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三月下旬，在网路上悲伤地目睹了拉萨的混乱后，我和几位朋友即在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大楼组织了一场关于西藏问题的研讨会，不仅邀请了达赖喇嘛驻美代表、藏青会美东负责人等西藏人士，也有哥大的西藏研究教授，还有代表中国政府观点的分析评论家等人，因为我们相信若提供一个自由的平台，让不同身份、背景和视角的人士进行平等和冷静的思想交流，是化解有可能存在的矛盾和误会的最佳方法。在这场持续了3个小时、将近有180人到场的会上当然也有几位我自己的同学和朋友。在那时他们就希望看到达赖喇嘛能够明确地表达对奥运会、对独立或自治以及对藏青会等问题的态度。
所以在4月22日，我和一位朋友驾着没有导航系统的车，曲折地在高速公路系统上摸索着。但幸运的是我们按时赶到了科盖特大学，在那里达赖喇嘛正在举行一个关于"幸福人生"的演讲。据说一共只有三千人的科盖特大学，在演讲大厅里挤满了将近五千人。坐在两块硕大屏幕之间的舞台上，虽然有时夹杂着可以理解的语法错误，他活泼而充满诚挚的谈吐显示出过人的敏锐和反应能力。在长达两小时的谈话和问答过程中，幸福、宽容、理解、怜悯和同情一直是他的主题。在五千人带着满足和愉快的表情慢慢走出会场时，我看见场外大约二十多名中国同胞们正激情地喊着"我们是一个家庭，不要拆散它！"可惜因为感冒，嗓子干燥嘶哑而让我无法和同胞们有着更多交流。但我想在见到达赖喇嘛本人时，我一定会问他我们所关心的一些尖锐问题的。
24日早上9点，在科盖特客栈，一个拥有着古典装饰的美丽旅店里，达赖喇嘛在会见了科盖特大学的佛教学生后举行了一场中文记者信息发布会。走进小会议厅时，他热情地和每一个记者握手，包括新华社在内有大约上十家媒体出席了会议。有位女记者误将哈达戴在了达赖喇嘛的头上--按照习俗，晚辈在敬献哈达时是应该放在长辈手中的。在大约一个半小时的招待会上，他阐述着非暴力的理念，全面支持汉藏大团结，支持维护社会稳定，也不争取独立，支持奥运会并希望到北京观看奥运会。
终于在中午12点时，代表处的工作人员带着我们走近了一座乡村别墅，在20米开外的入口处，装扮酷似007的几个便衣警员非常友好地给我们进行了安全检查，当他们问我在哪儿读书时，我也"毫不客气"地反问他们在哪儿工作--原来并不是传说中的CIA特工，而是隶属于国务院的。在门口，达赖喇嘛和一位同样穿着藏袍的高僧以及代表处的工作人员亲自迎接我们的到来。按照藏人的礼节，我与他握手、向他敬献哈达后，他用中文说着"欢迎"邀请我坐下来。我提到当前全球围绕西藏问题各方情绪高涨的根源也许在于信息的局限以及缺乏和汉藏人民尤其是青年之间将心比心的交流，并希望能听听他的意见。
达赖喇嘛觉得，在这些事件中，双方都过于情绪化，并从历史角度解释了藏人的不满情绪的成因：在元朝以前，西藏一直保持着相对的独立，并不属于中原政权。自元朝以来，从西藏人的视角来看，和中原的关系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央与地方的从属关系，更像牧师和贵族那样作为精神导师；而且在1949年以前，藏人是不用（向中央政府）缴税的。后来，西藏名义上在中国政府的管辖时，在兵荒马乱、军阀混战的年代，其他省份的中国人有时候会来西藏搜刮一些钱财，甚至产生冲突，会烧毁一些寺庙。即便如此，西藏人的传统生活方式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1949年以后，解放军进入西藏，新政府显然更强大，更有组织，可西藏人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都受到了巨大的影响和控制。1956年开始了（土地）改革，改革当然是好的，也是很有必要的，然而所使用的那种残酷的阶级斗争的手法却很难以让藏人接受。与中国内陆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剥削关系不同，在西藏，大多数地主和农奴相处基本融洽，就像一家人中长辈和晚辈之间的关系。因此在改革开始后，地主被投入监狱，农奴被要求殴打地主，而农奴在这种情况下却常常保持着沉默，甚至哭泣。简而言之，在西藏的改革中所使用的方式和在中国内陆所使用的方式是一样的，而这种粗暴简单的方式并不适合西藏的实际情况。因此西藏人才开始产生怨恨，才有起事的开始--从西藏到56、57年的（原）西康，并在57、58年蔓延到整个藏人居住区域，其间有不计其数的西藏人失去了生命。而中国士兵也估计至少有几千人阵亡。达赖喇嘛感叹道，"我想对所有人来说，这都是一幕不堪回首的悲剧。"
在1954年，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同作为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去了北京和其他几座城市，并见到了几位领袖。达赖喇嘛回忆起当时的情景非常虔诚、非常动容，他说："毛主席亲切地坐下和我缓慢地交谈，尽管不时有点咳嗽。我也有机会去参观了很多地方，包括一些重工业--从幼年开始，我就非常喜爱各种机械，所以我对大工厂都很感兴趣。在地方，党委书记、副书记、省长、市长和我们一起宴会干杯，畅饮茅台酒，尽管我不能喝酒。我们见到了各级官员还有很多党员，很多都参与过长征。在那时，我也对马克思主义非常有兴趣，所以当我在北京时，我对共产党的官员说我希望加入共产党，他们告诉我'等一下，等一下。'1955年夏天，我从北京离开，在回西藏的途中，我见到了张国华司令员，非常棒的好同志--张国华同志，他正在拉萨去北京的途中。我告诉他，去年在这条从拉萨去北京的途中，我内心充满了疑惑和不安，而现在走着同样一条道路，回到西藏的途中，我却满怀着信心和希望。"
"在那时，不仅仅我愿意加入共产党，还有几百西藏人那时就加入了共产党。在30-40年代，我知道有一个西藏共产党人，来自于我的故乡，他的鼻子受过伤，自豪的告诉我们称，这个鼻伤是打日本人时弄的，他参加过中日战争并是共产党游击队的一员。至于我，虽然不是党员，但几乎就是个候补党员。国民党、清政府总是把我们当成少数族群看待，但这些中国人，这些非常有革命精神的共产党员，和其他中国人不一样，非常献身于构建社会主义、平等和兄弟民族间的团结。所以包括彭措饶杰等人都对自己是共产党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员而感到非常自豪。毛主席自己在'17条'（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协议的简称）中，有一条就提及军政委员会，我们虽然很害怕'军'这个字，但我们看到 '自治'的框架时都非常高兴。1956年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了。外交部部长陈毅元帅，是他第一次强调统一的自治区，现在我们提到的"所有的西藏藏区"的意思，当时就是陈毅保证的。"
从达赖喇嘛的谈吐和感情流露来看，他是真诚地缅怀着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并且非常珍惜和中央政府的关系。对于一个绝大多数人把达赖喇嘛当作神来敬拜的广大区域，至今没有发生长期、大规模的流血抵抗和冲突，没有达赖喇嘛非暴力的巨大影响是不可能做到的。而另一方面，如果我国政府能够更进一步认识到部分藏人的不满情绪也是事出有因这一实际情况，从而在处理西藏具体事务上多一些灵活性，"那么藏人对汉人的忠诚会自然的到来。"
就在这时，代表处的工作人员提醒我们时间不多了，达赖喇嘛马上要前往机场启程离开美国。我得赶紧进入下一个话题，也是我此行的目的之一，那就是寻求创造多元化的渠道加深汉藏民间的沟通和交流，也是真正的民族大团结所必需的。我向他提议创办一个网站并组织汉藏学生公开信互写活动，中英双语，全世界都可以看到，还可以在美国具有影响力的电视台举办汉藏学生电视辩论。他表示此类想法非常好，这样在危机到来时，大家可以相互讨论了解情况，而不至于相互敌视或仇恨。同时我还提及我的一个电脑工程师朋友志愿拍摄藏人在印度定居点的生活的纪录片，他都非常高兴并要代表处给与充分支持。他还接受建议出国访问每到一处都争取组织和当地最普通的中国学生和移民进行见面座谈，交换想法，消除偏见。
甚至在大藏区的问题上，他也持着非常大的讨论余地。我建议他在有生之年不惜一切代价回归西藏，若出现双达赖的情况，不仅对汉藏两个民族都没有半点好处，而且由于他非暴力的影响力消失，暴力局面的出现是全世界人民都不希望看到的。所以在处理大藏区的问题上，可以灵活一些，甚至放弃大藏区的主张。他告诉我说，虽然他本人并不反对将讨论局限在目前的西藏自治区范围内，可是其它藏区的藏人把所有的信心、支持和希望都投入在他身上，再说就从文化和感情的角度来说，西藏和其它藏区的居民也是无法割离的。在他看来，他所希望的只是藏人居住区的内部事务由藏人自己决定，西藏地方政府由懂得藏语和藏族文化的藏人来担任主要职务，对于文化和语言的保护更能起到积极的作用，仅此而已。而他自己若回到西藏，不会担任任何职务，将完全进入退休状态，把个人的权威和影响力完全交给当地政府。我想，既然我国政府极具政治智慧地解决了香港、澳门问题，保证了港澳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对西藏的政策是否也可以从中有所借鉴。在达赖喇嘛几十年反复重申绝对不寻求独立的保证下，这种藏人治藏的形式应该有很大的商讨空间。即使有些有争议的细节难以很快定夺，任何富有建设性的对话和交流也都是大有裨益的。
由于时间关系，我准备了9个问题最终只临时挑选地问了5个：
1. 你寻求独立吗？为什么？他非常坚定的回答"不！"，因为"为了我们自己的幸福。经济强大的中国能给我们巨大的帮助，让600万藏人过上美满的物质生活。"
2．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在4月8号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达赖喇嘛是农奴制的头目代表，农奴制在旧西藏融合了政治和宗教。达赖喇嘛所寻求的'中间道路'目的是恢复他自己的'过去的天堂'，让百万自由的农奴重新回到过去的黑暗的桎梏。"所以我的问题是：你寻求神权农奴制吗？ 他笑着说，"我觉得这么多年以来，几乎每个人都知道，我们决不会去恢复旧的制度，早在1969年，我就清楚地表示过，甚至'达赖喇嘛'这个角色是否继续存在，都由人民自己来决定。"
3．中国媒体把藏青会描述成一个支持暴力的恐怖组织，并且指责您和藏青会在演双簧来共同分裂中国。您如何解释您和藏青会的关系？ 达赖喇嘛回答说："在最初，我们觉得'（西藏）青年大会'作为一个青年组织是非常重要的，就像其他任何社区的青年组织那样，青年人是未来的基础，可是在大约1974年，我们已经肯定，迟早我们会回归中央政府，所以'独立'根本就不是我们所考虑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寻找一种'中间道路'，即不是现在的情况，也更不会是'分裂'或'独立'。可是渐渐地，藏青会变得越来越批判我们不寻求独立和分离的立场，所以从最初开始，当然他们也是藏人，也是佛教徒，也经常会来见我，从最开始我就一直清楚地向他们表示，你们的立场和我们的立场根本上是完全不同的。我也经常批评他们，认为他们的立场是不现实的。"
4．当您转世以后，而新的达赖喇嘛很年轻时，谁会接替您对非暴力"中间路线"的倡导？另外，您认为中国现在西藏人接受官方的班禅喇嘛吗？ "希望今后的发展还不至于涉及到我的转世这个问题。可两个班禅喇嘛这个问题，我觉得藏人大部分内心对官方的班禅喇嘛并不是非常忠诚，所以对汉藏的共同利益而言，最好能避免类似的争议。"
5．中国对西藏在近50年有很多投资，在你看来，中国和国际社会今后最应该把经济资源用在哪些方面？ "基层的藏族群众应该能够从中获益，这一点至关重要，比如，在地方应该兴建更多的医院、学校和其它经济项目。"
在会面结束后，他拿着奥运T恤衫真诚地说："我拿着这件衣服感到非常高兴，因为从最开始，我就一直支持奥运盛会应该在这古老的、人口最多的国家举行--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http://www.youtube.com/watch?v=0VnDzyA6j2I>
并用藏语挥笔写下：
祝愿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的中国辉煌发展，从而为全世界的和平进程做出作卓越的贡献！
达赖喇嘛
2008年4月24日
回学校以后，藏语教授告诉我说，达赖喇嘛的这封信中所用的"中国"一词是来自于汉语拼音的词汇"zhong guo"，特指包括西藏在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并没有使用藏文中原有的"中国"（Gyanag），代表传统的不包括西藏在内的中国。
这次大约75分钟的会面我感受到了达赖喇嘛的诚挚和热情，他对非暴力的倡导、对奥运会的支持和对不寻求独立的承诺都和他在西方世界的一贯言行是一致的。作为一名80后的普通留学生，至少在我看来，今后西藏的未来不仅仅需要我国政府和达赖喇嘛的共同对话和商谈，消除误解和仇恨并促进真正的汉藏大团结更需要两族人民之间不断的沟通和交流，而这也是我此行的根本目的。
孔灵犀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拉丁语和古希腊语专业大四学生
2008年4月26日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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