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居住的城市地处中国南方，江南形胜、山清水秀、风景迤逦，人的心灵习惯于自然美的熏陶，自古以来就文人骚客艺术家辈出，这或许是本地操习艺术之热情经久不衰的原因之一。大概在1996年，全国儿童少年统一音乐考级制度推广到这个城市，更是助长了本地的音乐幼教热，由中央音乐学院主持的全国音乐考级，就像一台鼓风机，鼓足了父母们送孩子学习器乐的热情火焰，十多年来，每当夜幕降临之际，越来越多的居民楼飘传出了各色的音符。
看到那些可爱的小手，有的稚嫩真如商店里仿真玩具娃娃，居然已经能够完成复杂的技术动作；听着由这些小玩具手拨弄出来的悠扬旋律，笔者的内心羡慕不已：就物质条件来说，时代确实不同了，想当年我们自己的父母，有多少人有音乐幼教的意识呢？即使有这个意识，又有几家人有幼教的条件呢？现在的这些孩子们长大后，是肯定比我们那辈人多才多艺的。
不过，看到一些放学后被关在家里练琴的学童，我心里又有另一种庆幸：我们小时候比他们自由，我们得到了一个完整的、自然的童年，自由是最好的，是任何“成果”无法比拟的。
音乐考级推行之后，越来越多的父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心切，要求子女在特长学习上苦练加补练，有些人追求“跨越式发展”，要求子女越级考试，其孩子初级课程尚未学完，就被要求备考中级甚至高级。在家长和学校功课的双重压力下，这些未成年人被逼得稍有闲暇就得摆弄琴键、琴弓、琴弦，照着备考的曲谱一遍又一遍地苦练，眼睁睁地望着美妙的春光从窗边溜走，低沉的夜幕无情罩下...再次醒来的时候，又得背起沉甸甸的小书包，出门追赶学校早读的铃声......
比起今天这些被“拔”的苗子，我们小时候真是幸运而又幸福，我们当年无忧无虑地在户外“浪费青春”：上山打鸟、下河捞鱼、掏鸟窝、捕蚂蚱、玩陀螺、斗蟋蟀、捉迷藏...晴天一身土，雨天两腿泥...是的，当年的我们不得栽培、没有“教养”，但那一颗童心，就像山林的飞鸟一样自然自在，我们没有今天一些受到精心呵护苗子的被“拔”之痛。
我并不否定早期教育的重要性，早期教育有着诸多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它是艺术、外语等领域高层次能力的培养、高级人才塑造的基础和先决条件，比如，象钢琴、提琴这样的复杂乐器，如果小时候没掌握，成年后极难学好；如果没有“童子功”，一个人要想习得一口流利地道的外语，并且从心所欲地听说读写，则难如登天......
我只是想指出：中国大陆现时流行的早期教育容易走入“拔苗助长”的误区，“拔苗助长”的主要表现是：
一，不尊重孩子的兴趣，在早期教育的选择上独断专行、搞长官意志，强行为孩子选择“好的”科目；
二，不尊重学习规律、不顾孩子疲劳，在孩子学习上搞任务制，实行盲目的“赶超战略”；
三，不讲求教育方法，搞单向教育、训话教育、一言堂教育，采取强迫填鸭、灌输等死板、横蛮方式，以求“高效”；
四，重技术而轻艺术、重技巧轻意境，偏重机械式技能训练而忽视引导学生体验和领悟艺术的境界和本原。
这种拔苗助长的教育的确可以制造出大批知识丰富、技能熟练的学者和艺匠，却决不可能培养出富于创造力的大师、大家。中共国人口之多，世界第一，立国近六十年来却出不了一个诺贝尔奖得主 ，原因就出在病态教育，出在邪恶体制必然造成的畸形和残缺的教育，拔苗助长，就是这种病态教育的症状之意。
拔苗助长，不仅摧残了无数的中国苗子，历史上也曾差一点摧折了贝多芬这一天才幼苗：贝多芬的酒鬼父亲约翰，为当时轰动欧洲的莫扎特神童现象所迷醉，立志要把贝多芬培养成莫扎特第二，以便“挣大钱”。从三岁开始，他就把小贝多芬推上钢琴键盘，施以耳光教育、皮鞭教育，经常逼迫小贝多芬练琴至深夜，有时自己白天喝醉了酒，深夜突然想起自己孩子今天没上课，把熟睡的贝多芬从床上揪起来练琴，以致于“邻居经常听到这个可怜孩子的哭声和抽泣声...”约翰的教育与其说是在培养音乐人才，不如说是在培养一个人对音乐的憎恨，约翰的拔苗助长固然使得贝多芬早早地打下了钢琴演奏的基础，也使得他在音乐上的成长因为对音乐充满了厌憎而一度难以为继，约翰的粗暴教育，也毁了贝多芬的童年，使其从此落下了一个粗暴、乖佞的性格，一度对人生悲观失望。
小贝多芬之所以能够后来的“乐圣”贝多芬，完全得益于他的第二位老师尼菲，因为尼菲真正激发了贝多芬对音乐的兴趣。贝多芬十岁碰见尼菲，跟从尼菲五年，在五年的时间里，尼菲老师不仅在音乐上给予了三流宫廷歌手约翰无法给予的爱心教育和规范教育，而且经常寓音乐教育于户外活动：他领着小贝多芬观察大自然的美，给他讲授音乐家的故事、音乐知识，让贝多芬根据自己的内在感觉练习演奏技巧，终于把贝多芬真正领入了音乐殿堂、将一颗音乐天才苗子深深地根植在肥厚的音乐土壤上。
贝多芬的成才之路突出地说明：教育除了“乘早”之外，还得注重兴趣的培养，兴趣是看不见的老师、最好的老师、终生的老师，只有激发真正的兴趣，才能降生非凡的人才，而专横的拔苗助长，只能制造庸才、扼杀天才，甚至造成对人类高贵精神创造活动的逆反心理，引导一个民族走向衰微。
曾节明 成稿于2007年十一月九日下午(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看到那些可爱的小手，有的稚嫩真如商店里仿真玩具娃娃，居然已经能够完成复杂的技术动作；听着由这些小玩具手拨弄出来的悠扬旋律，笔者的内心羡慕不已：就物质条件来说，时代确实不同了，想当年我们自己的父母，有多少人有音乐幼教的意识呢？即使有这个意识，又有几家人有幼教的条件呢？现在的这些孩子们长大后，是肯定比我们那辈人多才多艺的。
不过，看到一些放学后被关在家里练琴的学童，我心里又有另一种庆幸：我们小时候比他们自由，我们得到了一个完整的、自然的童年，自由是最好的，是任何“成果”无法比拟的。
音乐考级推行之后，越来越多的父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心切，要求子女在特长学习上苦练加补练，有些人追求“跨越式发展”，要求子女越级考试，其孩子初级课程尚未学完，就被要求备考中级甚至高级。在家长和学校功课的双重压力下，这些未成年人被逼得稍有闲暇就得摆弄琴键、琴弓、琴弦，照着备考的曲谱一遍又一遍地苦练，眼睁睁地望着美妙的春光从窗边溜走，低沉的夜幕无情罩下...再次醒来的时候，又得背起沉甸甸的小书包，出门追赶学校早读的铃声......
比起今天这些被“拔”的苗子，我们小时候真是幸运而又幸福，我们当年无忧无虑地在户外“浪费青春”：上山打鸟、下河捞鱼、掏鸟窝、捕蚂蚱、玩陀螺、斗蟋蟀、捉迷藏...晴天一身土，雨天两腿泥...是的，当年的我们不得栽培、没有“教养”，但那一颗童心，就像山林的飞鸟一样自然自在，我们没有今天一些受到精心呵护苗子的被“拔”之痛。
我并不否定早期教育的重要性，早期教育有着诸多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它是艺术、外语等领域高层次能力的培养、高级人才塑造的基础和先决条件，比如，象钢琴、提琴这样的复杂乐器，如果小时候没掌握，成年后极难学好；如果没有“童子功”，一个人要想习得一口流利地道的外语，并且从心所欲地听说读写，则难如登天......
我只是想指出：中国大陆现时流行的早期教育容易走入“拔苗助长”的误区，“拔苗助长”的主要表现是：
一，不尊重孩子的兴趣，在早期教育的选择上独断专行、搞长官意志，强行为孩子选择“好的”科目；
二，不尊重学习规律、不顾孩子疲劳，在孩子学习上搞任务制，实行盲目的“赶超战略”；
三，不讲求教育方法，搞单向教育、训话教育、一言堂教育，采取强迫填鸭、灌输等死板、横蛮方式，以求“高效”；
四，重技术而轻艺术、重技巧轻意境，偏重机械式技能训练而忽视引导学生体验和领悟艺术的境界和本原。
这种拔苗助长的教育的确可以制造出大批知识丰富、技能熟练的学者和艺匠，却决不可能培养出富于创造力的大师、大家。中共国人口之多，世界第一，立国近六十年来却出不了一个诺贝尔奖得主 ，原因就出在病态教育，出在邪恶体制必然造成的畸形和残缺的教育，拔苗助长，就是这种病态教育的症状之意。
拔苗助长，不仅摧残了无数的中国苗子，历史上也曾差一点摧折了贝多芬这一天才幼苗：贝多芬的酒鬼父亲约翰，为当时轰动欧洲的莫扎特神童现象所迷醉，立志要把贝多芬培养成莫扎特第二，以便“挣大钱”。从三岁开始，他就把小贝多芬推上钢琴键盘，施以耳光教育、皮鞭教育，经常逼迫小贝多芬练琴至深夜，有时自己白天喝醉了酒，深夜突然想起自己孩子今天没上课，把熟睡的贝多芬从床上揪起来练琴，以致于“邻居经常听到这个可怜孩子的哭声和抽泣声...”约翰的教育与其说是在培养音乐人才，不如说是在培养一个人对音乐的憎恨，约翰的拔苗助长固然使得贝多芬早早地打下了钢琴演奏的基础，也使得他在音乐上的成长因为对音乐充满了厌憎而一度难以为继，约翰的粗暴教育，也毁了贝多芬的童年，使其从此落下了一个粗暴、乖佞的性格，一度对人生悲观失望。
小贝多芬之所以能够后来的“乐圣”贝多芬，完全得益于他的第二位老师尼菲，因为尼菲真正激发了贝多芬对音乐的兴趣。贝多芬十岁碰见尼菲，跟从尼菲五年，在五年的时间里，尼菲老师不仅在音乐上给予了三流宫廷歌手约翰无法给予的爱心教育和规范教育，而且经常寓音乐教育于户外活动：他领着小贝多芬观察大自然的美，给他讲授音乐家的故事、音乐知识，让贝多芬根据自己的内在感觉练习演奏技巧，终于把贝多芬真正领入了音乐殿堂、将一颗音乐天才苗子深深地根植在肥厚的音乐土壤上。
贝多芬的成才之路突出地说明：教育除了“乘早”之外，还得注重兴趣的培养，兴趣是看不见的老师、最好的老师、终生的老师，只有激发真正的兴趣，才能降生非凡的人才，而专横的拔苗助长，只能制造庸才、扼杀天才，甚至造成对人类高贵精神创造活动的逆反心理，引导一个民族走向衰微。
曾节明 成稿于2007年十一月九日下午(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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