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经历的文革(图)

文革中的武斗工事

我出生于60年代初,文革开始,正是我开始记事的年纪。当然,对于一个6、7岁的儿童来说,那时的记忆应该说还是比较模糊的;所以我讲的文革,主要应该是文革后期的事情。

我在家里排行老大。听父母讲,其实我的上边还有一个长我两岁的哥哥,但出生不久就夭折了。不能说是被直接饿死的,但是和营养不良有关系。

我出生于3年灾荒时期而没有被饿死,也是父母付出了血的代价。据母亲说,我出生的时候,大人吃不饱,唯一可以填肚子的,是一种叫做"棉籽饼"的东西。棉籽饼就是棉花籽榨油以后的残渣,再包上一层薄薄的面皮所做成的"饼子"。父母把"饼子"上面的薄薄的面皮剥下来喂我吃,他们则干脆直接吃棉花籽。据我所知,棉花籽是有毒的,所以父母当时得了一些怪病也就可以称之为血的代价。

我出生于北方,父亲在某高校做行政工作,我随母亲落户在附近一所村庄。为了能够享受学校里冬天的"取暖费",我们常常是冬天到学校去住,开春以后又搬回到农村。我们这样的身份,在农村,被称为"外来户"和"背粮户",到了学校,又被称为"农村户"。

关于文革的记忆,最深刻的就是"武斗"。大学是武斗的重灾区,我所在的那所大学,更是灾区中的灾区。小时候不懂事,只觉得每天打仗很好玩。有很长一段时间,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机关枪嗒嗒嗒地总是响个不停。学校里分成两派,"红旗"和"火炬"。两派分别占据相距不远的两栋大楼,机枪主要就在两栋大楼之间对射。最有意思的是,附近农村有一个卖豆腐的老农,每天到学校来冒着生命危险卖豆腐。他卖豆腐的方式很奇特,楼上用一根绳子把钱吊下来,卖豆腐的再用绳子把称好的豆腐再吊上去,这也就成了当年武斗时期的一个独特风景。

那个时期,真可以称之为战火纷飞,武斗打死人的事情经常有发生。然而,对于一个10来岁的儿童来说,往往是把枪炮声当作鞭炮声来听的。有一次,我们到校园外的一个养猪场玩,我们到回来的时候,学校已经被包围。我们看到的,是一大帮头戴柳条帽,还插了柳树枝的人们向校园里面冲锋。后来才知道,这些人就是所谓的"工人绝死队"。我们是翻校园围墙回来的,当时觉得很好玩,谁知父母在家里都急坏了,回到家里免不了受到一顿责骂。

类似的场景太多了。又一次,我们正在家门口玩耍,突然就跑来了三个人,在离我们10来米远的地方躲在一棵大树背后向一栋楼上射击。这种场景和电影上的战斗片很相似,我们也没有感到害怕,只是觉得很刺激。当然,父母知道以后,赶紧把我们拉回家里,他们可是已经被吓得浑身哆嗦了。

还有一次,我无意中模仿电影里的人擦着墙根作追踪坏人状。被父亲看到,结果被拎回家里好一顿训斥。这时我才知道,玩这种游戏是有很大的生命危险的。因为很可能招来不知什么方位的冷枪。虽然年龄小,但以后再也不敢这样了。

被冷枪打死的例子是很多的。一名学生,从厕所出来,莫名其妙地就被飞来的一颗子弹打死。后来,据说开枪的人被举报了,还判了刑。但当时他为什么开枪,好像理由是"保卫毛主席"。

有一位姓黄的教授,文革时期被进行强制劳动改造,即使在战火纷飞的岁月,仍然每天要到农场去劳动。有一天,一帮牛鬼蛇神正在麦田里劳 动,突然远处飞来了子弹,结果大家都爬到了麦田里隐蔽起来。然而,一颗子弹还是从这个黄教授的屁股打进去了。原来,其他人都爬下了,而他却可能是因为身体太胖,只崛起屁股作隐蔽状,结果暴露了目标。由于是牛鬼蛇神被打死,似乎也没有做太多的追究,此事终于不了了之了。

武斗最激烈的时候,我们已经不敢再在学校居住了,于是我们几家结伴逃到了乡下。除了武斗的战斗队,整个一座学校,大概就都逃空了。那时候,从学校到乡下,还要经过城门。把守城门的是解放军战士。人人经过都要进行检查,但我不知道他们到底要查什么?其实,到了乡下也不是很安生。有老乡开玩笑或者说是恶搞,说我父亲身上有手枪,于是大伙就起哄说是让交出来。虽然是起哄,但实际上这种恶搞也是有生命危险的,因为如果传到什么战斗队耳朵里,半夜三更前来搜查,如果你“抗拒不交”,难免就会有生命危险。幸亏当时没有什么战斗队来,但是我们全家可是一次在战战兢兢中度过的。

不管是普通职工,还是教授,逃到乡下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养猪、养羊养兔子。我们家喂了好几只兔子,我与父亲主要的功课就是打草喂兔子。不是说文革时期到处都在割资本主义尾巴,为什么我们那会儿可以明目张胆地养兔子?我也说不清楚。反正靠养兔子和父亲每个月42.82元的工资,总算养活了一家六口人。

那时候的主食是“红面”。所谓红面,就是高粱面,因为它呈红色,故而得名。红面做饭,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不团结”,如果能掺一点白面,就比较容易做面条,否则一入锅,就组成了一踏糊涂。然而,白面太少了,一年也吃不了几顿,它主要用于过年包饺子。所以,我们就去剥榆树皮。榆树皮和有粘性,把它晒干磨成面,掺在红面里面,再做面条就不容易煮烂了。现在人们把红面当作小杂粮,说是吃小杂粮可以补充维生素,但实际上,如果一直吃红面,会造成大便干结的。所以,后来我们学校来了一批工农兵学员,他们对学校食堂有意见,就在厕所里写下这样的打油诗:来到某某县,吃的尽红面,影响大小便!

然而,虽然吃不饱,虽然吃不好,但是我们还是要经常“忆苦思甜”。所谓忆苦思甜,就是大家聚到一起,先请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给大家控诉旧社会的黑暗,然后集体吃一顿用糠做的窝窝头。糠窝窝头的确很难吃,所以大家自然就得出了“新旧社会两重天”的结论。

但是,忆苦思甜也有忆出问题来的。记得有一次老师给我们布置作业,让我们回家问父母在旧社会都受了哪些苦,然后到校一起忆苦思甜。轮到一位同学姓王的一位同学,她居然站起来说:我奶奶说,60年太苦了,我们家被饿死的两口人……结果引来一片哄堂大笑。幸好当时没有追究这位小同学和他奶奶的反革命言论。

武斗也是分阶段性的。过了一段时间,武斗结束了,校园里恢复了平静,我们这帮小孩子也就开始"打扫战场"了。什么叫打扫战场?原来,武斗以后,教学楼的玻璃基本都被打碎了,我们所要做的事情,就是拿自制的弹弓再把还没有被完全打破的玻璃再补上一弹弓。为什么要这样?我们也不知道。好像是觉得,大人们在动刀动枪,作为孩子也不应该闲着。看来,破坏一个旧世界的世界观,从娃娃就开始树立了。

我虽然是生在红旗下,长在文革里,但对文革初期的大串联印象还是很模糊的。当然主要是因为那时候我的年纪很小的缘故。当然,每天的早请示晚汇报是必须的仪式,即使对于一个刚上学的儿童来说也是如此。什么叫早请示?每天到校上课,老师一进教室,班长就喊起立。然后手中摇着红宝书,口中念念有词。班长先领喊:首先,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于是同学们紧跟着就喊: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班长又领喊:敬祝敬爱的林副主席身体健康!于是同学们又跟着喊:身体健康!身体健康!

这时候,才开始进行早请示。大家异口同声:毛主席阿毛主席,我向您老人家保证,我今天一定要好好学习,遵守纪律,保证不乱说乱动,做您老人家的好学生。

然而,最搞笑的是,每天下课的"晚汇报"。大家几乎都是千篇一律:毛主席阿毛主席,我今天对不起您老人家!我今天上课没有好好听讲,做了小动作,今后一定改正。

我说过,我是每年辗转于农村和大学之间生活的,当然我上学也就是在两地之间交替。尽管城市和农村有诸多不同,但早请示和晚汇报的形式却是惊人的相似。

侥幸的是,我出生于贫下中农家庭。每当填表的时候,在家庭成份一栏,我总是会自豪地填上:贫农。其实,听我父亲讲 ,土改的时候,我祖辈其实是算比较有钱的人家。我爷爷一生行医,在当地也算比较有名的老中医,收入也算殷实。但是,就是因为没有置买田地,所以就侥幸的划归到贫下中农的行列。否则,如果以家庭富裕程度来说,很有可能被划为地主富农。

我爷爷不但是有名的好中医,而且是出名的大善人。给人看病,有钱的收钱,没钱的欠帐或者白看;而所谓欠帐,基本上归还的也很少。比如邻居前来借粮食,只要喊一声:大爷,借你一瓢小米。爷爷只是坐在炕上回一句:自己舀吧。结果往往是,十瓢八瓢就被舀到面袋子里背走了。

就是这么一个大好人,文革时期却差一点掉了脑袋。原来,我爷爷、奶奶"解放前"加入了"一贯道"。据说,"一贯道"的"点传师"是国民党的连长,所以"一贯道"就被定为反动教会。爷爷被脖子上挂了大木牌,奶奶被剃成了阴阳头……最后,爷爷被关进了监狱。

父亲说,当时他才20多岁,当他听到爷爷有可能被判死刑时,怎么也想不通,差一点携带了一枚检来的手榴弹去炸公安局。当然,幸亏没有实施,否则也就不会有我了。

由于家人的"活动",爷爷最终没有被判死刑,只是被关了几年后就放出来。爷爷活了84岁,最终也没有想明白自己为什么一生行善积德换来的却是牢狱之灾。

感谢爷爷有先见之明,没有置买田地,所以也留给了后代一个好的家庭成分。否则,我也将被列入"四类分子"子女的行列。所谓四类份子,就是"地富、反、坏、右"。在我们班里,虽然是小学,有两个富农的子女,就备受凌辱。其实,我和他们的关系很好,但是,同样一件事情,发生在其他同学身上感觉正常,如果发生在"四类分子"子女身上,连我也会隐约地感到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

每天,当大队喇叭里响起了:"四类分子们,马上到大队门前结合扫大街了"的时候,这些四类分子的子女,也会同时受到同学们的嘲笑。

看四类分子们游街,至少在小孩子们眼里是一件10分有趣的事情。每当最高指示发表,或者一些重大节日,四类分子们就会挂牌游街。他们的罪名我已经记不清楚了,但是他们游斗时的痛苦表情和观看者的热闹场景,至今还时时在我的梦境中出现。我清楚地记的,我也同其他孩子一样,从地上捡起土坷垃向他们身上砸过去。至于为什么要砸,其实我也搞不清楚,总之觉得他们一定是坏人。

虽然是一个10来岁的孩子,但是我已经自觉不自觉地参加到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去了。我参加过大队和学校的批斗会,高呼过"坚决打倒"之类的口号,写过一些连自己也搞不清楚的"批判文章"的作文,甚至差一点就向公安局举报我的一位老师的"反动言行"。

事情是这样的:我的一位语文老师姓毛,是位双腿残疾的女老师。毛老师对我们很好,我的感觉,她是我所遇见的最好的一位老师之一。但是,有一次上课,讲的事样板戏里的《沙家浜》,当讲到"烈日喷焰晒不死"时,她的解释居然是:"当毒辣的太阳晒到人身上……",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反动透顶!

在当时,太阳就是毛主席,毛主席就是太阳!所以当我听到"毒辣的太阳"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毛老师实反革命!那一节课,我再也没有听进去,一直在反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对于这样一个明显的反革命言论,我作为一名红小兵,要不要去举报?

我终于没有去举报。也许是因为毛老师对我太好了,也许是因为我的思想觉悟还不够高,也许是因为我天性胆小,也许是因为我年纪太小,找不到公安局的大门……

毛老师是侥幸的,因为他讲了反动言论而居然没有被举报;但我的一位姓刘的老师就没有这么幸运了。这位刘老师是我在乡下的一位比我们高一年级的语文老师,他在带领学生捡麦穗的时候,脱口而出:同学们快点检,多检支援帝修反!

其实,谁都知道,他想说的是:"同学们快点检,多检支援世界革命,打击帝修反"。这种话在当时几乎是人人随意脱口而出的口头禅,但这位刘老师居然省略了几个字,结果正好把意思给颠倒了。结果,被觉悟高的几个同学同时举报给了校长。结局是,这个刘老师被批斗了好几天。据说公安局还要逮捕他,但不知道为什么后来不了了之了。

其实,在文革中,人们都想表现自己的思想觉悟高。这也可能就是大家相互检举的原因之一。在文革初期,我们这个学校有一位姓邓的工人,他的工作是印刷所的刻字工。文革初期,据说他从北京一个朋友那里得到"内部消息",说是刘少奇可能有问题,中央正在审查。他于是把毛主席的讲话和刘少奇的言论相对比,终于发现了刘少奇的"反动"。于是,他率先贴出了"打倒刘少奇"大字报。这种先行者的举动,得到的回报是被五花大绑关进了监狱。结果,他的承受能力有限,终于在监狱里面发疯了。当刘少奇真的被打倒了,他被放出来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十足的精神病患者了。

这是一位具有中国特色的精神病患者。自从精神错乱以后,他只穿军装,走路永远是靠左走(这种离奇的故事,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连我自己都要怀疑他是胡编乱造)。我们小孩子们知道他有这个特点,就专门从他的左边走,而他则永远有办法保持他的"左倾"位置:或者早早地就紧擦左边的墙根走,或者马上转身倒着走……他还特别喜欢唱毛主席的语录歌,不过,往往是乱唱。比如,原来的歌词是这样:东风催,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到了他的嘴里就变成了: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就是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就是美帝怕人民当然,由于他已经成了神经病,也就没有人去追究他了。这位文化大革命的功臣,经历了因为超前打倒刘少奇而坐牢,又经历了因为真正打倒刘少奇而被释放出狱,再经历了为刘少奇平反……最后死在了精神病院。

关于文革的奇闻轶事,我也听说过不少。在我的生活中,雷同的事情太多了,再重复也就没什么意思了。我所讲的,尽量是一些亲身经历的个案。

毛泽东“农业学大寨”的最高指示发表以后,不但使大寨的地位一路飙升,也使大寨党支部书记程永贵平步青云。众所周知,这个斗大的字不识一升的大老粗,竟然坐到了国家副总理的宝座上。如果说文革中毛泽东是神,那么陈永贵至少是一个半仙。所以,一切对陈永贵的不敬,就是对文化革命的犯罪。

我校的一位工人,就因为在陈永贵的画像上画了一副眼镜,就被五花大绑捆起来判了刑。

一位教师,过年的时候打扫宿舍,把旧的毛泽东画像取下来,换上了一张新的。就因为旧画像和垃圾放在一起,被人告发,结果也是被五花大绑逮捕了。

还有一位工人,想陷害另一位和自己有一点个人恩怨的工人,就拿了一颗气枪子弹安在了对方家里毛泽东画像上,结果,结局当然是又制造了一起反革命事件。

1976年,中国高层的几个大人物相继死去。那时候,看到大家都是一副悲痛的样子,我也只好作悲痛状。特别是在举行毛泽东逝世追悼会的时候,我随大家一齐排队向会场进发。在途中,一位很久不见的同学隔得很远叫我的名字,我假装没听见不敢回头。因为在这种“庄严肃穆”的场合,与熟人打招呼,我怕被认为是最伟大领袖的大不敬。那时候,我虽然已经上了高中,但实际上并没有上几天课,大部分时间是在附近的一个纺织厂“半工半读”。又一个啼笑皆非的事情,至今想起来都令人忍俊不禁。毛泽东去世,下班以后我们同工人一起政治学习。记得当时是一位车间主任给大家朗读报纸上一篇纪念毛泽东的文章。这位车间主任大概文化程度也不高,当他念到“毛主席谆谆教导我们”的时候,由于他不认识“谆谆”二字,而且想当然这两个字可能应该念“哼哼”,于是就念成了“毛主席哼哼教导我们”。当然,由于他对这个“哼哼”的读音也不敢十分确定,所以在念的时候也就轻声地“哼哼”过去。由于我不幸正好知道应念“谆谆”,知道这位主任读错了,结果差一点笑出声来!当时,我就吓出了一身冷汗。试想一下,如果在当时那种氛围之下笑出声来,不把你打成反革命才怪呢。由于我当时赶紧低下头掩饰自己,所以也没有看到其他人的表情。过后我就想,难道那么多人,都没有听出这位主任念错吗?

毛泽东去世以后,紧接着再出现大事就是打倒“四人帮”。在接下来就是恢复高考制度。那时候,我正好高中毕业,于是就参加到了高考复习队伍中。至今想起来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我的高考复习,几乎是从“一穷二白”开始的。高中的课程几乎全部陌生,甚至于,连数学上的正玄、余玄为何物都搞不清。总之,一切从零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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