南的反抗独裁暴政的天安门三君子因向毛泽东像投掷鸡蛋颜料，却被要求中共改革的学运领导人扭送到中共的公安部门。
对于从事民主运动的人来说，如何正确有效地推动中国民主化，尽量避免中国民主运动走弯路是我们的主要工作，也是我们的责任。根据中国社会危机四伏的现状，随着中国民众的人权和民主意识的普遍觉醒，中国民主运动迎来第四个阶段只不过是时间早晚问题。我们应该跟上时代的步伐，通过我们的努力，促成第四个阶段的早日来临，阻止中共继续作恶，并一举终结中共的一党专制，为中国民主化扫清障碍。当今天我们签署零八宪章，谈论零八宪章的伟大历史意义的时候，我们同时也不能忘了我们目前所处的历史阶段，更不能本末倒置，将签名请愿作为我们的最主要工作。
我们现在的最主要工作是走向民众，帮助民众从事维权抗暴运动，并引导民众自觉地将各地维权运动汇集到民主革命的大潮中来。应该说，零八宪章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但是我们不能满足于签名，我们还要行动起来，组织起来，将零八宪章的精神得以具体落实。唯有如此，零八宪章的意义才能真正得以体现，才能与清末的公车上书、捷克的七七宪章一样名垂青史。
众所周知，无论是参与公车上书的维新者们，还是七七宪章的签署者们，他们都不是仅仅停留在签名和呼吁，而是身体力行，直接投身到民众的维权抗暴运动，为实现其理想而付诸实际行动。最终促成百日维新运动和天鹅绒革命。中国知识份子在过去半个多世纪来，动口的多，动手的少。有的甚至藐视和攻击用实际行动挑战中共的勇士。他们一会儿用“太激进”来攻击反抗中共的义士，一会用“非政治化”来中伤支持和参与民主运动的维权人士。今天我们必须从自身做起，拿出勇气行动起来，彻底改变中国知识份子“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清谈误国”的恶名。这样才能真正得到广大民众的尊敬和支持，无愧于历史，无愧于良心。
在这里我想举南韩当年的宪政运动来说明签名运动必须与民众街头抗议活动相结合才有意义。八七年汉城奥运前夕，南韩全国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全民争民主的群众运动，当时反对派领袖金泳三和金大中等在全国征集了一千多万要求修改宪法实行全国大选的签名，占全国人口的几近三分之一，可是，南韩全斗焕军事政权并没因此而主动修宪，迫使当局在汉城奥运前作出让步承诺修宪的是每天数以百万计的各界民众走上街头，发出愤怒的吼声。正因为如此，南韩人民才得到了世人的普遍尊敬。如果没有南韩人民遍及全国的街头抗议，也就不会有卢泰愚宣布实行全国大选的六二九宣言。而我们面对的中共专制政权，无论从哪方面讲, 都比当年的全斗焕政权残暴和邪恶百倍。
八九民运期间，全国各地学生和市民走上街头，以最温和的方式要求自由民主和惩治腐败，可是却遭到了军队用坦克和机枪镇压。从那一刻起，中共当局已经意识到他们对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滔天大罪，他们不仅不会还政于民，而且也永远不会平反“六四”。否则，他们将要遭到人民的审判。事实证明，二十年后的今天，面对中国民间的强大的呼声，中共不仅无意推行朝向民主化方向发展的政治体制改革，而且还大开历史的倒车，人权状况继续恶化。因此，今天如果我们还寄希望于通过请愿上书就能让中共主动还政于民，在中共的领导下实现民主，那就太天真了。
在零八宪章发表的同时，中共也在为他们的所谓“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大作文章，其实就是在为他们顽固实行专制进行辩护。胡锦涛还发表讲话，宣称中国要永远走社会主义专制道路，继续坚持象征着专制图腾的四项基本原则，拒绝走真正的民主道路。可是，由于中共过去三十年来拒绝政治改革，还政于民，中国社会已处在深刻的危机之中。腐败横行、贫富悬殊、道德沦丧、社会不公、司法不彰、官商勾结等问题越来越严重，已到了不变革不能解决问题的程度。与此同时，各地官民冲突事件或称民众抗暴事件层出不穷，愈演愈烈，民众的不满已达到极点，任何一个突发事件都可能引爆一场全国范围的全民抗暴运动。可以这么说，中共在庆祝“改革开放” 三十周年、拒绝推行民主的同时也宣告了改革的正式死亡。因此，任何人也无法阻止一场民主革命的到来。
在中国民主革命即将爆发的前夕，零八宪章的问世无疑有其积极的意义，也有助于进一步推动维权抗暴运动。但是，我们也要清楚地意识到，零八宪章及其所代表的任何主张改良的举动都不会得到中共的任何正面回应，更不会令中共专制政权感到真正害怕。他们真正害怕的是民众反抗意识的觉醒和街头行动，或者说是一场民主革命的到来。他们害怕贵州瓮安活火烧政府大楼所引发的连锁反应，他们害怕杨佳杀警所激发出的民众激情，他们害怕重庆计程车司机和教师所推动的全国各行各业罢工罢课，他们害怕湖南吉首江西铜鼓甘肃陇南等地民众维权抗暴所起到的示范作用，他们害怕“传九评促三退”所产生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他们害怕中国过渡政府吹响的向中共暴政开战的集结号……。这就好比中共是一座专制大厦，现在有人要直接推倒这座大厦，有人在拆它上面的砖头。大家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尽早在这块土地上建立起民主的大厦。
因此，拆砖头的不要去反对致力于推倒专制大厦的，反过来一样。零八宪章行动就像在拆专制大厦的砖头，而我们过渡政府就是在从事推倒专制大厦的活动，我们支持任何有利于建造民主大厦的活动，包括拆砖头的行动，我们也乐意在从事推倒专制大厦的活动的同时，帮助他们多拆几块砖头，毕竟专制大厦哪怕少几块砖头，我们也更容易推倒它。这就像清末时期的上书请愿运动与辛亥革命的关系。清末时期曾发生公车上书请愿活动，并催发了戊戌变法运动，此后上书请愿蔚成风潮，朝野各界贤达人士士大夫动辄联名请奏和请愿，直到清王朝垮台；与此同时，国父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和革命志士前仆后继发动起义，向专制腐朽的清王朝进行不妥协的斗争。革命初期，以康梁为首的改良派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都拥有更多的资源，具有更高的影响力，但是，随着民众民主意识的觉醒和清王朝的没落，尤其是革命与改良的论战结束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派渐占上风，并最终取得革命的成功。当时从事上书请愿的人未必愿意或敢于投身到革命行列中，但他们对推动历史的进步照样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有时候甚至是非常重要的作用。
与此同时，从事民主革命的志士也有的曾在上书请愿活动中签上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不可能仅仅满足于签名请愿，也不会将签名请愿作为主要工作，发动民众反抗暴政或起义才是他们的正务。我们很难想像，孙中山等仁人志士会在革命风暴来临之际，放弃策动民变兵变和发动民主革命的机会而一直热衷于上书请愿。
由于从事民主革命的风险远远超过参与上书请愿，他们中的许多志士为了更好地完成他们的任务和更有效地开展活动，必须将自己隐藏甚至伪装起来。这就是我们过渡政府及时提醒国内没有暴露身份的同仁，不要用真名签署零八宪章的根本原因。我们发表这样的声明，不是像有些人所想像的那样，是为了拆零八宪章签名活动的台，而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如果我们发表这样的声明是在拆零八宪章的台，那么，我们拆得最多的是我们过渡政府自己的台，因为我们一贯要求国内支持和参与过渡政府活动的人不要使用真名，包括我们最近推出的公民登记平台。
我们要求所有登记成过渡政府新公民的人不要使用真名。有人提出用真名更有影响力，对中共能形成更大的压力。我同意他的看法。但是，他只说到了有利的一面，没有说到不利的一面。否则，我们又如何解释我们曾反对网路使用实名的举动呢？众所周知，中共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多次对反对他们的人采取“引蛇出洞”的阴谋，然后来个一网打尽。如五七年的反右运动就是毛泽东自称的一场“阳谋”。这场“阳谋”导致五十多万知识份子被打成右派，从此后整个中国知识份子的脊梁骨被打断了。九八年的组党运动也是如此。这场运动被镇压后，以七九和八九民运骨干为主体的中国民主运动遭到了沉重的打击，导致整个运动停滞甚至倒退了好几年。这些都是血的教训。我们从事民主运动已有很长时间，应该学会从过去的失败中吸取教训，避免重蹈覆辙。否则，我们就辜负了民众对我们的期望，也愧对我们的历史使命。哪些借我们发表声明提醒国内志士不要轻易暴露身份而攻击我们胆怯的人，要么是政治白痴，要么是居心叵测。
因为他们连任何公开活动，无论是军事行动、政治活动甚至商业活动，都有需要严格保守的秘密这一点都不知道，还谈什么从事反专制的民主运动？中共当年发动学生开展所谓“反饥饿反内战”的游行时明文规定，要求学校里的共产党员不能暴露他们的党员身份。难道他们也是因为胆怯而发出这样的通知吗？孙子兵法有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如果我们让中共掌握我们的所有资讯，我们还能克敌制胜吗？更何况现在我们要以少胜多，出奇制胜。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有军人正在秘密策动兵变，难道我们也希望他们在零八宪章上签上他们的大名，然后等着中共来收拾他们吗？
总而言之，中国民主运动任何阶段的工作都是有意义的。我们既不能夸大零八宪章的意义，也不能贬低它的历史地位。这次的签名活动，既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甚至也不是历史上影响最大最深远的一次，它既无法与一百多年前的公车上书的影响力相比，也无法与十年前的要求重评“六四”的百万人签名运动的规模相比，更不能与在国际社会形成巨大影响力的七七宪章和古巴十万人要求修宪运动等签名运动相提并论。同样的道理，我们也既不能夸大过渡政府过去所作的贡献，也不能贬低它的重要作用。否则，中国民主运动始终处于一盘散沙各自为政的状况，无法有效地推动运动朝纵深的方向发展。我们既不能始终停留在上书请愿和发声明阶段------事实上目前整个社会形势的发展已远远超越这个阶段，我们应该至少跟上历史发展的步伐，不能开历史的倒车，我们现在要做的主要工作是为中国民主运动进入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阶段作好各项准备，如组织建设，组织动员，国策研究，理论指导，协调行动及拓展国际空间等；同时我们也不能全盘否定零八宪章的现实意义和对民众维权抗暴运动的鼓舞作用。而那些有意无意配合中共，利用零八宪章来打压和攻击过渡政府和“传九评促三退”的图谋，是注定不能得逞的。因为过渡政府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国内民众的支持和认同，“传九评促三退”早已成为中国反迫害争民主运动的重要组成部份，其影响已远远超过当代民主运动历史上的任何活动。我想藉此机会再次强调，对于有志从事民主运动和追求民主理念的仁人志士们来说，我们的共同敌人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共专制政权及其代言人。那些一有机会就跳出来攻击自己盟友的人，我们要加倍小心。
我们在呼吁关注零八宪章的起草者和签署者的同时，也应该继续关注高智晟、胡佳、陈光诚、郭飞雄、严正学、郭泉、力虹、杨天水、许万平、杨春林、郑贻春、黄琦、师涛、杨子立等仍在狱中的良心人士。他们都是身体力行的民主斗士，他们的勇气比仅仅停留在表达不同意见的人更高，他们面对的处境也远远比零八宪章的签署者们更恶劣。要求释放刘晓波的朋友们，不希望与刘晓波切割的朋友们，也应该要求释放高智晟、胡佳以及他们所代表的所有维权民主人士，也应该发表与他们决不切割的声明。任何人可以对他们中的某个人的做法或策略甚至品德保留个人的看法，但是，任何人没有理由否定他们良心犯的身份，任何人都无法否认他们所遭到的迫害和处境比刘晓波更加恶劣。既然如此，任何参与宪章的人，希望实现宪章中的五大理念的人，都应该拿出同样的道德勇气，发出要求释放高智晟和胡佳们的呼吁。我在此声明，我将永远不与他们切割，并将身体力行，直到他们都获得自由，直到中国实现民主，再也没有良心犯。我希望更多的人能发表跟我一样决不与任何良心犯切割的公开声明。
我们不仅要继续呼吁释放所有良心犯，继续像关注零八宪章一样地关注国内风起云涌的维权抗暴运动，防止中共转移我们对他们的注意力，我们还要警惕中共利用一派打击另一派的险恶企图。对民运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零八宪章的个别发起人曾高调攻击被中共视为眼中钉的高智晟、胡佳及郭飞雄等。他们的理由就是高智晟们太激进，是个人英雄主义的逞能表现，是在唱道德高调等。他们宣称维权民主运动不是道义运动，大谈“现实的维权恰恰拒绝充满美感的道义浪漫主义”，还提出“非政治化”的谬论。他们当时那样做的动机如何我无法揣测，当事实上起到了帮中共的作用是毫无疑义的。如今这些人转过身来就将自己描绘成道德君子，大肆贩卖道德，也忘了他们曾大肆鼓吹的“非政治”理论。他们以为别人已经忘记他们曾说的话，曾作的事。这是对民众记忆和智慧的玷污。中共是否因为在过去几年尝到了利用可以掌控的民运来斗不可掌控民运的甜头，眼看后者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如今又要故伎重演了？我们不能肯定，但我们不能不提防。因为这班人曾有过类似的前科。
为了将这个问题说清，我今天必须点出他们中的一位“杰出”代表。他就是只坐过共产党一天“牢”就满世界以良心人士代表自居的余杰。如果他不在零八宪章出台后急不可耐地借发表吹捧宪章的文章，攻击“九评共产党”，尤其是用文革式语言“炮制”二字来形容“九评”的出台，我还不会点他的名，撕开他的伪面具。这位余姓青年从来没有投身到民众的维权抗暴运动中去，也没有受过中共的迫害，却四处贩卖他的人权斗士和异议人士身份。他在过去几年里的拙劣表演已将自己永远地钉在了民主运动的耻辱柱上。他曾串通其他人士用卑劣的手段排挤和攻击著名人权斗士 郭飞雄，破坏郭飞雄与美国总统布什的会面，而他们给郭飞雄安的罪名之一居然是郭与民运人士走得太近；他曾以基督徒之名发表声明攻击和诬陷在中国受到最广泛和严重迫害的法轮功群体（见余文：基督徒关于法轮功问题的声明）；他曾大放厥词说杨佳是中国的希特勒（见余文：莫将罪犯当英雄）；他曾将民众的抗暴比作杀戮，大加鞭鞑（见余文：杀戮不能获取正义）……。他的斑斑劣迹已使他臭名远扬，可他却还毫不收敛。最近他更是变本加厉地攻击民运和法轮功。他在谈论中国民众的抗暴运动时诬衊攻击民运人士“为杀人者叫好”（见余文：杀戮不能获取正义）。他在谈论零八宪章时突然牵强附会插入攻击九评共产党和法轮功的文字，称“九评”是法轮功“炮制”出来的（见余文：我们唯有勇气和谦卑）。他的这一系列言论只是他个人的独立思想，还是经人暗示或授意而写，恐怕只有他自己或他的主子知道了。我感到纳闷的是，他最近的文章怎么总是在重大问题上与中共保持一致或接近的立场？而且出台时机也颇有讲究，比如在谈论零八宪章的时候，突然莫名其妙地攻击起《九评》和法轮功来，难道这一切真的只是巧合吗？年轻的余杰可能万万也不会想到，他的充满文革色彩的“炮制”两字可以葬送他一生的英名，将他处心积虑装扮出来的伪独立知识份子形象败露无遗。短短几年时间，就从一个充满理想的热血青年蜕变成文革时的姚文元式文痞，余杰的堕落值得我们每一个人警醒。
余杰及其同党过去对中国民主维权运动的损害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像。他们用了多少时间走入民间，为民众维权，令中共寝食难安？又用了多少时间来攻击自己的战友，与自己的战友打笔战，让中共窃笑不已。我很少涉足他们的论坛和阅读他们的类似文章，但因为我和他们同处民主运动阵容，我的电邮经常接到这类东西，我被强迫看过一些。我常常为他们将自己的聪明才干用在这类争斗上感到惋惜。他们中的另一个“杰出”代表甚至曾公开指控高智晟“由反共走向反华，堕落成了国家的敌人”。我要请问，他们所说的国家是哪一个国家？是谁统治的国家？诺贝尔和平奖热门人选高智晟何时又因何事居然成了一个国家的敌人？谁又给了他们指控某人是国家的敌人的权利？他们因为以异议人士或人权斗士的身份出现，具有很强的欺骗性，给维权和民主运动造成了极大的伤害。难道这些事情不值得我们指出来，并加以反思吗？因此，今天我们决不能再任由余杰和所代表的姚文元式文痞横行于中国知识界和人权民运队伍，助纣为虐。我们针对的不是他们个人，而是他们所服务的的邪恶势力（如果需要，我将另文驳斥余杰的一系列混淆视听的谬论）。我们要让那些企图长期两面通吃的人无法遂愿。他们要么站在反专制争民主的一边，要么站在专制的一边。我们不仅要让他们不能同时脚踏两只船，还要让他们不能同时获得来自民主和专制对立双方的现实利益。说白了，不能让他们左手拿中共的好处，右手接西方国家的资源。将来我们发现一个，就要揭露一个，毫不留情。这也是非暴力抗争策略的一种，属于金夏普所归纳的198种策略中的194种：暴露特务身份。如果我们明知这些人在伤害民主运动，明知中共可能在利用零八宪章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而不予以严正指出，就是对民主事业的不负责任，也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我也知道，我也许会因为这篇文章而遭到他们的围攻甚至某些不明真相的人的误解，但我依然要说。因为我爱惜中国民主运动甚于爱惜我自己，中国民主运动是我唯一的生命。只要有益于中国民主运动的事我都会去做，哪怕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
话又说回来，尽管我对于他们中的某些人过去所做的事情不表认同，但并不表示我要在争取他们的人权保障上保持沉默，他人的不自由就是我的不自由。这个社会上，只要有一个人不自由，我就不会感到真正的自由。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此生将离不开为自己和他人的自由而战。因此，当我发表这篇文章后，我将做两件事，一是签署这个宪章，二是签署要求释放刘晓波的公开信。同时，我也希望签署宪章和要求释放刘晓波的正义之士同时发出要求释放高智晟、胡佳及郭泉等的呼声。让这场运动真正成为中国民主运动的集结号，而不是为了建立另一个山头，甚至压制其他力量。
另外，赞赏零八宪章的文章已经很多，我不必要再一次重复这些观点。相反，我觉得有必要在此坦诚地指出零八宪章的两个小小不足。指出问题是为了解决问题，把事情做得更好。因此，这也算是对零八宪章的一种关注和支持吧。
一，宪章中提到中共政权时，称其为威权政府（authoritarianism）。对此我完全不能苟同。中共从成立的那一天起，就是一个赤裸裸的专制独裁政权。今天它无论如何包装自己，仍然是一个如假包换的专制极权政体（totalitarianism）。它既不是相对开明的威权政府，也不是过去中国传统社会的专制政体。极权主义与古代专制政体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藉助意识形态煽动人民疯狂的政治参与，从而实现其目标，而后者只是通过严厉控制来达到统治的目的。极权统治具有六个特征，即人人必须遵从的官方意识形态、唯一的群众性政党、由政党或秘密警察执行的恐怖统治、对大众传媒的垄断、现代的人身与心理的控制技术、中央组织与控制整个经济。中共政权完全符合这六个特征。我们甚至说它是法西斯政权也不为过。威权政府一般是指在二战后发展中国家的集权性政体，主要指东南亚和南韩、台湾等。它一方面具备以往类似于独裁统治的某些性质，但它又具有某些相对开明的特征，如采用专家治理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实行法制，部份开放新闻自由和有限选举等。它是所谓亚洲价值观延伸出来的一种东西。中共发现这一理论后如获至宝，过去一段时间特别热衷于这种说法。一些对中共心思洞察如微的御用文人甚至以异议人士或独立知识份子自称的人也乐此不疲。我不是想鸡蛋里挑骨头，而是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必须指出来，否则会被中共所误导和利用。威权和极权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可是它们是完全不同性质的两种政体。不同的专制政体在走向民主化时往往也会伴随着不同的方式。极权暴政由于其性质和曾经对人民所犯下的罪行，一般只有被推翻，民主才能实现。而威权社会还有可能通过和平演变的方式实现民主。这是一个很容易让人不留意的问题。其实是很重要大的问题。这就像针对一个人的罪错应该予以教育还是必须惩治是一样的道理。这里不仅有社会效应的考量，,也有社会正义的考量。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在这里专门指出来。
二，零八宪章没有对中共过去的罪恶和中国社会出现的危机进行有力的揭露和分析，使得它与七七宪章相比，存在明显的不足。七七宪章一开头就开宗明义地指出他们要求当局保障人权，促进社会开放和民主的理由。而零八宪章中对中共最大的一些人权侵犯问题故意绕过，既没有提“六四”镇压，也没有提法轮功所遭受的大面积迫害，这是另一处令人感到不足的地方，也有损零八宪章的历史地位和宪章起草者和推动者们的道德境界。法轮功受到的迫害持续而广泛，任何人不可能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可是，中国的知识份子在法轮功遭迫害问题上整体保持了沉默，这不能不说是当代中国知识份子的耻辱。当我们称一个人为勇士的时候，是因为他知道他从事的正义事业的危险性而义无反顾，就像高智晟、胡佳、郭飞雄等，而不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或心存侥幸的情况下作出的冒险行动。后者不叫勇气，叫倒霉。中国过去的擦边球做法有它一定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但是今天我们不能再停留在擦边球做法，这是对历史和民众的不负责任。因为历史的进程要求我们必须与中共做针锋相对的斗争，或者说因为民众已经行动起来了。如果我们再停留在擦边球做法，换句话说不越过中共所划定的范围，民众会毫不留情地抛弃我们。因此，过分抬高对零八宪章的评价，将签署宪章视为现阶段最重要的维权民主运动是不恰当的，也是对冒着生命危险投身这场运动的各界人士，包括社会弱势群体,法轮功反迫害群体,西藏同胞,地下教会成员等的正义之举的亵渎。中国民主运动必须改变过去相互吹捧、闭门造车的局面，必须走向民众，与民众同呼吸共命运,共同承担责任和风险。否则，不要说一万人签名,就是十万人,百万人,千万人,也对中共专制政权毫发无损。
最后，我想藉此机会提议签署宪章的朋友同时也登记成为过渡政府管理下的新中国公民。如果说零八宪章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那么，登记成为新中国的公民更是如此。建立过渡政府也是非暴力抗争策略的一种属于金.夏普所落列的１９８种策略中的最后一种：双重承认和建立平行政府。试想一下，如果中国人都公开表达不愿接受中共的统治的意愿，中共还能玩得转吗？这岂不是最温和最文明的非暴力抗争吗？有什么方式比登记成为与中共唱对台戏的过渡政府的新公民更让中共难堪和更能削弱中共的统治呢？说千言，道万句，我们不要让中共的阴谋得逞，不要继续被中共牵着鼻子走，不要让中共将水搅浑，而要及时将运动引导到对民主事业有利对中共统治不利的方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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