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自立:我看08宪章

所谓宪章发布,有人被抓,形成新闻,海内外皆知。对此笔者谈些看法。

其实,宪章所述都是人皆知之的民主常识。这个民主常识之所以引起注意,不在其内容,在其形式。什麽形式,就是他诉诸的对象。他诉诸何种对象,诉诸党和国家。什麽党?共产党;什麽国家,党国。於是,问题,就出现在这里。

我们说,如果作为一种民主抗争,否定国家意志,实行反对运动,则此文件,可喜可贺!因为,这是一种民意表达和独立精神——或言,这是对於皇帝上书的奏折,要让党国和政权一起,过来参加宪政游戏,说是大家排排坐,不分先和後。那麽,这个所谓宪章,意义为0;成为民丶君对谈。这种民丶君对谈本身,就是一种天方夜谈,海市蜃楼。可惜,这个文件在此方面的性质,模糊不清,罅隙甚多!所以,从理论上说,我们前此论述的自由主义定义,就是自由主义之作用於国家政治论,是在民主政权或者正在染上民主色彩的政权之下,而非对於毫无可塑性的极权主义国家意志,谈论自由主义。也就是说,民主和所谓开明专制的国家,可以由权力机构和人民团体互动互涉,实行国家干预或者不干预,国家改革和保守——但是,这不是在极权政权范围内进行的互动——这个政权,本来就不可能产生国家意志和人民意志的和谐与互动。所以,厘定这个前提,是人们清晰定义宪政——不管是47年宪政还是08宪政的关键——也应该是08宪政之要件。如果人们明确说,这个宪章明摆着就是一道上书,敦请国家大员参与民主进程,实行党禁开放和自由民主,并且同时请求他们或与共治,那麽,这个原则,就成为本身否定宪章的暗道陈仓!

90 年代以来,中国所谓自由主义者始终在厘清这个问题上不遗馀力,混淆视听,模糊是非,出现一轮论伪自由谈式的为党辩护说。这类辩护,从他们申明胡温新政开始,又要他们引领民主社会主义,又要实行与共产党的和解共生,互不批判和追究,产生忘怀1949年以来的一切历史的改革论,胡赵论。这种强调的内涵就是,如果有一天,我们党,产生了宪政主义思想,那麽,从土改,镇反,肃反,反右,文革,六四以来的一切罪恶,就可以一笔抹杀——反之,你如果不容此恶史,共党存在合理性就会湮灭。於是,他们说话的内涵就是,他们只要明天好,那麽,昨天之恶,就会在所谓什麽宣言里,一了百了了!这个伟大的中国梦一直以来,萦绕在中国知识份子的头上,从来不曾消失。所以,08宪章以一种堂而皇之的文件笔调,阐述了一个显然是文墨华丽的民主文件——但是,在如何估计49年以来之历史上,却是一笔带过,举重若轻,好像一切都被普遍原则的重复所装饰起来,不必多言。而我们认为,如果要郑重其事地宣言民主,第一件事情,就是要以实实在在的内容,对於中共历史上不得其法的过程,予以剖析和澄清。

要对他们现在或者58年以来的所谓宪法,实行一番辨析和明证。

要对这个极权主义和後极权主义的宪政之反的内容,做出说明和批判。

要对这个政权之所以不可以结合民主法治,进行明白说明。

要分清什麽是民主自由的载体,自由主义载体,什麽是载体颠覆。

要说明的,不但是宪政历史,还有宪政实行的必然和充分前提,就是允许批判共党不合法性——如果没有这些分析,这个宪章就是一纸空文。

其所起作用,和一切党内所谓改革派和民主派一样,不过是在延缓和迟滞对於极权主义政权的尽数剖析和解构。

重复而言,如果宪章是针对新一轮革命和民主的发动,那麽,他成为时代心声的可能性,就会增大——如果,他不过是要人们和国家意志和党八股一起,玩一种他们认定的自由主义游戏——那麽,这个宪章,就成为一种传统的政治骗局。我们说过,自由主义,是在民主国家载体上,实行的民意和国家意志之互动,那麽,这种互动,不可能在极权主义国家和自由主义者之间,互动—— 他们只能和伪自由主义者,进行某种勾结。

正像有些作者所谈,中国发生大变化,要有一种国际间的所谓乱局出现,方可产生真正的效应。89年运动乃至57年匈牙利起义,之所以被扑灭,正是因为所谓国家间稳定压倒一切使然的美国政策。美国舆论在国家利益之外和外交利益之外的泛民主丶泛自由叫嚣,成为匈牙利人和中国人以为变局到来之先声。其实,变局对於中国人而言,尚未到来——时有蹊跷,六四变局被老布什和斯考特罗夫特枉顾以後,苏东解体,世界变化——这是一个难以接受又皆大欢喜的事件。七七宪章和哈维尔,不可能在苏联存在的时候有具体的颠覆意义,而是在苏联解体以後,方缠可行(我们肯定估计他的文本意义。如此而已!)

六四,对於中国人,成为一种新禁锢之开始;对於苏东,却是开放和解体。这个事件说明,大环境,在产生偶然性的时候,美国和中国连手,完结了六四情结,而他们却另辟蹊径,既找到了苏东的泛美化和民主,又找到了中国市场对於美欧的丶仅仅是复合其国家利益(美欧国家利益)的开放。

所以,他们一方面说,历史结束了——一方面说,和中国战略关系,刚刚开始——这就是所谓"大环境"之变和不变——这是中国人绝对的悲哀。(远说,中国近代以来,就是以夷制夷,定制国策,行权宜之计——以英日同盟,对峙於德法俄——中国或择俄抗日,或择英抗日,或择非日国抵制之,等等——大环境抗日,最终,是苏丶美参战——当然,不能否认蒋介石十几次重大战役之阻遏日军——但是,大环境,还是国际势利使然。)

所以,中国民主宪政的实现,一定要有国际政治势力的觉醒和参与,也就是美国奥巴马政府实行对华政策的挺民主,挺宪政新政和"改变"。没有这个势利的进入,没有这个势利对於中国官场经济的解构,没有这个势利对於民主力量的权衡和支持,国人民主,是一种势单力薄之举。究其原因,与其说是中国政府在支撑这个国产政权,不如说是美欧经济势利,在支持之。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敦促美国未来总统对於宪章发言,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条件。反之,没有国际实力参与和奥巴马政府的参与;如果他们一如既往地认可中共政府,并且与之采纳批判和连手的双向策略,那麽,宪章所谓,只能搁置在不发生大事件的认知层面上——而认知层面,不应该是此次宪章运动的宗旨——这个运动的宗旨,应该是敦促美国实行新的对华政策和对共政策——可惜,这个世界观,自自由主义产生以来,从来没有被放上西方政治学主流地位。

我们在阅读约翰.穆勒和其他西方政论家作品的时候,对於他们主张对印度等殖民地实行专制统治的言之凿凿,印象深刻。所以,当西方主流知识份子在支持匈牙利价值和纳吉价值的同时,艾克和杜勒斯,并无此意——在中国,中国人支持宪政民主的时候,美国人究竟采取什麽态度,也是考验大事件丶大背景是不是应时到来的关键。

总之,09年是一个重要变化年。中国人的民主变化,是不是会到来,很重要的因素,是看美国对於中国官场经济的态度——而中国民主势力,是不是作用有效,就看他们是不是懂得了自由主义载体,究为何物?

上述问题之解决,是我们期待民主的两大要素。

(本文仅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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