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死亡现场

(以下是李志绥医生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第2节“毛泽东之死”的后半部分。 )

张玉凤对我说:“李院长,主席问您还有救吗?”

毛用力点点头,同时慢慢伸出右手抓住我的手。我握住他枯槁的手,桡动脉的搏动很弱,几乎触摸不到。两侧面颊深陷,早已失去了他以往丰满的面容。两眼暗淡无神,面色灰青。华国锋、张春桥、王洪文和汪东兴此时静静地走到毛床前。我听见另一批人从屏风后面悄悄进房的声音。房里都是人,大家正准备换班。

我站在那,握着毛的手,感觉他微弱的脉搏时,江青从她居住的春藕斋赶到。她一进门就大声嚷道:“你们谁来报告情况?”

如果将毛十四岁时,他父母替他安排,他却拒绝圆房的那椿婚姻也算在内,江青是毛的第四任妻子。毛于一九三八年不顾共产党政治局的激烈反对,与江青在延安结婚。毛和江青长年来各过各的生活,但毛并不想和她离婚。毛恢复自由之身后大可以和别人结婚,但他不愿意这样做。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江青搬去钓鱼台国宾馆。 直到毛六月发生第二次心肌梗死,江青才搬回中南海的春藕斋旁新建的一所华丽的大房子。

华国锋摇摇手说:“江青同志,主席正在同李院长讲话。”

虽然我心里清楚毛毫无希望,我仍试图安慰他。这几年来他的健康情形每况愈下。在一九七一年九月后不久,当时身为党副主席、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毛钦定接班人, 全中国公认为毛最亲密的战友林彪背叛毛,并策划暗杀他。林彪事件后,毛更形沮丧,无精打采,且持续失眠,最后他终于病倒了。

在美国总统尼克森一九七二年二月第一次来中国访问的几个礼拜前,毛仍抗拒着医生所给他的任何医疗措施。直到尼克森预定抵达的三个礼拜前,毛醒悟到如果他的健康状况再不改善,他便无法亲临这场外交会晤。他叫我给他治疗。

当时他的病况过于严重,完全恢复是不可能的。经过不断的治疗,肺部感染得到控制,心脏功能明显好转,水肿在消退,但是直到会见尼克森的时候,露在衣服外面的颈部和双手水肿还没全消,两足更是明显,原来的布鞋穿不下去,特地做了一双大鞋,他此时行走仍很困难。我在中南海室内游泳池门口迎见尼克森总统的座车,领他到毛的书房后,就在接待室外的走廊上将急救设备准备好,以防万一。

八十三岁的毛百病缠身,他长年吸烟的习惯毁了他的肺,并有慢性气管炎、肺炎和气肿发作。他的左肺中有三个大的空泡,所以只能向左侧倾卧,这样右肺才能充分膨胀吸入足够的空气。他常常只能借助氧气机器呼吸。在几次急救中,我们使用季辛吉在一九七一年秘密访问中国时送的美国制呼吸器。

一九七四年的诊断确定,毛的病是一种罕见而又无药可救的运动神经元病,就是脑延髓和脊髓内,主宰喉、咽、舌、右手、右腿运动的神经细胞逐渐变质死亡。在国外文献报告上的统计,这种病如已侵犯到喉、咽、舌的运动神经细胞,最多只能活两年。现今仍未有有效的治疗方法。

毛的病情如专家所料的恶化。但真正使毛致命的,是他的心脏--那老迈而被慢性肺炎折磨的心脏。毛在一九七六年五月中旬和张玉凤一次剧烈争吵中,爆发第一次心肌梗死,六月二十六日则是第二次。第三次发生于九月二日。医生们全都知道死神就要降临,但没有人敢明言。

我弯了腰对他说:“主席放心,我们有办法。”这时有一痕红晕在毛的两颊出现,两眼顿时露出了刹那的喜悦光彩。接着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两眼合下来,右手无力地从我的手中脱落,心电图示波器上呈现的是一条毫无起伏的平平的横线。我看看腕上的手表,正是九月九日零时十分。

二十二年来我每天都随时在毛的左右,陪他出席每个会议。出巡任何地方。在那些年里我不只是毛的医生,我还是他闲聊的对手,我几乎熟知他人生中所有细枝末节。除了汪东兴之外,我可能是随时在他身边最久的人。

我刚开始崇拜毛,望他如泰山北斗。他是中国的救星,国家的弥赛亚。但在一九七六年此时,这崇拜早成往日云烟。好多年前,我那个全民平等,剥削终止的新中国梦想就已破灭。我那时仍是共产党员,但我对它毫无信心。“一个时代结束了,”当我盯着心电图那条平直的线时,闪过这个念头。“毛的朝代过去了。”

这念头瞬间即逝,紧接着我心中充满恐惧。我会有什么下场?做为毛的专任医生,这问题长年在我心中盘旋。

我抬起头,茫然环顾四周。从每一个人的神色举止和语言里,可以清楚看出他们对于这位叱咤一时的风云人物的死亡,有着多么不同而复杂的心情。江青转过身,恶狠狠地对我说:“你们这是怎么治的?你们要负责任。”

江青的指控早在我意料之中。江青在最天真的举动中都能嗅出阴谋。二十年前我们就处得不好。四年前,也就是一九七二年,她指控我是特务集团中的一员。

华国锋慢慢走到江的身旁:“我们一直都在这里值班,医疗组的同志们都尽到职责了”。王洪文涨红了脸急忙说:“我们四个人一直在这里值班。”

王洪文才四十二岁,是政治局里最年轻的委员。他从原本是上海一家纺织工厂安全干部,窜升到最高政治权力阶层的速度之快,使得外界给他取了个“火箭式干部”的绰号。没有人知道毛为何喜欢这年轻人,并如此迅速的提拔他。

毛垂危病榻时,王原本该负起看守的责任。但他却常跑去国家高层领导专用的西苑军用机场猎兔子。大部分的时间他都在观看香港进口的电影,我想王原先就不是有品德的人,权力只是使他越加腐化。

王洪文又说:“医疗组的每项工作都报告了我们,我们都清楚,也......”没等王说完,江青抢着说:“为什么不早通知我?”

但我们早跟江青报告过好几次毛的病情。江青指控我们医生从来将病情说得严重,是谎报军情。她怒斥我们是资产阶级老爷,还说医生的话最多只能听三分之一。八月二十八日,在听过我们对毛病情恶化的正式报告后,她气冲冲赶往大寨“巡查”。九月五日,华国锋打电话将江青从大寨催回北京。当晚江来了一下,说太疲劳了,就回了她自己的住处,并没有询问毛的情况。

九月七日,毛已进入垂危状态,江青下午来到“二零二”,与每一个医生和护士握手,连声说:“你们应当高兴”。她似乎以为毛死后她会当然接管权力,我们也会期盼她的领导。

这时张春桥背着双手,踱着八字步,两眼看着地上。一旁的毛远新则脸色铁青,走来走去,似乎在找什么东西。

毛远新是毛泽东二弟毛泽民的儿子。毛远新小时和江青处得不好。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他才二十多岁。他写信给毛为自己与江青不睦的事道歉。这时只有三十多岁的毛远新是沈阳军区政委。一九七五年尾,毛因病重而不能出席政治局常委会议,毛远新便代表他出席,成了毛的联络员。江青信任毛远新。

其他人们和医生护士都低眉垂目,象是等待判决,汪东兴在向张耀饲说些什么。张耀饲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警卫局副局长、中央警卫团团长。汪东兴与江青素有嫌隙。汪当时拥有相当大的权力并身兼数个要职。他不但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还是警卫局局长兼党委书记,以及中央警卫团党委书记。想发动政治局政变一定得有他的鼎力相助。

突然江青的脸色变得缓和起来。也许她以为她马上就可以统治中国。她转身向我们说:“你们大家辛苦了,谢谢你们。”然后回头叫她的护士说:“给我准备好的那套黑色衣服和黑头纱呢?你们烫好,我要换上。”

华国锋向汪东兴说:“你立刻开政治局会。”

大家从室内走到外面的大走廊,这是张玉凤突然放声嚎哭,嘴里叨叨着:“主席你走了,我可怎么办哪?”江青走过来,用左手抱住张的肩膀,笑着对张说:“小张,不要哭,不要紧,有我哪,以后我用你。”张立即停止了嚎哭,满脸笑容对江说:“江青同志,谢谢您。”

我听到江青悄悄对张玉凤说:“从现在起,主席的睡房和休息室,除你之外,谁也不许进去。你把留下来的所有文件都整理好,清点好,交给我。”一边说一边向会议室走去,张跟在江的后面说:“好的,江青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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