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批启用“太子党”:中共的集体焦虑
中共召开“十七大”,最大议题,是人事安排。最令人注目的是,中共元老后代、被称为“太子党”的人物,纷纷入局。习近平、李克强,周永康,李源潮,刘延东,张德江,俞正声、王岐山、博熙来等,进入高层决策机构──政治局、乃至政治局常委。加上早已位居要津的吴邦国,“太子党”人马在政治局里超过三分之一。会后,又传,邓小平长子邓朴方,也将升任“政协副主席”。而在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中,“太子党”人物,也为数不少。在军队中,大批中共元老之后获授少将、中将、乃至上将军衔。
在“太子党”的升迁浪潮中,尤以习近平的跃升为奇观,半年内实现三级跳:浙江省委书记,上海市委书记,政治局常委、名列首位的书记处书记,成为中共最高领导职务的第一顺位接班人,即所谓“第五代核心”。换言之,中共进入“第五代”之时,最高权力将落到“太子党”手上。
“太子党”大批接位,是中共“十七大”的最大看点。而促成这一结果的,是擅长权谋、长年负责组织工作的曾庆红,他本身也是“太子党”人物。曾庆红在“十七大”上引退,但他精心布局的“太子党”接班格局,却大功告成。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曾庆红是“功成身退”。
江不信任胡
当然,比曾庆红更关键的人物,是江泽民。谁都知道,习近平突然出线,是江泽民直接干政的结果。
江泽民退休之后,从未停止干政,其干政的力度,屡屡让外界惊异。这种惊异,已然经历了三层递进。第一层,2002至2003年,当海内外媒体广泛报道“中共最高权力将首次实现有序和平稳移交”时,却惊讶地发现,在交出了“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之后,江泽民居然效法邓小平,继续留任“军委主席”;2004年,当江泽民被迫交出“军委主席”一职、外界普遍以为胡锦涛“大权在握”之时,却又惊讶地发现,江泽民继续通过遍布党政军的“上海帮”或江系人马,有效牵制胡锦涛。
最大的惊讶,恐怕还是2007年,当外界普遍以为在陈良宇下狱、黄菊暴亡之后,江系受到沉重打击,胡锦涛将成为“十七大”的大赢家,岂料,江泽民竟能插手“第五代”人事安排,硬是将“李克强接班”的原案,变成“习近平李克强同时出线、习近平后来居上”的新版。在这个回合中,江泽民大胜,胡锦涛大败。
江泽民的强力介入,势必不利于胡锦涛。江胡之间,与其说是“权力斗争”,不如说是信任危机。说穿了:江泽民不信任胡锦涛。
江泽民有理由不信任胡锦涛。“胡温新政”的传说,“科学发展观”代替“三个代表”,“和谐社会”论代替“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等等,都可能使江感受到,胡在颠覆自己。去年,胡与曾联手,干掉了江的爱将陈良宇,更使江耿耿于怀,坐卧不安,伺机报复。
“十七大”之前,甚至还有一段“谈民主”的试探。2007年1月,胡的“智囊”、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公开撰写《民主是个好东西》;3月,在胡的理论阵地,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又补充说“民主是个不坏的东西”;9月,同样是在胡的理论阵地,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发表文章,题为《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不可割裂》。所有这些“谈民主”的文章和言论,都引发外界猜测,自然也引起老江的警觉。
于是,终于,老江决定在“十七大”时出手,利用自己在党政军系统和各地方布局的人脉和人马,与胡决一死战。主要目标:要按照江的意志,安排和左右“第五代”。会后,情况明了,江达到了他的大部分目的。江泽民是“十七大”的真正赢家。
中共“十七大”表明,在中共党内,老人政治还有生命,还在延续。就进化和成熟度而言,中共还不如越共。
老人不相信“外人”
汉朝初期,吕后一党遭铲除之后,汉朝廷立了一条规矩:“非刘氏不得封王”;并从此对“外戚干政”严加防范。今日中共,“太子党”以外,都属“外戚”,为中共老人所疑虑和不信任。中共元老陈云曾经有言在先:“我们的子弟接班,至少不会反对我们。”此言不虚,到1989年“6.4”时期就有证明:在中共高层中,唯有“太子党”人物李鹏,最听邓小平和元老的话,力主镇压。从此之后,陈云的遗训,相信更为中共老人所铭记。
可怜大大小小的中共官吏,投身中共,为中共效力,不可不为卖命,却竟不知道,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不被中共老人所信任,而视为“外戚”、“远亲”、乃至“外人”。
胡锦涛和温家宝,均出生平民,经长期洗磨、隐忍,偶然得据大位。但胡温两人,本身不被江泽民和中共老人信任,这是他们作为中共最高当权者的莫大尴尬。
说到胡锦涛,谨慎有余,开创不足。以其性格来看,如果某种改革没有风险,他自然乐得推进,赢得名声;但一旦发现某种改革有风险,可能危及自己的大位和前途时,他则宁可无所作为。
如果任内稳稳当当,退休后,还有巨大的利益,足可安度晚年。众所周知,中共政治局常委级高官离休,每年耗费公款近亿元,别墅、行宫、专机、专列、高级轿车、专家医疗组、专职厨师、专职警卫、专职工作人员,等等,应有尽有,可任意享用和支配。反之,如果任内翻船,如赵紫阳,不仅落得个终身软禁,相关福利也大幅缩水,生活水准几乎下降到中下层干部待遇。(丁子霖前往吊唁赵紫阳时,曾为赵抱屈:没想到院子那么小,与普通老百姓住的没区别,我真替他感到难过。)
有巨大的诱惑,有深刻的教训,对平庸之辈如胡锦涛而言,怎能不掂量再三?当有人幻想胡将在第二个任期开启政改时,却不知道,胡恐怕已经开始盘算如何平稳打发第二个任期,如何安稳退休,保障未来的超高待遇。所以民间把政改的希望寄托于胡锦涛,实在是勉为其难,难免尝尽“恨铁不成钢”的苦涩滋味!
权为党所用
胡锦涛掌权伊始,曾提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被捧为“新三民主义”。如今看来,这个“新三民主义”,就如“为人民服务”的口号一样,有名无实。
其实,当权者为谁服务,取决于其权力的来源。在民主国家,领导人由人民选举产生,他自然对选民感恩,并服务于选民,不然,他还可能被选民淘汰。正所谓“水可载舟,亦可覆舟。”
而在专制国家,接班人由“小圈子”指定,这个“小圈子”,就是上一代当权者。被指定的新当权者,必对这个“小圈子”负责,向这个“小圈子”效忠,维护“小圈子”的既得利益。否则,他还可能被“小圈子”拿下,就如胡耀邦和赵紫阳的下场。
具体到胡锦涛,他的权力来源,首先是邓小平。于是,首先,他要感恩于邓小平。“十七大”之后,即传出邓小平长子邓朴方将登高位,出任“政协副主席”。有关报道的题目是:“胡锦涛有情有义:邓朴方将荣升国家领导人”。说的很直白:胡锦涛要向邓小平报恩。
依照这一逻辑,也不难理解,为什么胡锦涛要开会纪念胡耀邦?因为后者于他,有知遇之恩,任职贵州和西藏,都得力于胡耀邦的破格重用。胡锦涛纪念胡耀邦,表明他不忘旧恩,作为观众,如果硬要联想到“政改”,恐怕是牵强附会,或曰:自作多情。
胡锦涛难以摆脱江泽民,甚至关系暧昧,原因也在于此:尽管江泽民对邓小平隔代指定的这个接班人百般看不顺眼,多次起意废除,但毕竟,江泽民没有废掉胡锦涛,最终还让他继承了大位。于是,即便胡锦涛大权在握,还需对江泽民毕恭毕敬。一旦江发作起来,胡还不得不忍让三分。这,恰恰也是老江能够在“十七大”人事安排上如愿以偿的原因之一。
感念老人,而不感念民众,是由中共的一党专制体制和权力私相授受的本质所决定的。在中共和胡锦涛那里,所谓“权为民所用”,是空话;“权为党所用”,才是实话。说是“立党为公”,实际是为“立公为党”。只有在民主社会,权力来自选民、来自人民,才有可能实现“权为民所用”。正如林肯所说:“that government of the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属于人民、来自人民、为了人民),林肯能够大声道出这样的论断,原因无他,就是因为:他是民选总统。
中共的集体焦虑
中共“十七大”,布局大批“太子党”接班,实际上,泄露了中共的“集体焦虑”:唯恐有朝一日,有人变天,共产党前功尽弃。
怕变天,是怕被清算。从发动内战、拒不抗日,到流血土改、“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大饥荒、文革,直至“6.4”大屠杀、镇压法轮功,中共之血债,厚积天地、罄竹难书。一旦变天、一旦受到清算,中共之下场,可想而知。
中共的“集体焦虑”,恰恰从反面折射出一个现实,那就是:历史愈是演进,世界愈是文明化,中共承受的压力,愈是巨大,变天的可能性,愈是不可避免。到了中共“第五代”,变天的气候,或如箭在弦,不得不发。
“太子党”未必可靠
为了防止变天,中共老人和保守派,层层设防。至少设防四层:防范“外国敌对势力”,防范“国内敌对势力”,防范民众,防范中共内部。
第一层,防范“外国敌对势力”。任何国家,只要批评中共政权,促使其弃恶扬善,就遭到中共的痛批和妖魔化,并视为“敌对势力”,诸如美国、欧盟等。反之,对于诸如俄罗斯和北朝鲜这些国家,尽管常常干出种种不利于中国的事情,但只要它们没有批评中共,没有施压中共改善人权,中共就从来不会对他们出一句恶言。
第二层,防范“国内敌对势力”。在13亿中国人中,任何批评、抗议和反对中共的个人和团体,都被中共视为国内“敌对势力”。在中共眼里,国内“敌对势力”的范围越来越大:民运人士、法轮功学员、宗教人士,以及台湾、西藏、新疆、内蒙古等具有自治或独立倾向的部分,都被划为“敌对势力”。甚至于,用中共自订的“法律”维护自身或民众权益的“维权人士”,也被划为“敌对势力”。最后,连饥寒交迫的上访民众,都成了中共眼中的“敌对势力”。
第三层,防范民众。比如,今次的“十七大”。中共居然动用80多万人搞“保卫”,水泄不通,滴水不漏,如临大敌,如惊弓之鸟,杯弓蛇影,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被外界形容为“地下党开会”、“黑社会开会”。更有甚者,连北京出租车司机,都被下令禁止谈政治。真个是,“防民之口有如防川。”当权者内心的虚弱与恐惧,可见一斑。中共把政半个多世纪,仍然对自己没有信心。
第四层,防范中共内部。说到这一点,就是今天的题目,大批启用“太子党”,严防大权旁落。多数中共干部,从上至下,都被视为“外戚”、“外人”,而不被信任。
层层设防,未必就能防得住。道理很简单,“没有不透风的墙”。有人的地方,就有思想,就有分歧,实在是防不胜防。比如习近平,本身就具有双重性。一方面,他是中共元老之后,是“太子党”,可能全力维持现状、维护共产党江山;另一方面,他的父亲习仲勋,却是中共党内少有的开明人物,力主“改革开放”;在胡耀邦落难时,敢于出头仗义执言;“6.4”时期,反对军队镇压学生;等等。如果习近平能够受到乃父影响、潜藏乃父之风,面临历史关头时,未必就不会弃一党之私,而就民族大义。
从这层意义上而言,江泽民选择习近平,大概也是为自己备一条后路。毕竟,习近平上位和李克强上位,对江来说,意义迥异。李克强上位,感恩的对象是胡锦涛,而习近平上位,感恩的对象则是江泽民。至少,江泽民希望如此。
(在“中共十七大后中国政局走向”研讨会上的演讲,2007年11月18日,于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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