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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淑娴:哲儿纪事 离家(组图)

2007-11-23 01:42 作者:李淑贤 桌面版 正體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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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写于1989年,原文很长,曾于1992年发表于《远见》杂志。现编选出有关的段落,整理成文,以怀念在那离乱岁月中的哲儿。2007/11/16)

方哲
 
1969年 


我没有料到,我们那样匆匆地离开了家--保福寺916楼1101(=13)号,就很难再回去了。这是我们婚后长达十八年两地分离之后第一次有的一个像样的家。

1987年,励之被"罢官"彻底回家。但励之的国内外好几家学术杂志编辑的职务尚未被"罢"。大批书籍杂志源源而来。我的原已拥挤的北大蔚秀园住房就更凌乱不堪。孩子也长大了。为庆祝我们终于团圆,我不惜倾全部积蓄而装修好了保福寺的家。励之母亲年老也来同住。

命名

19岁的哲儿从来没有在这种团圆的家中生活过。

他 出生在 "文化大革命"中的武斗年代。那时,我们住在北大十六楼。它是最靠近三角地的宿舍楼。武斗首当其冲。住户纷纷逃离。1968年5月下旬一个下午,我们也逃 了。我牵着长子,怀着次子,励之用自行车驮着必要的衣物,逃到北京东城的婆母家。不几日,励之就被科大文革当局宣布为"清理阶级队伍"的对象。来婆母家抄 家,当晚励之被带走,关在科大专政队。为了保护励之,当晚,我怀着已八个多月的次子,赶回北大十六楼,找到励之的所有日记,深夜背回婆母家。太累。第二 天,6月12日,我就早产了。

孩子出世第三天,励之被专政队允许出来为次子办理户口。励之的父亲看着必须立即回科大的儿子,再看着刚出生的孙子,向我说:"就取名为`吉'吧,讨个吉利。"我说:"一个吉不够,要双吉。" 双吉为`哲'。这就是方哲。

在 励之的大家庭中,方哲是奶奶照顾下的第五个孩子,也就不那么"精贵"了。我因产褥感染,他没有母奶吃;又正值大暑季节,没有人有心思去抱他。等他睁眼看 世界的时候,他不爱哭,总是自己躺在小车上玩,有时半天看不见人,他会努力欠起头和脚,弯成一个元宝样,一见到人,就笑了。天太热,有时因为着急,他头上 的痱子痒起来,他还没学会抓痒,就把胖胖的小手放在头上,五指一起伸开,再一同收拢。他这种抓痒的方式,一直维持到他懂得大人笑他的时候。出生在困难中, 哲儿他从小就很独立。

等了十八年,19岁的哲儿才第一次同父母,奶奶(爷爷已去世)共同生活在一起。十八年分離后的时间分外可贵。励之和 我几乎每天工作到夜深。我们有自己的人 生价值,有自己的追求,有自己遵循的普适原則,物理的,社會的。励之经常提到,并在他的物理著作中也引用的爱因斯坦的一句话是:"人只有献身于社会,才能 找到那实际上是短暂而有风险的生命的意义"。这促使1989年初,在大雪纷纷的年假日,励之起草了给中国军委主席邓小平的公开信,呼吁释放魏京生等政治 犯,期望以此使中国迎来一个和谐、繁荣的四十周年。

然而,这个呼吁,给我们的家带来了新灾难,团圆实际上总是短暂的。

"黑手"

1989 年2月26日,布什晚宴受阻一事,是一个讯号。之后,出现了更多的异样:不止一次有陌生人打电话到我家,说找派出所或公安分局;也有我们的朋友从 飞机场向我家打电话,却由派出所或陌生人接了去。有时,突然电话铃响,只要我们两人之一去接,报了名字,马上对方就挂断。显然,我们在中国政府的"另册" 中,已经"升级"了。

1989年4月中旬学生运动开始后,监听、跟踪更多。毋庸讳言,我们是支持学生的民主、自由要求的。我们的思想,我 们的一言一行,对学生是有影响的。但天 文台的朋友,从所长到年轻人,為保護励之,每天都有人陪励之在天文台工作,以证明他没有介入运动。每当科学院有游行,所长李启斌就安排方主持外賓的学术报 告会。

尽管如此,5月3日,袁木、何东昌等主持的记者招待会上,還是点了方励之的名。暗示方是"黑手"。袁、何二人唱起双簧。对方励之或 早、或近的有关报导,任 意编排、歪曲、造谣,愚民。掩盖方励之一再提到的普适的人权原则;用狭隘、煽动的语言,断章取义、颠倒是非的方式,指责方励之"没有爱国心"等等。这段相 当长的双簧,已使人感到恐怖。有的记者在会议进行中就接通了我家的电话,担心我们已被逮捕。

去大同

1989 年5月19日北京军管。5月23日,励之要去山西大同开超新星天体物理会,他是会议的主要被邀请人之一。前一天,一位好心的年轻人,满怀忧虑地找 到我,悄悄地向我说:"李老师,我从高干亲友处,得到可靠消息,内部文件很厉害地点了你们的名,一再提‘方、李夫妇',你难道不能劝劝方老师不去开会吗? 别人不敢劝他。很多人都知道,他在危险中。这时候,只有家人在一起才好一点。"

我相信这位年轻朋友,但我知道,很难改变励之对人已作 的承诺,何况会议主持人及承办单位已多次来电催促。我把消息转告励之,提醒他是非常时期,一到大同就给我电话,务必保持联系;又希望他注意北京的变化,回 家时先看阳台上有没有我作的记号,也许我已被捕;再约定,假如我被迫出走,先到山西太原,去看正在他二妹家的婆母,我们将在那里相会,是福、是祸都在一 起。

当天,他在车站等了半天,为了遣散外地学生,已售出票的车停发,却不断发出向南不需验票的车。他又回到家来,继续写他的论文。

5月24日一早,励之又出发去车站等。临行,我一半认真、一半玩笑地向同去开会的年轻同事,天文台刘玉林,说:"我把他交给你了!到时候要原样交还。"

 这一天,励之在拥挤的售票厅站了一天,北京火车站简直像战争期间逃难一样。他在下午给我打来电话,还没走掉,可望晚上有车。在车站,他遇见已是多米尼加 国国家级高官的原中国人,问励之是否有意去南方,或任何时候到该小国,他表示欢迎。励之婉谢了这一片盛意,说现在首要的是去大同,那里的会在等他。

这一天,家里也不平静。我的亲人,我们众多的各界朋友,都先后来到。大家感到北京的空气里充满了不安与恐怖,但不能预测究竟会发生什么?大家都感到,某 种愚昧、顽固、贪婪、恐惧,聚集成一种没有理性的、充满丑恶报复心理的力量,仍然巨大。我们家处在这种力量的虎视眈眈之下。每来一个人,几句话,都理解 了,然后悄悄地,匆匆地走掉。平时爱问个没完的新闻界朋友,也沉默多了,并不坚持要采访。有的人,就是为看我们一眼;有的电话,就是为听见我们的声音;还 有人特意送来一件纪念品;......我心力交瘁地守在家里,时时聆听着北京的声息,等着励之的电话。

去太原

5月25日一早,大儿子从美国打来电话,问我近来的身体。整个居民楼忧心忡忡,不知道会发生甚么事;人们在电梯中神情严肃,再无意于轻松闲聊。上午,某 一西方记者来访,一定要我预测,中国当局会不会下毒手。我想了一下说:"中国已经不是过去的封闭时代,在全世界的密切关注下,我想他们不敢,总还不至于蠢 到这种地步吧!"这与其说是我的回答,还不如说是一种愿望。

当天中午,大儿子第二次接通家里的电话,孩子急得走了调的声音从美国传来,他 以不容置疑的语气告诉我:中国当局已经把北京事件定为反革命暴乱,说赵紫阳是 叛徒,要清天安门广场,准备抓3-4千人,要抓40名知识份子,其中首当其冲的是方、李二人。我不能相信这疯狂的决定。孩子苦苦说服我,这是好心朋友可靠 的紧急劝告,命令式地求我快离开家,把爸爸找到,带上弟弟方哲。

我收拾几件换洗衣服,带上中国内地旅行必须的粮票、现款,但找不到任 何去火车站的交通工具。近来,为了阻止人们去天安门,当局已下令停驶多路公交车,中国人要 叫taxi 也很难。我只好求助于自bush 晚宴事件后结成好友的 perry link (林培瑞)教授,他迅速要了车到来。正在我将锁门离家的当儿,电话铃响,连接三通电话,一通是大儿子又来催的;一通是励之,他刚到大同宾馆;一通是意大利 朋友,罗马大学remo ruffini 教授,我告诉他们,我即刻要外出,他们将来可以从我们大儿子处知道消息。

在火车站,我向 perry link 致谢道别。我说:"我不知道将要走到哪里,但首先要找到方励之。也许我们会在小地方走一走,把这股疯狂劲避过;也许这是一场虚惊,孩子听了谣言,我们去看 看老人也不错。这样的话,我们很快就会回来。回来我一定给你电话,把你的孩子带来我家玩。"

作为一个长期热爱中国,能说流利的中文 (他甚至可以说中文相声),有很多中国朋友,又是中美文化使者的 perry link教授,已经被一九八九年以来他遇见的种种事所苦恼。面对着莫明其妙被逼得弃家逃亡的我,他显得迷惘,带着几分忧虑地说:"我愿意提供一切我可能的 对你们的帮助,祝你一路平安,希望能再见。"

北京火车站

在 拥挤的售票口,小儿子方哲想办法给我买到一张硬卧铺票,他自己却突然决定不跟我同行,要留下来。他的依据是,他不是政府要抓的人,他已经会照顾自己,而 且,我们不知道会流落到哪里。北京是最了解全面情况的地方,也许,他在北京对我们更有帮助。我一下子发现,孩子长大了,懂事了。任何作母亲的,甘愿把欢 乐、幸福和孩子共享,决不愿意让孩子跟着自己不幸。我同意他的选择。

离开车还有两个钟头,我仔细审视我那长得高大、健美的孩子,不知道他什么时候长大的。在我心里,他还是个大头大脑、厚敦敦的、不爱说话、很有自主性的男孩。

 我永远记得一件事。那还是在他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次,他带了一串男孩到家里来玩,不知怎么起了纠纷,他们像开了锅一样在那里闹;我一个人在北京带孩子过 日子就够心烦的了,又是刚刚"右派改正"、刚刚允许我上台讲课,我恨不能一天当作两天用。当时,我没有问清原因,大声责备了他,可能还打了他屁股,说了他 什么我已记不清了。但后来,在我办他的另一件"公案"时,他仰起挂满泪珠的小胖脸,愤愤地说:"你们(指爸、妈)都不喜欢我,连我的小朋友都说没有哥哥的 好,你把他们赶走了!小朋友怎么想呢?"

孩子的话像灼热的针,扎在我的心里。比他大五岁半的哥哥,已经懂得父母的难处;而他正是淘气、也更需要爱抚的时候。我把精神的压力、烦恼和苦闷,无意地漏洒在他身上,是不公平的。

他在我不知不觉中长大,渐渐理解我们了,但我们也更忙了。"反自由化"运动之后,我们的家经常处在政治旋涡中。1988年临近暑期考试,有一天,孩子悄 悄走到我备课的桌边,看我埋头工作,犹豫了一下,终于说:"妈妈,我给你说句话行吗?"得到我的同意,他接着说:"你这几天忙学生迎考,家也没回。你知 道,爸爸在家里只有他的正经事,和我说话也少,简直没有话。有时候我真恨不得有人骂我、打我一顿,像小时候那样。我难受!妈妈你知道吗?"

听了这个安静的孩子难得吐露的话,我像被火烧了一样,站起来,抬起头凝视着孩子的眼睛,那是一双很像我的眼睛,此时它充满爱意和矛盾。没等我开口,他继续 说:"我知道你们的处境,我只要你知道我的感觉,我明白你们没办法,还是应当由我自己在心理上来克服,我愿意长得精神方面更强些。但是,我想让你知道,让 你懂得你的儿子。"

我深深地内疚,我欠这孩子太多的爱;不是不爱,而总是各种事阻挡我表达爱,而爱是要通过表达才能相互感知,达到交流,得到美的享受,得到心灵的滋润,建立起人间和谐的关系的。

我还没有机会弥补过去的损失,就要和孩子分手了。我贪婪地看着他那一米八七高而匀称的身材,圆圆的、仍然孩子气的脸。这噪杂的北京站,竟成了我们母子话 别之地。孩子迅速给我买来饮料和一点简单的饭食,代我找到一个座位,说一路很挤,十多小时可能吃不上也喝不上,要我一定吃下这餐饭。万般牵挂、万般无奈, 几多离愁、几多欠疚,化成最简单的几句交待:不管将来活得多么艰难,也要作个正直的人,努力成为有知识、有本领、有独立人格的人。你的父母无罪,对自己的 生活无愧,你会理解,将来会更理解,假如说我有什么遗憾,那就是欠下对你的爱,和欠下对我的妈妈的恩情。

孩子把我送上车,找到我的卧 铺位置,放好我简单的小包。一向不会抽烟的孩子,拿出一包准备好的"洋烟",一支支分送给我的邻座,含笑和他们搭讪说:"这是我的母亲,她身体不好,第一 次去太原,请多照顾!"。火车要开的铃声响了,孩子转身塞给我几包"洋烟"说:"你不知道会走到那里,你们一点不会应酬,这也许有用。"又顺手把我刚才多 给他的钱迅速塞在我的手中,喃喃地、有点突兀地说:"你们会比我还难。......其实,真要想抓你们,亲戚家早就监视上了。要说安全,倒是北京反而最安全。这里 有那么多你们的朋友,你们在这里被抓的话,全世界都知道。这里有许多国家的使馆......"接着,他匆匆下车,在车窗外,一直看着我的眼睛,直到火车把我带走。

我到太原的第二天中午,资助大同会议的工厂厂长,亲自开车把励之送来,一同陪来的刘玉林笑着说:"李老师!我完璧归赵了,请验收!"我把我知道的紧急消息 说了,励之哈哈一笑,不相信当局会如此之蠢,同时也想让老人放心。但那位厂长说起,在整个开会期间,在从大同到太原的行车途中,都有人紧紧相随。此时我发 现,在楼外正对房间的几个窗口,都有小汽车。这种小城,在工厂宿舍区,难得小汽车长时间停靠,更何况同时有几辆。正如小儿子所说,当局若想要抓,中国大陆 的土地上,对我们都不安全。

他们真的杀人了

不连累亲人,我们于5月29日 回到北京。第三天,6月1日,清晨刚起身,我们的记者朋友abc广播公司的柯达德先生,登门告急,不久, voa的潘海蒂小姐,也打来电话。他们说的都是,昨天在北京几个郊区县,大兴、顺义等地,由政府组织的农民游行中,焚烧了方励之的模拟像。他们担心方已被 捕,也想了解方本人的感受。

励之泰然地说:"我们前天晚才到家,我完全不知道发生的事,我们的一切活动,都在政府的眼目之下,他们是 清楚的。烧模拟像,在国际上或中国历史上,我记得,只有国家级或领袖级的人享用过。我今天竟有此殊荣?他们要这样作,我不介意。"励之照样去天文台上班、 答研究生问。

6月2日,励之照常去天文台;下午,我如约接通 perry link教授家的电话;他和夫人 jean 带着两个可爱的孩子来我家玩。朋友相聚,也提不起精神,更无玩兴,谈话离不开天安门。只有他那淘气的小儿子 nathen,看上了大客厅墙壁上挂着的一柄宝剑,那是1988年的最后一天,一位病重的老人,专门托人登门送来的礼物,这是他家祖传的纪念品,愿送励之 保存。

6月3日,变了。半夜,电话铃可怕地响起来,一个稚嫩的、似乎存在我记忆里的、南方口音男孩子的声音急促地说:"李老师,不要问我 是谁,我是北大的学生, 同学们叫我一定要打通这个电话。我好不容易、冒着火光和枪声来打这个电话,就是要告诉你,我们亲眼见到,军队和武警已经杀人了!他们杀人了!这是真的!在 我边上一位清华的学生,被打碎肩胛骨;另一同学颈部中弹,被打穿大动脉,血流如注,马上就要不行了。"我被这消息弄懵了,一再问:"是真的吗?我能为你们 做什么?"对方的孩子似乎着急起来,更快的说:"是真的!我亲眼看见的!你那里能听见枪声吗?现在仍然在放枪。我们什么事也不要你做。只希望,你和方老师 平安。杀人之后,他们不会放过你们的。"

这时,我才听见,在北京深深的夏夜,远远地传来一种沉闷声,伴着断续的、似爆竹的声响。我觉得,要做点什么,一阵揪心的胸痛使我混身冰凉。楼道里,虽然家家都不开灯,但家家都没有睡。

  接着,第二通电话又响了,是一个更成熟的声音,简单的通报,在他所在的地方,可靠的统计:约有20人被打死,两百人受伤。第三通,是一个东北的、似曾相识 的口音,向我通报:在他附近的统计:50人被打死,几百人受伤。......。快天亮了,又有人报:死一百,伤......。每一通电话的最后,都是忧虑而深情地说:"不 要问我是谁,希望你和方老师珍重,平安。"

一夜不眠,听着杀人之后北京的声音。深夜,越洋电话接通。欧洲,北美的朋友都急于知道我们是否还活着。

走吧,跟我们走吧

盼 来6月4日的黎明,楼道里出奇地安静。既没有平时孩子们每逢星期日在电梯里的喧闹,也没有大人相约买菜,和为假日烹饪的忙碌。彻夜不眠的人们,在楼道相 遇,不打招呼,只睁着干涩的双眼望着前方。中国大陆的人很熟悉这样的表情,那是当大难袭来,人们掌握不了自己命运时,常有的表情。为了包裹起自己的感情, 不让它流露到不能自禁;也为了防止有一类人,用任何一句话编造是非。

谁都无心吃饭,上午,励之仍然去天文台上班。中午,励之刚回家, perry link 来了,他红着眼圈,戴着黑纱,两天不见,他好像瘦了、也苍老了。大概每人都是这样。他刚在中国人民大学门口,听学生诉说。他欲哭已无泪,伤心地站在那里, 也站不住,直倒换着双脚。停了一会儿,他哑着嗓子说:"你们都知道了!真没想到......我见到很多现场实拍的照片,看见了学生们......,太惨了......" 他盯住我看了一下,大约我憔悴得十分难看。我指着他臂上的黑纱,他黯然说:"是学生们给我戴上的,我就是要戴,我要有一点表示。"我小声、愤怒地说:"谁 也想不到,想不到他们竟这样凶残,这样愚蠢!是愚蠢!......"这时,励之的学生送文章来了,又来了什么人。

下午,一位年轻的美国记者,急急地打来电话,直愣愣地说:"要不要我帮你们离开家?换个地方?"我们谢了他的关心,表示我们哪里也不去。

四点多,perry link 和一位他的记者朋友又来了,这大概是他想到的一个折中的办法,记者朋友请我们到他所包的饭店房间,那里平时是安全的,中国官方一般不会来打扰。励之仍旧不 动声色,他说还要看一看,明天他还有一个约会,完了再说。两位外国朋友担心地走了。走前,我说,我们家的电话用起来要倍加小心,我和 perry link 约定,假如情况紧急,需要他的帮助,我在电话中就说,要他把孩子带来玩。

我们的挚友许良英,前两天还说去太原是多此一举,当晚派他的妻子王来棣来,告诉我们,军内上层已正式传达,要抓方、李夫妇俩,他替我们找到一间空房,可以蛰居一些时间,他的妻子等我们决定,好立即带我们走。她警告我们,今夜不能在这个家住了,抓人一般都在夜里。

我们的邻居,悄悄地来了。他紧张地说:"老方一定要躲一躲,今夜不能在家住。你们要是信任我,今夜,无论什么时间,来我家住,我们把床给你们留着。用坦克、自动步枪对着手无寸铁的人民,不能再相信他们了!我们真可怜,真是手无寸铁啊!科学院这个区,他们最恨,这是知识分子聚集地,将来整起来,一定是不会轻的......"我迅速把他送走,不要让别人看见。

门铃又响了,进来一位我认不出来的盛装女子,原来是我们一位年轻朋友的妻子,刻意打扮了一 下。她心慌意乱地拿着丈夫的字条,大意是:"我想法弄到一辆车, 今晚八点出发。两位老师今晚一定不要在家住。假如你们同意,八点以前在路口等或到我这里来。我把二位老师送到×××先生那里,先住一阵。"我知道,她既担 心丈夫,又担心家里一个幼子,就请她快回家;告诉她丈夫,不管我们去不去,都永远记得在这危急时刻他为我们作的一切。我们七点半不去的话,就是不去了。他 们有什么安排,不要耽误。

电话铃响,送来一个土气十足的声音,励之拿着电话,愣了一下,好像在回想什么,突然他笑了,接着说:"我明 白了,谢谢你,我明白了,明白了!"这一连串的"明白了",原来是对于 "哑迷"式电话的回答。放下电话,励之向我解释。这是一位十分"正统"的朋友打来的。因情况的险恶,这位朋友用改变了用他的山东话通消息。这位朋友说: "老方,厄(我)从山东老家来,咋这里呔脏,你咋不换个干净地方待着?看!电视上都演的啥?"这时电视正在说"平定反革命暴乱"的事。

这个电话使励之比较相信情况真的紧急,因为,别的好友对我们锺爱,反而使励之认为他们过于担心。"正统"的、不过于激进的人都认为危险,那就更有客观 性。这时,励之才同意我给 perry link 打电话。一接通,我一一谢了所有在我家等我们决定的朋友,请他们赶快离开这是非之地,我双手拉着他们的手,用力地用双目盯视着他们,我要永远在心上刻下这 一张张纯朴、善良的脸。

这一天内第三次来到我家。励之还想着明天就回来,这时,他的研究生来了,励之交给他要办的事,应该寄出的文章、书信。我收拾几件最简单的漱洗用具,向小儿 子说:"一起走吧!"他显出不情愿的样子,我劝说:"妈妈不放心你!你就先送送我们,明天再回家,好吗?走吧,跟我们走吧!"

六月的夜晚 来得很迟,黄昏的斜阳下,我回首再望一眼我们住房的阳台。阳台上,我专门请人做的晾衣架。还有打通两个阳台之间的拱形门洞。都是我的得意设计。 阳台上,还没来得及种上一点我希望有的绿色植物;阳台上,还放着一位朋友,彭培根教授,特地送来的防火索;室内放下的落地窗帘隐约可见。

替我拉开车门,再一次催我上车。一向行动急促的我,还在发愣,我好像预感到什么,又回头看看我的家,才低头进入车里。车座的布罩上,点点血迹;司机座边, 另有一人。司机急忙解释:"我们不敢一人开车,不知道会撞上什么。这一夜,我们都在自愿免费冒险拉学生,你看这布罩上的血......,唉,太惨了!学生们真是可 怜!......"

我告别了多年来盼望的、唯一的一个像个家样的家。这也许是我告别了某种更深层的东西,告别了某种思想模式,告别了某种价值观念,告别了某种心理状态;这也要求我寻找一种新的平衡,要求我开始走生命的又一章。这需要勇气。

勇气是有的,因为我还有励之,还有克儿,还有哲儿,还有伸出援手的认识的和不认识的朋友。


方哲

1971年 

 


方哲

1975年 

 



方哲

1981年 

 


方哲

1989年 

 


方哲

1994年 

 


方哲

2000年 

 


方哲

2002年 

 


方哲

2005年 

 

方哲

2006年 

 


方哲

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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