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到大，我所经历的各种考试，已经数不清了。唯有两次考试，令我记忆犹新。一次是参加北京市的初中入学考试，当时只考算术语文两门，作文题目是"我的家庭"。我在考试中发挥正常，考入第一志愿北京四中。四中是全国重点中学，有许多著名的特级，一级教师，高考录取率在全国名列前茅。每年都有很多四中毕业生考入清华，北大等全国重点大学，连四中的校门都和清华的老校门相似。在四中只要努力学习，将来上大学是不成问题的。
然而好景不长，我在四中只上到初二，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学校停课，到处"破四旧"，批"封资修"，斗"走资派"，珍贵的图书资料也被付之一炬。接下来我又去陕北插队，回城待业，然后到北京西城区的一个街道工厂当学徒。在工厂我干过装车卸车，倒煤运土，和泥搬砖，机械加工，钳工，电工，最后成为一名仪表维修工。我们厂不大，却也藏龙卧虎，除了"大跃进"时期白手起家建厂的许多老大妈，也有被发配来的大学生，才华出众却被打成"裴多飞俱乐部骨干"而失去升学机会的高中毕业生，以及陆续分配来的各届初高中学生。当时四人帮当道，极左横行，"抓革命"有功，"促生产"却极有可能被扣上"走白专道路"，"只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的帽子。尽管如此，我还是在工作中学到不少知识。也深感自己在学校所学得太少，渴望能继续上学。从１９７０年开始，大学开始由各单位领导推荐，招收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由于我们厂小，名额有限，再加上本人家庭政治背景条件，我是不可能当工农兵大学生的。１９７３年，听说在领导推荐的同时，也要考一些文化知识，我也开始准备复习，希望能碰碰运气。结果因为当年张铁生的一张白卷，狠批资产阶级回潮，我上学的希望也破灭了。直到粉碎四人帮后的１９７７年，才又传来我们盼望已久的恢复高考的消息。厂里的不少同伴都跃跃欲试，却又忧心忡忡。我们大部份人初中都没毕业，已经离开学校十多年，复习的时间却只有两个月。这十年中的各届学生要同时参加１９７７年即将恢复的高考，形成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局面。但我们也知道，这次高考可能是我们的最后一次机会，只有放手一搏。我们组成了互助组，找来所能找到残存的中学教材，一致推举老汪为"学术带头人"，着手准备高考。老汪是北京四中６６届高中毕业生。要不是因为"文化革命"取消了高考，很可能早已当上了大学教授。他不修边幅，一派老夫子气，给我们这些只有小学，初中水平的"老童生"解答起问题来，深入浅出，头头是道，数学证明，推导极为严格。就这样，我们先尽可能填补空白，把没学过的几何，三角，化学恶补一遍，然后再挑重点巩固提高。在匆忙之中，我们终于迎来了令我终生难忘的另一场考试，因文化革命而中断十年后的第一次高考－－－１９７７年高考。
１９７７年１２月１０日，我来到北京十三中考场。当天上午考政治，下午考理化，我尽了最大的努力，自我感觉还好。第二天上午考数学，下午考语文。作文题目是"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一看到题目，我马上想到了１９７６年，因为在这一年里，我们经历了大悲大喜，国家和我个人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还有哪一年的经历和感受能像１９７６年这样值得大书特书呢？主意已定，马上开篇："在我身边，珍藏着一个红色的日记本，它记载着难忘的１９７６年......"。我写到自己在１月８日清晨被哀乐惊醒，深深地为国家的未来而焦急。我写了十里长街送灵车，清明节天安门广场的花圈和人海，......，以及听到粉碎四人帮的喜讯后，我们是如何地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在长安街上敲锣打鼓，游行庆祝。当时１９７６年天安门事件还没有"平反"，政治上还在讲两个"凡是"。但我在作文答卷中打了个"擦边球"，将天安门事件比作"国会纵火案"，并引用了鲁迅的话，"墨写的谎言，绝掩不住血写的事实"，痛斥四人帮"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终将被捆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走出考场，我感到如释重负。我写出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非常痛快。可是过了几天，又传来了坏消息。据说这次高考作文题的本意是让考生写１９７７年，凡是写其他年份的都算跑题。可能是像我这样写１９７６年的作文很多，而这些作文又引起了阅卷老师们的共鸣，他（她）们为我们这些考生仗义执言，使得北京市高考阅卷和招生委员会作出决定，写１９７６年的作文不算跑题。我的高考作文答卷也得到阅卷老师们的欣赏，给了我９０分的高分，使我１９７７年高考四门的总成绩达到３５３分，终于等到了第一志愿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成为文化革命后有幸首次通过高考进入清华的一千零一十七名１９７７级新生之一。
三十年来，我一直十分感激在１９７７年高考中仗义执言的阅卷老师们，特别是给我作文阅卷老师们的知遇之恩。可惜我连他（她）们的名字都不知道，当年的阅卷资料可能也不复存在了。值此恢复高考三十年之际，特写此文表达我对当年未曾谋面的恩师们发自内心的感激之情。希望他（她）们还都健在，并有机会看到这篇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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