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杀《炎黄春秋》的罪魁到底是谁？

 

前不久，国内著名杂志《炎黄春秋》因正面报导赵紫阳受到整肃。《炎黄春秋》创刊以来，有选择地说了一些实话，因而也就被一些人认为是"实事求是，秉笔直书，以史为鉴，与时俱进"的刊物。

其实他们离真正的"实事求是，秉笔直书"还差得非常远，尽管《炎黄春秋》的主办人有这样的愿望，但在中国目前非常严酷的新闻环境下，要做到"实事求是，秉笔直书"是很难的。2008年初，杜导正说："《炎黄春秋》的2008年办刊框架，总的说思想要解放，要有突破，要 '大框框守住，小框框放开'，这'大框框'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邓小平理论和科学意义上的三个代表、十七大报告，这些要守住。我们有几个硬性规定，有些问题内部探讨怎么谈都可以，但公开发表就不能碰：多党制不碰，军队国家化不碰，六四事件今年不碰，法轮功不碰，现任的和上一届的中央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问题，包括他们的家庭和案件不碰。"有了这许多"要守住"和"不能碰"，就不可能作到"实事求是，秉笔直书"。

但总的来说，《炎黄春秋》和国内一些党报党刊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创刊以来，也曾发表过一些让中共高层非常不满的文章，经常在一些重大政治问题上打擦边球。如：正面报导赵紫阳的文章，纪念胡耀邦的文章，鼓吹政治改革、开放新闻自由的文章，对中国社会性质和发展道路进行探讨的理论文章，以及对一些重大敏感历史问题借助当事人的历史回顾还原历史真象的文章。在中国非常严酷的新闻环境下，这些文章比在新闻自由的条件下更容易引起人心的震动，正如有人所说的，是在密不透风的黑暗的屋子里凿开了一个小洞，让外面的光透进来一点点。就是透进来的这一点点光，已经让中共深感不安了，所以遭受了封杀。

虽然封杀《炎黄春秋》是必须要做的，但在具体作的时候必须要有一个导火索，就是因为什么事件，由谁来牵头，谁挑起。十七大召开前夕，《炎黄春秋》曾发表田纪云文章，大加颂扬赵紫阳任总理时国务院机关的清廉勤政风气，说那时没有干部"跑官"，国务院的干部被提拔之后也没有人送红包，领导外出，轻车简从，作风深入，求真务实，所到各地，不清道，不戒严，不搞花架子。显然都是针对中共日益腐败的社会现实，表现了痛砭时弊的寓意。《炎黄春秋》多次发表田纪云提及赵紫阳的文章实际上探风标，在试着探测中共底线，由于田的文章没有出现什么危险迹象，所以就在今年9月就又出现了新华社四川分社前社长孙振的7000字的中国传媒首次以前总书记赵紫阳为主要描述对象的专篇正面报导，没想到一下踩了雷上了。

是谁对正面报导赵紫阳这么不舒服呢？要致《炎黄春秋》于死地的，自然会是那些同赵紫阳最有利害冲突而又很有权势的人。据传媒报导，孙振的文章发表后，引起中南海一位前国家领导人的不满，要求中共中央一位政治局常委严肃处置。

和赵紫阳有关系的"前国家领导人"现在还有两位，一个是前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一个是中共前人大委员长李鹏。而这两个人应该是哪一个呢？江泽民和李鹏都和赵紫阳有很深的利害冲突，又都和六四镇压学生运动有着撇不清的关系，但相比较而言，江泽民的关系更大。

《动向》杂志的总编张伟国曾经是上海《世界经济导报》的编辑，导报是当时中国最为开放的报纸，深受人们欢迎。而这个报纸在89年六四运动之前被江泽民封杀，封杀《世界经济导报》是六四这一的事件的重要组成部分。六四运动在5月13日开始绝食之前，声援《世界经济导报》、要求新闻自由，是一个重要的中心议题，所以有评家认为，"导报事件"是八九民运从学生运动转向全民社会运动的一个转折点。

张伟国回忆说："处理导报实际上和倒赵的行动是一致的。当时在中国有某种变相的秘密，就是说赵紫阳跟导报的关系很密切，甚至于把赵紫阳看成是导报的后台老板，那么从某种角度讲打导报跟打赵紫阳实际上是相呼应的。可以证明一点的是在89年的春季，胡耀邦去世之前，上海市委以上海老干部的名义，好几次写情况报告给邓小平和政治局委员，就是批评赵紫阳，说他只有一个基本点，没有二个基本点，以改革开放来压四项基本原则。实际上已经就开始发难了，89年他对导报的处理，对钦本立的态度，实际上跟他对学生的态度是一致的。"以此看来，江泽民实际上是踩着六四学生的鲜血上台的，是六四事件的最大受益者，也是同赵紫阳矛盾最深的人，这也是赵紫阳至死都没有获得自由的原因。

就在《炎黄春秋》被整肃完全公开之前，自由亚洲电台曾打电话向《炎黄春秋》的副社长杨继绳询问有关情况。他表示：有这个传说，有这个舆论，传说因为孙振文章，三点水有意见。"三点水"恐怕不会是指李鹏，而且，"要求中共中央一位政治局常委严肃处置"，李鹏现在恐怕已经不能这样随心所欲了，我们看不出哪个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李鹏有这样铁的关系。

耐人寻味的是，余杰最近发表文章说整肃《炎黄春秋》是由于李鹏"告黑状"。他说："据说是已经在医院中奄奄一息的李鹏，听到有关此事的汇报之后，口述了一封告状信，转给主管宣传系统的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希望李长春下令关闭《炎黄春秋》。 "

我不知道余杰是从哪得来的消息，此前我没有看到任何有关《炎黄春秋》被整肃和李鹏有关的信息，不知道李鹏为什么又叫 "三点水"，也不知道"中共中央一位政治局常委"就是李长春。余杰此文章发表时，文后特意注明"作者为知名学者、作家，居大陆"，以余杰的名气似乎用不着加这个后缀，加这个恐怕是为了加强其所提供信息的可信度。其实效果可能相反，由于这个事是由余杰嘴里说出，给人的倒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感觉。

为了使说法可信，余杰分析说："李鹏最担心的是死后遭到'鞭尸'，于是他要拼命压制一切为赵'正名'的呼声。李鹏虽然很笨，但至少明白这点显而易见的道理：为赵'正名'，即意味着对他的不满与否定。所以，即便已经徘徊在死亡线上，他仍然要挣扎着去告这最后的黑状。"说的倒是不错，可是我们要问，有这样想法的就李鹏一个人吗？为什么不会是利害冲突更大的别人，而非得是李鹏呢？李鹏难道不知道就算赵的势力要清算，他也轮不到第一个吗？

余杰现在名气可以说大的不得了，"排郭门"事件之后人们屡屡提及他，除排挤民间维权人士郭飞熊的事件之外，还有攻击法轮功修炼团体、毫无根据地说《大纪元》公布的三退数字造假，说杨佳是"希特勒"，现在又说封杀《炎黄春秋》罪魁祸首是李鹏。人们对余杰也有着种种评价，三妹说他"总用上帝和说教来抬高自己形象"，东海一枭说他是神棍，成都读书会说他"为文不严谨，为人不地道"，还有人说他加入基督教是为了让洋人高兴。但我总觉得余杰的一系列言论行为，联系起来看，总是在和某派政治势力合拍，好象是受命在为谁说话，已经没有了自由知识分子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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