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在设计的国家体育场时,您的灵感来源于哪里?您能描述一下它过程和头脑风暴的阶段?创作想法是否在很大的压力下产生出来的?
艾：国家体育场的概念设计来自于设计前对于设计本身的一个完全的"凭空"的基础，赫尔佐格&德梅隆与我进行的初始的方案设计讨论时，我们做到了使头脑完全处在一个真空的临界状态，这使得我们有可能从美学意义上和实用的可能性上找到一个最佳点。结构的合理性，建筑的外观和内部，它的美学的功能和需求最大化和一体化。整个体育场的设计概念的一体化和完整性是初始概念的最重要的构想。设计过程中，我们处在紧张，冲动的兴奋状态，我们清楚的希望能够自由的产生出一种语言，这种语言本身具有一种独特的形态，同时能够承载巨大的功能需求。整个设计的过程是轻松和愉快的，它显得非常的清晰和显而易见，没有经过任何来自传统意义上的障碍。
记者：您是否会出席开幕或者闭幕式?
艾：我不会参加开幕式，我对庆典本身没有兴趣，我也没有接到任何形式的邀请。如果需要更清楚的说明我为什么不愿意成为庆典的一部分，那是因为我认为这个庆典与自由的灵魂、全民的自由精神相距太远。我始终认为这个庆典是国家官僚操作的结果，而并非自由的公民和民主的意志自然产生流露的欢庆和表情。我觉得这样的庆典当中有太多的遗憾，会引起我的不愉快情绪。
记者：您把中国为奥运会的所做的努力描述成 "虚假的微笑",为什么?
艾：我说过"虚假的微笑"。我是在发问，一个没有民主的社会是否可能真正激起全民的快乐和欢庆，当一个社会希望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希望能够成为人类的共同认同的价值一部分，在缺少民主和缺少言论自由的体制下是否可能。
种种努力是严厉的管制和更加紧张的控制，这个控制包括各种新的安全条例，从各种安全设施守则，到如何微笑和表演，如何欢呼及姿态。
记者：您对中国为奥运会所做的努力哪些方面感到失望?
艾：关于奥林匹克的努力中最大的失望是，中国没有完成她的承诺，这个承诺是所谓的"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或者是说向世界展示一个"新的中国，新的北京，新的奥运"。这个新是否存在，我们看到传统的缺少勇气和自信，缺少真实的快乐和公民参与，而更多看到的是笨拙的管理理念和盲目的自我防卫意识。
无疑中国社会正在走向更大的自由，社会必然走向民主，奥林匹克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向世人表达中国人对民主和自由的向往和为此做出的努力，而不是适得其反。
记者：在奥运会结束后,您认为中国会有任何的改变吗?
艾：奥林匹克很快就会过去，中国已经在发生变化，由于奥林匹克的经验，中国应该认识到体制本身的问题，这样的一个体制在缺少社会多样性、文化多重性、更多选择可能性的情况下，其管理的模式是如此的单调和粗暴，它总是一抓就死，一放就乱，产生于简单贫乏近乎于绝望的政治结构。追求民主不仅是一个政治理想，而是一个更加有效可行的社会形态，促使社会不至于成为一个不具有稳定性，只具有低劣的官僚作风和愚昧的百姓的单一状态。类似于奥林匹克这样的活动使中国有可能觉悟，更快的走向完善的局面。
记者：您愿意看到国际社会从北京奥运会中得到什么启示?
艾：我认为，以任何标准为理由的分离或者拒绝，不应该是今天政治交往的有效方式。中国需要世界的帮助，世界同样不可能排除中国的影响，不可能拒绝由中国的发展进步带来的新的可能。在世界对中国的认识中，同样存在着巨大的偏差和极为幼稚的判断，这些偏差和判断当然来自于由于长久的意识形态分离和政治隔阂，同时它也是今天政治和经济发展的障碍，它必然会构成多方面的损失。奥林匹克使国际社会有可能深入了解中国，了解他的文化和特征，了解一个陌生的国家在新的时期和结构下的新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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