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红冰:给欧洲议会人权听证会的书面发言（图）

袁红冰

我受到欧洲议会人权委员分会(Directorate-General for External Policies of the Union, Subcommittee on Human Rights )主席伊莲 . 芙劳特(Helene Flautre )女士的邀请，出席欧洲议会人权听证会。但因为办理入境手续遇到的一些问题，使我无法开始这次旅程。所以只好用书面发言的方式，参加这次听证会。

是的，本来我准备飞越大洋高山，往返南北半球，只为在这次人权听证会上作十分钟演讲。

我为什么愿意为仅仅十分钟演讲而奔波万里？只因为我，一个追求法的正义的法学研究者，一个为出版关于中国苦难的著作不得不离开祖国、流亡海外的作家，对揭示中国人权状况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书面演讲的时间也只有十分钟。所以，我不可能进行论证，而只能表达结论性的意见。这些意见是我在中国生活近半个世纪的真实感受。

中 共官僚集团用国家恐怖主义性质的暴力建立的一党专制的制度，完全否定“主权在民”的原则；中共暴政是一个剥夺了人民的政治选择权的警察国家。中共官僚集团 对国家权力的垄断违背现代法的精神，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具有合法性。中国现在的政治制度实质上是国家权力的中共官僚集团私有制。

中共建政半个世纪以来，为维护独裁专制统治，不断实施政治大迫害，造成难以计数的人权灾难，数千万中国人因此非正常死亡。过去和现实都在证明，中共官僚集团是人类历史上罪行最严重的反人类罪犯罪集团。他们犯有奴役人民罪、虐杀人民罪、群体灭绝罪、大规模酷刑罪等反人类罪。

中 共《宪法》的序言中宣称，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中国人必须遵循的指导思想；中国必须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这表明中共官僚集团把对人的精神绝对控制和世俗的独裁权 力结合在一起，从而使中世纪的政教合一的极端专制主义借尸还魂。在欧洲，数万异教徒在宗教裁判所火刑柱上燃烧的身体曾经照亮中世纪的千年黑暗；在中国，人 们今天仍然为追求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而遭受酷刑、虐杀和监禁。从上个世纪末到现在持续八年的对法轮功的政治大迫害，构成当代世界最惨痛的人权灾 难。

中共官僚集团推行的经济改革，根本不可能像有些人相信的那样，建立起自由市场经济。因为，公正的自由市场经济只能建立在法律权利一律平 等的基础上，而中共一党独裁体制所制定的法律必然属于专制恶法——专制恶法的本性就在于维护官僚阶层的特权；专制恶法不可能承认平等的法律权利。

中共建立的乃是权力贵族市场经济。这种专制经济体制以腐败的专制权力为轴心，以权钱交易为运行的润滑剂。权力贵族市场经济只能造就财富和权利的极端两极分化，只能造就共产党权利贵族阶层和依附于他们的奸商恶贾的天堂。

当代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以九千万农民工奴隶般的劳动为基本条件。农民工每天超强度的劳动，只能得到相当于1.5美元的报酬，而且就是如此微薄的工资，也经常被雇主克扣。工人则由于被剥夺罢工的权利和组织独立工会的权利，丧失了有效保护自己利益的可能。

在 这篇演讲后面，我会附一份关于2002年至2007年之间中国煤矿矿难的不完全统计（附件一）。人们也许从中呼吸到中国经济发展中浓烈的血腥气——血是从 中国工人的苦难命运中涌出。我预言：以血泪、苦难和巨大的社会不公正为代价的中国经济发展，正在孕育前所未有的社会大危机。

中共暴政不仅是 共产专制主义最后的巴士底狱，也是当今世界上专制国家和恐怖主义势力的政治支点。中共暴政曾经教唆红色高棉虐杀数百万柬埔寨人；中共暴政曾经与反人类罪犯 米洛舍维奇结成盟友；中共暴政曾经为独裁暴君萨达姆而欢呼。今天，根据我了解的情况，中共暴政仍然是北朝鲜罪恶政权主要的政治和经济支持者；中共暴政继续 为某些重要的国际恐怖主义势力提供多方面的秘密援助；中共暴政正在干预澳大利亚的司法独立，企图阻止澳大利亚法院通过正常司法程序，受理当地法轮功学员对 有关中共的反人类罪行的控诉（请见附件二）。中共暴政不仅是中国苦难的根源，中国人权灾难的根源，而且是人类的公敌。

前几天BBC报导，又一个红色高棉领导人乔森潘被捕，并将因反人类罪受到审判。但是，教唆红色高棉实施反人类罪的中共官僚集团，却仍然在利用专制国家权力制造大规模人权灾难。历史有时就是如此不公正。不过，我相信历史最终必将公正。

一九八九年，学生和市民的血曾染红北京的夜空；明年，奥运会却将在北京举行——历史为什么对中国如此残酷！奥运会将吸引人类的关注。但是，人们的目光是否应 当越过挥动的鲜花和欢呼的人群，首先去关注正在发生的中国人权大灾难。因为，人权灾难之上的鲜花和欢呼，恰是对奥林匹克精神的侮辱。

我是中国苦难的讲述者。我要不停地诉说，直到中国苦难结束。一位澳大利亚友人曾问我：“那么，你需要我为中国作些什么？”当时我这样回答他：“我没有权利要求你 为中国作什么。我只是把真相告诉你。相信正直的人们在了解真相之后，都会按照良知的引导，去作自己该作的事。”现在，尊敬的欧洲议会的议员们，我对你们有 同样的信心。

最后，请允许我以自由的名义，感谢你们对中国苦难的关注。

二零零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附件一、附件二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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