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经历:说话就犯罪,不说话反而犯了更大罪



国人常常说"因言而获罪",我不知犯罪学对于"因言获罪"的定义是什么,"言"到什么主题"言"到什么程度才算犯罪。关于这个问题是犯罪学者们才能弄清楚的问题。我这里所说的是因无言也获罪的一个实例,也就是我本人亲身遭遇,绝非虚构,是有证据可查的。

本人在1955年因为向学员们透露了少许苏军在东北的暴行,是真实无误的叙述(都是我亲眼目睹的),但是触犯了苏军顾问团团长"吉尔卡基",要求对我实行军法处置。由于校领导和学员(都是少将到上校级)对我的保护,我才免于受军事法庭的审判,按复员军人处理的方式滚出军校,这是我因言而获罪第一个生活片段。因为有了这个生活经历,我从那以后对于社会上的一切问题都再不敢说三道四。从此开始进入无言状态(这是指对国家、社会、个人和家庭的生活困苦)不再发出任何声音。我认为这样可以保证自己和家庭的平平安安,不说话总不至于再获罪。这就是我的生活信条。

当"反右"来临的时候因为接受了前面的经验教训,在大鸣大放的过程中,我一言未发,没有对"党"和基层领导提出任何批评,这是因为我内心世界存在着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缘故,我把我的思想捂得严严实实,从而逃过了被"引蛇出洞"而戴上右派分子的灾难。但是问题并没有结束,在此期间我被派往基层单位去发掘右派分子和坏分子(坏分子是属于工人层次和文化层度低于初中以下的人们,目前对反右中发掘出来的所谓坏分子似乎至今没有人谈到。然而他们的数量也是不少的)。因为我在基层单位没有发掘出来一个右派和坏分子,引起当时在我所属单位蹲点的马天水(以后在文革期间荣任市委书记)大发雷霆,审阅我的档案,也没有发现很大问题,于是在1957年把我下放到农村劳动。我觉得这是典型的无言获罪。

我的第二次无言获罪是在"文革"中,当我在1966年初听了江青在军队文艺工作那篇会议纪要和评"海瑞罢官"以后,由于我的生活遭遇和经历,使我十分清醒的要求自己慎言,甚至不语。所以我对这个没有发表过一言半语,但是"他们"还是制造了一件骇人听闻的假案,把我关进了监狱,我完全不明白这是怎么发生的,没有对我审讯,稀里糊涂就把握判了五年刑,使我遭到家破人亡的迫害。

现今有人大呼"因言获罪",从我亲身的感受,因言获罪还总算有个由头,而本人是因为无言获罪,虽然事后宣布这一案件是纯属假案,也平了反,补发了基本工资(坐牢期间的伙食费还得扣除,要自己花钱坐牢,其非是天下之咄咄怪事?)我的健康遭到巨大的损害谁负责?我的老母亲因受迫害贫病交加而死谁负责?我的妻子颠沛流离受到屈辱,我的子女遭到精神上的打击这一切的一切应由谁来负责?

有人说国家主席、许多元帅大将、部长、省长将军们不也受了无穷的灾难吗?你因该心平气和了,我说不!他们是因为权力之争,而我是一名贫民百姓,我没有权利的欲望,也没有非分之想,我是普普通通的一个平民百姓,我没有权利的欲望,我也没有享受特殊生活待遇的欲望,我如今已经是80岁的人了,我仍心中愤愤不平,有人会说你愤愤不平又能怎样,是啊!不能怎样,然而我心上所受的创伤是永远也无法平复的。我怨恨!我诅咒!我要把这些愤怒的思想带到天国或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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