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包遵信病逝中外反应截然不同

2007-11-10 13:17 今天的对比新闻，我们要介绍海内外媒体对一位中国知识分子去世所作的截然不同的报道。


包遵信去世以及追悼会没有出现在中国的任何报纸、杂志、电视、广播上。北京的街市，依旧是灯红酒绿，到处呈现出官方媒体所展现出的“和谐盛世”景象。

而这位中国知识分子去世的消息，除中国媒体无动于衷之外，在世界各地都得到广泛的关注。世界三大通讯社美国的美联社，英国的路透社和法国的法新社，都从北京向全世界发了电讯，报道了这一事件。美国纽约时报等平面媒体、ABC美国广播公司等电视网、欧洲的媒体、澳大利亚的媒体、港台媒体等也纷纷进行了报道。

中国警方对死去的包遵信仍然如临大敌。中国国家安全人员在定于11月3号举行的包遵信追悼会之前，骚扰了很多追悼会的参加者，警告他们不得参加追悼会。

这位中国知识分子的名字对很多今天的听众，特别是年轻听众朋友，也许生疏了。他的去世也许在中国大陆不会引起任何波澜。人们更关心的也许是股市的涨跌，油价房价的飙升。然而，包遵信是什么人呢？为什么他的去世和他的追悼会，在海内外媒体中引起如此对比强烈的反应？


包遵信1964年文革前夕从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曾经担任过《读书》杂志副主编和《走向未来》丛书的主编。

在中国几十年闭关锁国之后，中国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那个时期，也是中国思想界空前活跃的时期。包遵信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向一代中国青年知识分子普及了西方民主人权的理念，这套丛书深受当时的大学生和研究生的喜爱，改变了当时整整一代青年的知识结构和价值取向。包遵信先生也成为上世纪80年代中国新启蒙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

可惜的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因胡耀邦的去世、对六四天安门事件的镇压、赵紫阳的被废黜而中止了脚步。

1989年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包遵信参与了天安门广场学生民主运动，他反对政府强行在北京实施戒严，并且派军队镇压学生的民主运动。包遵信因此被中共当局指控为六四“黑手”，判刑5年。

包遵信度过了3年半铁窗生涯，从监狱中被放出来之后，毅然投身中国的民主事业，先后出版过一些关于民主和六四的书籍，并且发起并参与了多起联名维权的事件。

据报道，包遵信3年前曾患脑栓塞，后来恢复，但是今年10月23日凌晨6点多，在原发病的脑干部位再次突发大面积脑溢血，经医院抢救一直处于深度昏迷之中，没有自主呼吸，没有血压，只有心脏还在跳动，生命全靠仪器和药物维持。10月28日傍晚，包遵信在北京病逝，享年 70岁。

路透社报道说， “包遵信是一位哲学家，也是中国的一个著名知识分子，包遵信是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的副研究员，曾经是前共产党总书记赵紫阳的改革派智囊”。

包遵信去世之后，中国警方对北京的一些准备参加包遵信追悼会的持不同政见者进行了骚扰。曾经为包遵信辩护的律师浦志强在接受西方媒体采访的时候说，他无法去参加追悼会。他当时在接受派出所的约谈。

浦志强说：“警方并没有说为什么我和其他几个人不要去。他们只是说这是来自上面的指示。”

不过，浦志强补充说当局可能担心，有很多敏感的人会出来参加为老包举行的葬礼。


美联社在报道包遵信追悼会的新闻中说，仍然有100多人出席了包遵信的追悼会。一些人在追悼会上发言，回忆了包遵信的一生以及他的政治活动。追悼会是另一位北京著名持不同政见者刘晓波发起的。刘晓波也因为参加天安门学生民主运动而被监禁。

在北京殡仪馆的大厅里，穿制服的警方人员不多，不过身穿殡仪馆制服的一个人对外国电视媒体小组说不要拍摄。他还说，拍电视需要获得特别的许可。

目前在北京的人权活动人士胡佳说，警方对他和他妻子的监视加强了。远在离北京1400公里以外的持不同政见人士殷卫红在温州对记者说，当地国安部门定期对他进行监视，并且询问他是否计划去北京参加包遵信的追悼会。殷卫红说，他相信如果他去北京，他们肯定会阻止他。

据美国之音记者海涛从香港报道说，另一位北京异议人士江棋生也被警方堵在家门口，不让他参加包遵信的追悼会。被警方禁止参加追悼会的还有北京的莫少平、刘军宁、俞梅荪、浦志强。王力雄、唯色、刘荻、李海、齐智勇、胡佳、贾建英，刘风钢、张先玲、刘京生、李和平、余世存、陈子明等。他们都无法参加追悼会。在上海，浦东的国家安全部的特工“亲切”地陪同李剑虹女士看电影。

美联社报道说，和很多老一代中国持不同政见者一样，包遵信获释之后，继续从事民权运动。为此，包遵信曾经两次被当局短暂地拘禁。

1996年，包遵信写了一封公开信，呼吁被称为橡皮图章的中国人大通过决议，让政府官员公布他们的财产，从而反对普遍存在贪污腐败现象。

包遵信批评中国缺乏公开的政治辩论，政府权力没有分立，没有独立的司法来对腐败现象进行制衡。

包遵信在公开信中说，靠政府官员本身的良好愿望和道德情操来打击腐败是根本没有用处的。美联社报道说，中国政府没有理睬包遵信的公开信。

目前旅居美国华盛顿的观察网站主编陈奎德写文章说，“ 偌大一个国家，沸沸一个‘盛世’，汹汹万千警察，面对一个已然逝去的老病书生，竟然如临大敌，战战兢兢。这与前述表层社会包先生的‘不存在’截然相反，形成鲜明对比。它彰显了包遵信真实的赫然存在：作为一个大写的人，作为一个独立的精灵”。

陈奎德认为，拥有国家安全部和众多秘密警察的庞然大物，“竟然如此惧怕一介书生，而且是一位故去的瘦小病弱的书生，这无可争辩地呈现出了包遵信先生在当代中国的沉甸甸的分量”。

陈奎德在纪念包遵信的文章中说：“今天，见满世界旧雨新知对老包的真情流露，对一个无权无势的老人而言，绝大多数显然并非谬托知己，仅此一端，足堪慰籍。加以如此众多警察也赶来为之送行，老包，你在九泉之下，可以瞑目了。”

刘晓波在为包遵信的文集所作的序中，高度赞赏了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思想启蒙运动的先驱者。　

刘晓波在文章中说：“在我读研究生还没毕业的时候，老包已经是80年代最有影响的《走向未来》丛书的主编了。回顾思想解放的80年代，在以呼唤改革开放为主潮的思想启蒙中，《走向未来》丛书的出现无疑是一个重大的事件。这套丛书对当时中国思想界的冲击，特别是对年轻一代的启蒙，用‘振聋发聩’来形容是决不过分的。”

刘晓波谈到了包遵信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虽然涉及到人文学科的各个领域，但是给他印象最深的只有两个主题：一是引进西方的现代观念；二是对中国传统的反省和批判。刘晓波承认，他从80年代中期开始的对新旧传统的激进否定，无 疑从《走向未来》丛书中汲取了不少思想资源。

刘晓波指出，包遵信在六四以后的文字对现存的一党专制，中共的夺权史和执政史的基本史实，有了更深刻的清理和分析。包遵信在分析中国民主化之所以长期滞阻不前，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共对世界文明一直采取拒斥的方针。所谓世界主流文明，直白地说就是以英美文化为代表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价值原则和制度规范”。

刘晓波认为，这段话再明白不过的说明老包所坚守的信念，非但没有因“六四”悲剧以及他个人所受到的不公正而改变，反而更加坚定和明晰。

现在离开包遵信主编走向未来丛书已经20多年过去了。当刘晓波重新翻开当时很多知识分子必读的珍藏的《走向未来》丛书，看着当年读书时划下的笔迹，再看看那庞大的编委会名单，不胜感慨万分。长长的名单中有很多人至今仍然在知识界和文化界呼风唤雨，惟独主编老包，这个在 80年代的中国文化界响当当的名字，在八九运动中成为知识界的重要象征之一的名字，却于90年代消失了，他变成了被这个制度所不容的异类。

刘晓波说，六四后，包遵信成了一个边缘人。他没有工作、没有固定的收入、没有在大陆公开发表文字的权利、经常受到专政机关的非法骚扰等等等等，但是所有这些在其他人看来的“悲惨”处境，刘晓波认为，对老包本人来说未必就有多么不幸。

刘晓波分析说：“因为他所付出的代价不过是一种委曲求全或夹着尾巴做人的世俗幸福，而他所得到的却是作为一个知识人的独立、尊严和良知的持守。在这个腐烂得几乎没有任何做人的底线的享乐时代，我为老包庆幸，其处境使他成为极少数拒绝同流合污者之一。”

美联社向全世界播发的一组包遵信追悼会的照片中，包遵信女儿包瑗致悼词的照片特别引人注目。包瑗在追悼会的一段话呼应了刘晓波的观点。包媛说，虽然六四之后包遵信被关押3年多，他出狱之后“无公职、无收入、无医保”，“基本人权受到压抑”，但是，包遵信却在家里和享受了15年父女天伦之乐。

包媛回忆说，她小时候，包遵信很忙，很少回家。而包遵信出狱后，回到家中的日子，成为最令人难忘的一段时光。包媛说，包遵信出狱后，他很少外出，很少开会，基本没有公开的社会活动，终于有时间和家人在一起了。

包媛说：“每天晚上，我们都能吃到你做的可口饭菜，你做的红烧鱼很好吃，现在想起还是满口余香；晚饭后，您居然还能和我们坐在一起看电视了。特别是作了外公以后，看见哈哈，你的烦恼全消，声音悦耳，眼神柔和，表情生动，四肢灵活。”

包媛深情地说：“爸爸，不管您以前在外面的形象多么风光，但我最最珍惜的还是你在家里做爸爸的日子。因为，这样的日子，是女儿第一次享受，让女儿感到无比幸福。”

包媛在悼词中请爸爸原谅她没有继承包遵信的事业，也祈求父亲原谅她不擅长文字表达。包媛说：“文是小溪，心是大海，溪流当然无法表达大海。无论我的表达多么苍白，您都能感到我的心，我对您的爱和怀念，是惊涛拍岸，是海天一色，是最为纯洁的蓝色！回来吧，回到我的蓝色中。女儿：包瑗”

中国著名独立知识分子余杰在悼念包遵信的一篇长文感叹说：“近年来，老一辈先贤如王若望、王若水、刘宾雁、李慎之、赵紫阳等相继去世，现在连包老师也突然离开了我们。而统治者依然强悍、依然凶残，不仅消除了记忆，而且还窜改了历史，他们以胜利者的姿态君临天下。我们束手无策，我们毫无还手之力。我们被遗忘、被孤立、被羞辱，被囚禁，被流放。我们成了不可接触的一群。”

余杰说：“18年过去了，转机依然没有出现。如果没有对永生确定的盼望，没有对公义恒定的信念，我们必将陷入到巨大的虚无与绝望之中。但是，我们没有被失败打垮，尽管在我们的一生中不断地遭遇到失败的命运。我们依然站立，我们依然风雨兼程。我相信，包老师生命的终点，必是另一段旅途的开端，那段旅途必花香满径、落英缤纷。”

这也是为什么另一位著名中国独立知识分子朱学渊将包遵信称为“失败的英雄”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