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人向来以语言贴切生动著称，牙祭便是其中一个绝好的例子。
古人有初一、十五设家祭的习俗，这一天，家中老少男女必向家神及祖先顶礼膜拜，家境好的，通常是三牲齐全，家境稍一般的，则雄鸡刀头是要略备一二的；家境再穷的，也会买一块肥肉切成正方形，往“天地君亲师”及列祖列宗灵位前香气扑鼻地一摆。香烛一燃，由家长带队的，向空气中念叨一通，有问候有汇报，更多的却是在祈求老先生们看在香烛和肥肉的面上，保佑自己或发财，或合家平安，或五谷丰登，若家中尚有不开怀的女人，则更不忘添上一句保佑早生贵子之类的话题。总之，人有多少种愿望，祭祀中就有多少种语言。
死去的祖宗们对香味的兴趣，远多于对那块俗肉的兴趣，祭礼一毕，香味散尽的供品自然要派上另一个用场——牙祭。这“典礼”通常是在初二、十六的中午进行，人们把祖先享受过的肉切成大块大块的片，和着蒜苗炒成回锅肉，全家上下油噜噜地大嚼特嚼，以使吃了十几天斋的牙受到点奖赏和安慰。久去久来，牙祭便成了吃肉的代名词。
余生也晚，没赶上从显考显妣鼻下拾余唾的乐趣，但并不因此便对“牙祭”这个词陌生，因为，我的童年时代，肉是要凭票供应的，一个人一月半斤，再潇洒的人，也不敢大手大脚“牙祭”一回，无怪乎，那个年代，杀猪匠特别好找对象，其抢手程度无异于八十年代的大学生和九十年代的大款。在当时，“一人嫁个杀猪匠，全家要吃正保肋（猪身上最肥的部分）”，这绝不是玩笑话。
当工人的父亲和无业的母亲显然不是享受“正保肋”之类特殊待遇的人选，前些日子，有人撰文，说九十年代腐败风气太厉害，使他怀念五六十年代，那是一个社会风气淳正的时代。这篇文字使我非常反感，你说风气正，那几十年里，所有的猪的保肋肉到哪去了？难道压根就没有长？在那些一月只能吃一次肉（牙祭是一月两次）的日子里，父亲常常因为把本月的肉票被人烫成了一块熬不出油的精瘦肉而受到母亲的责怪，这使父亲感到委屈，要知道，在我们这样一个靠一个人的工资支撑四口人生活的家里，有钱时不一定有肉票，有肉票不一定有钱，待二者齐全了，却又很难有精力从头天夜里就开始去排队买肉，故而，精瘦肉也是包含了多少的爱和艰辛的。
我印象最深的牙祭，是在1977年春天里打的，此时，正是改革春风初吹的日子，天气也像政治气候一般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喜色。但供应依然很紧张，由于邻居赵大娘娶媳妇，借走了我家的肉票，我们全家整整一月没见半颗肉星了，大人还能忍住，我和弟弟却像两头小狼一般，忍着快生锈的肚子的折磨。那段时光，我们是靠回忆两月以前最后的那一顿回锅肉而支撑着过的。外婆从我们看别人吃肉时的眼神里看出了我家的困难，就把自己攒下的一斤肉票（老天爷，不知她是怎样从每月半斤的定量中抠下来的）交给爸爸，恰巧爸爸兜里还有钱，于是紧赶慢赶跑去肉店。这时的肉店，被许多昨夜就带着棕垫来排队的人围着，猪肉还没送来，人们像鹅一样伸长劲子观望着，等待着。
一位熟人给爸让了一个位子，这时，有人大叫：肉来了——！犹如拳击台上的钟声，人们松散的注意力一下子集中起来，整齐的队列一下子变成躁乱的蚁阵。人们拥挤着，嘈闹着，呼舅子声，喊老表声，以及小孩的哭声和大人的叫骂声使排队的不像是正在等待购买货物的人们，而更像一群正在等待施舍的饥民。
卖肉的胖子打着赤膊穿条血油腻腻的皮围腰，手中拿把刀，像吆喝猪一样粗鲁而无礼地吼：站好站好，不然不卖！
队列稍稍静了些。胖子见自己的命令生效，快乐地开始割肉。这时，队列又开始骚乱，有人隔着很远就开始给胖子递烟，或谀笑着喊胖子的乳名，甚至有人从队列外用晾衣服的叉子叉进票和钱，又叉走肉。买到肉的一个个笑得跟熊一样，没有买到肉的人，则咬牙切齿地一面骂着，一面老鸹盯死狗一样盯着剩下的肉算计着自己的位置。父亲计算剩下的位子，在他之前的十个人早已属绝望之列了，却死死等着，巴望着能有人中途退场或再有肉拉来之类的奇迹发生。然而，直到最后几块骨头被人提走，这奇迹也没发生。
父亲很失望，萎靡地往回走，他迟迟不愿回家，他实在不想看到我和弟弟失望的眼神。这种眼神使他感到受折磨一般难受。在离家不远时，主意突然来了，肉没有买到，给孩子们钓几条鱼，总能沾点荤气吧。
说干就干，他从朋友那儿借来鱼竿，蹬上自行车，去十里外的双盛河坝钓起鱼来，不知是那天他手艺超水平发挥还是天可怜我们，回来时，带回了几斤活蹦乱跳的鱼，我和弟弟顿时也活蹦乱跳起来。这时，对门的陈婆婆跑来说她儿媳生孩子没奶，想把鱼全买了，炖给她催奶。父亲不干，说：孩子们太久没沾油，想给他们解解馋。陈婆婆说这还不简单，踮着小脚飞跑回去，不一小会儿就拿来一大块正保肋肉说：干脆我们换，这可是她在肉店门口睡了一夜才弄来的，父亲想想，同意了。弄鱼太费油，要知道，油也是要凭票供应的。
一大堆白菜和肉煮成一锅白汤，香气令所有路过的人侧目。肉煮七成熟，捞起来，油闪闪切成片，放到锅里炒成一块块凹状的片，像花瓣一样，而后放进豆瓣，豆豉，然后将蒜苗切成段放进锅里，那香味足以使任何有嗅觉的动物失去理智。
母亲那段时间正在一家街道工业干临时工，很晚才回家，父亲和我就拖两只凳子蹲在门口等她，像两只石狮子。那天晚上，我们从很远很远的街灯下迎来每一个女性的身影，又把她们目送很远，在这样一次次激动又一次次失望的等待中，我和弟弟渐渐睡着了，直到母亲把我们从睡梦中叫醒，母亲嗟怪父亲不该让我们饿着等她，父亲嚅嗫着说：一家人，有福时哪个也不能丢下……。
那天的回锅肉和白菜汤，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尽管三十年后，我干上了民谣中称为偶尔可以解解馋的新闻工作，也上过一些父母今生不可能去的酒店，吃过一些他们想也不敢想的食物，且随着社会往后发展，在我的有生之年里还可能更多更好地吃到，但我敢打赌，我今生最美的一餐已在1977年春天吃过了，真的。
古人有初一、十五设家祭的习俗，这一天，家中老少男女必向家神及祖先顶礼膜拜，家境好的，通常是三牲齐全，家境稍一般的，则雄鸡刀头是要略备一二的；家境再穷的，也会买一块肥肉切成正方形，往“天地君亲师”及列祖列宗灵位前香气扑鼻地一摆。香烛一燃，由家长带队的，向空气中念叨一通，有问候有汇报，更多的却是在祈求老先生们看在香烛和肥肉的面上，保佑自己或发财，或合家平安，或五谷丰登，若家中尚有不开怀的女人，则更不忘添上一句保佑早生贵子之类的话题。总之，人有多少种愿望，祭祀中就有多少种语言。
死去的祖宗们对香味的兴趣，远多于对那块俗肉的兴趣，祭礼一毕，香味散尽的供品自然要派上另一个用场——牙祭。这“典礼”通常是在初二、十六的中午进行，人们把祖先享受过的肉切成大块大块的片，和着蒜苗炒成回锅肉，全家上下油噜噜地大嚼特嚼，以使吃了十几天斋的牙受到点奖赏和安慰。久去久来，牙祭便成了吃肉的代名词。
余生也晚，没赶上从显考显妣鼻下拾余唾的乐趣，但并不因此便对“牙祭”这个词陌生，因为，我的童年时代，肉是要凭票供应的，一个人一月半斤，再潇洒的人，也不敢大手大脚“牙祭”一回，无怪乎，那个年代，杀猪匠特别好找对象，其抢手程度无异于八十年代的大学生和九十年代的大款。在当时，“一人嫁个杀猪匠，全家要吃正保肋（猪身上最肥的部分）”，这绝不是玩笑话。
当工人的父亲和无业的母亲显然不是享受“正保肋”之类特殊待遇的人选，前些日子，有人撰文，说九十年代腐败风气太厉害，使他怀念五六十年代，那是一个社会风气淳正的时代。这篇文字使我非常反感，你说风气正，那几十年里，所有的猪的保肋肉到哪去了？难道压根就没有长？在那些一月只能吃一次肉（牙祭是一月两次）的日子里，父亲常常因为把本月的肉票被人烫成了一块熬不出油的精瘦肉而受到母亲的责怪，这使父亲感到委屈，要知道，在我们这样一个靠一个人的工资支撑四口人生活的家里，有钱时不一定有肉票，有肉票不一定有钱，待二者齐全了，却又很难有精力从头天夜里就开始去排队买肉，故而，精瘦肉也是包含了多少的爱和艰辛的。
我印象最深的牙祭，是在1977年春天里打的，此时，正是改革春风初吹的日子，天气也像政治气候一般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喜色。但供应依然很紧张，由于邻居赵大娘娶媳妇，借走了我家的肉票，我们全家整整一月没见半颗肉星了，大人还能忍住，我和弟弟却像两头小狼一般，忍着快生锈的肚子的折磨。那段时光，我们是靠回忆两月以前最后的那一顿回锅肉而支撑着过的。外婆从我们看别人吃肉时的眼神里看出了我家的困难，就把自己攒下的一斤肉票（老天爷，不知她是怎样从每月半斤的定量中抠下来的）交给爸爸，恰巧爸爸兜里还有钱，于是紧赶慢赶跑去肉店。这时的肉店，被许多昨夜就带着棕垫来排队的人围着，猪肉还没送来，人们像鹅一样伸长劲子观望着，等待着。
一位熟人给爸让了一个位子，这时，有人大叫：肉来了——！犹如拳击台上的钟声，人们松散的注意力一下子集中起来，整齐的队列一下子变成躁乱的蚁阵。人们拥挤着，嘈闹着，呼舅子声，喊老表声，以及小孩的哭声和大人的叫骂声使排队的不像是正在等待购买货物的人们，而更像一群正在等待施舍的饥民。
卖肉的胖子打着赤膊穿条血油腻腻的皮围腰，手中拿把刀，像吆喝猪一样粗鲁而无礼地吼：站好站好，不然不卖！
队列稍稍静了些。胖子见自己的命令生效，快乐地开始割肉。这时，队列又开始骚乱，有人隔着很远就开始给胖子递烟，或谀笑着喊胖子的乳名，甚至有人从队列外用晾衣服的叉子叉进票和钱，又叉走肉。买到肉的一个个笑得跟熊一样，没有买到肉的人，则咬牙切齿地一面骂着，一面老鸹盯死狗一样盯着剩下的肉算计着自己的位置。父亲计算剩下的位子，在他之前的十个人早已属绝望之列了，却死死等着，巴望着能有人中途退场或再有肉拉来之类的奇迹发生。然而，直到最后几块骨头被人提走，这奇迹也没发生。
父亲很失望，萎靡地往回走，他迟迟不愿回家，他实在不想看到我和弟弟失望的眼神。这种眼神使他感到受折磨一般难受。在离家不远时，主意突然来了，肉没有买到，给孩子们钓几条鱼，总能沾点荤气吧。
说干就干，他从朋友那儿借来鱼竿，蹬上自行车，去十里外的双盛河坝钓起鱼来，不知是那天他手艺超水平发挥还是天可怜我们，回来时，带回了几斤活蹦乱跳的鱼，我和弟弟顿时也活蹦乱跳起来。这时，对门的陈婆婆跑来说她儿媳生孩子没奶，想把鱼全买了，炖给她催奶。父亲不干，说：孩子们太久没沾油，想给他们解解馋。陈婆婆说这还不简单，踮着小脚飞跑回去，不一小会儿就拿来一大块正保肋肉说：干脆我们换，这可是她在肉店门口睡了一夜才弄来的，父亲想想，同意了。弄鱼太费油，要知道，油也是要凭票供应的。
一大堆白菜和肉煮成一锅白汤，香气令所有路过的人侧目。肉煮七成熟，捞起来，油闪闪切成片，放到锅里炒成一块块凹状的片，像花瓣一样，而后放进豆瓣，豆豉，然后将蒜苗切成段放进锅里，那香味足以使任何有嗅觉的动物失去理智。
母亲那段时间正在一家街道工业干临时工，很晚才回家，父亲和我就拖两只凳子蹲在门口等她，像两只石狮子。那天晚上，我们从很远很远的街灯下迎来每一个女性的身影，又把她们目送很远，在这样一次次激动又一次次失望的等待中，我和弟弟渐渐睡着了，直到母亲把我们从睡梦中叫醒，母亲嗟怪父亲不该让我们饿着等她，父亲嚅嗫着说：一家人，有福时哪个也不能丢下……。
那天的回锅肉和白菜汤，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尽管三十年后，我干上了民谣中称为偶尔可以解解馋的新闻工作，也上过一些父母今生不可能去的酒店，吃过一些他们想也不敢想的食物，且随着社会往后发展，在我的有生之年里还可能更多更好地吃到，但我敢打赌，我今生最美的一餐已在1977年春天吃过了，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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