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商人致函胡温: 立即启动县市政改

2007-11-04 00:28 作者:安徽省嘉禾食品有限公司法人及董 一点补充(安徽省嘉禾食品有限公司法人及董事长 郑存柱)：

在十七大结束后，我构思并写作这封公开信期间，看到了安徽省政协常委汪兆均先生的公开信。他也直言为“六四”、为“法轮功”辩护，他也直言呼吁政治体制改革。我很高兴有这样的同乡。

安徽省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安徽人陈独秀先生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党人和第一任总书记。现在的胡锦涛总书记也是明清两代享誉天下的安徽徽商的后代。全国人大的吴邦国先生是我的老乡安徽肥东人。刚刚当选的政治局常委李克强先生也是来自安徽。第一任和新一任的总书记是安徽人；安徽人在新的政治局常委中竟占了三分之一，虽然只是一种巧合，但作为安徽人，我还是感到自豪和骄傲。

我更希望有更多的普普通通的安徽人士勇敢地站出来，向国家领导人进言呼吁，让安徽和安徽人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的不可阻挡的历史大潮里，做时代的弄潮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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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启动县市级别的政治体制改革

作者：安徽省嘉禾食品有限公司法人及董事长 郑存柱

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

你们好！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闭幕了。胡主席、和温总理再次当选为执政党的主要领导人，将再次为中国政府和人民服务5年。作为一个中国公民，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的相关规定，提笔给你们写一封公开信。作为1989年“六四”事件的亲身经历者，作为回国投资的外资企业的法人和董事长，也作为在海外民运组织的参与和知情者，根据个人的成长过程和投资经历，根据我在海外所了解的民运组织的情况，向两位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主要领导人提出个人看法和建议。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对于当代中国的发展具有特别的意义。它标志着中国从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到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的转变；标志着中国领导人的产生机制从元老指定到程序产生的转变。虽然胡总书记在报告中提到了要“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虽然温总理也强调：“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就不可能成功”，但是中国目前的政治环境远没有上世纪八十年代开明、宽松。因为自1989年以来的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在几次事件的决策失误而造成的悲剧和冤案，没有得到合理、合法的解决，使政治体制改革一直不能绕开这几个不得不解开的死结，无法像经济改革那样突破瓶颈，取得世人瞩目的发展奇迹。

一、 阻碍政治体制改革的几个死结：

1） 六四事件：

关于发生在1989年的“六四事件”，虽然历届领导人都强调共产党已经做出了定性至今没有改变，但是从“六四暴乱”、“六四风波”到“六四事件”的称谓转变，从中国媒体一直回避并禁止“六四事件”的报道、回忆、研究和重新评价的呼吁，从香港和海外每年坚持纪念“六四事件”来看，共产党对“六四”的定性，从来就没有使大多数的中国人信服，时隔18年之后，也没有信心对“六四”解禁，说明了共产党本身也对“六四”性质有着特别的态度。从媒体的报道我们得知，每年都有党政领导和各界人士提出重新评价“六四”的建议。但是共产党是否有勇气和信心来重新评价“六四”？

作为当年的大学生，我亲身参与了“六四”。我只想从自己个人的思想和情感的经历来叙述一下我所经历的“六四”，作为无数个曾经参与其中的大学生的一个例子，供共产党的领导人未来评价“六四事件”作为参考。

1982 年——1985年，我初中毕业后考取了中专，在安徽省肥东师范学校接受了三年的专业教育。在这三年里面，我们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教育，像绝大多数的同龄学生一样，我在思想上积极要求进步，申请成为了中国共青团团员。胡主席，从您的个人简介中我得知，1982年—1985年您正是我们团员和学生的最高领导——共青团书记和全国青联主席。在您的领导下，我们学习张海迪姐姐、学习张华烈士，我们热衷李燕杰、曲啸老师的演讲，接受共产主义的理想教育；我们以及我们的老师喜欢看根据王蒙小说改编的电影《青春之歌》，我们唱着《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在希望的田野上》、《金梭和银梭》，憧憬着美好的未来。

在这三年里面，我们也学习到“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学习了鲁迅先生的《纪念刘和珍君》。我们把前辈学子的爱国行动和献身精神作为我们学习的榜样。我的世界观在这三年里面基本成型，如果没有后来发生“六四运动”的话。

随后的三年，我成为一名中学教师，在平凡而伟大的讲台上教书育人，把自己学到的知识传授给学生，也把自己的人生理想传授给学生。在这三年工作中，我开始接触社会，慢慢认识到社会存在很多落后和不公正。我工作的所在地，老百姓把共产党的乡书记叫做“大老爷”；附近乡的一个妇女主任可以协助当地贫困的单身男子买外地妇女做老婆；

在中考中，学校老师的子女或者亲属可以在考试的时候公开作弊，占用普通学生的名额去读高中虽然我开始看到这些书本上没有的社会黑暗，开始思考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但是，依然坚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开放，可以改变贫穷地区的落后面貌。这期间，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召开了，正式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知识分子开始公开发表独立的见解，中国人民释放出空前的政治热情，参与学习、讨论政治体制改革，共产党也显示出足够的胸怀、充足的信心和强大的凝聚力。

1988年，我通过了成人高考，有机会到合肥市教育学院英语系进修。第二年春天，青年学子热爱的前共产党总书记胡耀邦逝世，“六四运动”由此拉开了序幕。

回顾自己“六四”发生之前的教育经历，我很“自豪”地说自己是共产党教育出来的“好学生”，从小学一年级开始直到考取中专，我都是“三好学生”，常年担任班长——班级的“最高领导人”，成为了“红小兵”，后来是“少先队员”、“共青团员”。像绝大多数的学生一样，我们时刻准备着成为“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曾经在网络上看到过一篇胡主席学生时期的应景文章，我们是受着相同的教育成长起来的，有着大致相同的思想观点，理应对同一个事情有着相近的看法才对。

1989年的5月3日，安徽合肥，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当时的北京已经开始了学潮，但是内地的校园却依然平静。我清楚地记得那天上午，自己逃课坐在学校附近的安徽省图书馆看书，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天先看了庞龙的《宽容》，然后学习《中国共产党党史》，这是中国所有大学的一门必修课，也是研究生考试政治科目的主要内容之一。恰巧，

那天我借了一些党史的参考书，大多数党史开头章节的主要内容就是介绍“五四运动”。那天的参考书里面看到很多“五四运动”的细节和人物。看着看着，不禁情绪激动起来。明天就是“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纪念，难道我就这样为了自己研究生考试，为了个人的前途读书，背诵着“五四运动”的伟大意义来度过这个日子吗？七十年过去了，

难道我们这一代学生还不如当年的学子吗？只是读书做个好学生，对得起当年的前辈吗？这样想着，偌大的图书馆里面就没有一个平静的书桌了。我于是回到了学校，找到高年级的几个同学一商量，决定5月4日我们要组织一次游行，针对社会上出现的官倒现象、读书无用论、领导子女特权、物价飞涨等问题，呼应当时北京学生的游行口号，向省委省政府提出一些建议和要求，作为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

随后，我们开始书写“合肥市十所高校‘五四’游行”呼吁书，并分头骑自行车把十份呼吁书张贴到安徽省教育学院、安徽大学、安徽科技大学、合肥工业大学、安徽工学院、安徽农学院、安徽医科大学、安徽中医学院、合肥外语专科学校。呼吁书要求5月4日上午到安徽大学研究生宿舍旁的食堂前面集合，自带游行标语，自行维持秩序，从安徽大学游行经过金寨路、长江路到省委、省政府门口，提交游行请愿书。

这就是我参与策划、组织安徽省“五四”游行的经过。也许我们的想法是不成熟的，但是从中还是看出我们忧国忧民的学生本质。

后来事态的发展无法满足我们游行的愿望。当天深夜我们几个组织者就被发现。学校和系的老师、领导分头和我们谈话，教育说服我们，我们几个并不服输，和师长们辩论。其实老师说服我们的理由，他们自己也觉得很牵强，说到最后就说：“我们一个小小的教育学院，在省里都排不上号的无名学校，你们去组织游行有什么用？人家北京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的学生有名气，领头才合适。”。我们的回答也很干脆：“不是合肥教育学院使我们有名气，而是我们学生将来也许会使合肥教育学院有名气。”

老师们苦口婆心，总之一句话：作为学生，你们只要“一心只读圣贤书”就可以了。其实，我们何尝不想好好读书，我们几个游行的策划者，几乎都在准备研究生考试，但是，我们多年受到的共产党的爱国教育，使我们无法自私地只去读书，而“两耳不闻窗外事”。（我们其中一位王先生1989年就报考了清华大学的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生，他后来去北京面试的时候，导师刚好在天安门广场，他也就到了广场。后来风云突变，李鹏下达了戒严令，他从一个考生成为了一个敢死队队员。因为参与六四，他没有被录取。后来连续2-3年他都考出了高分，可是都无法就读。最后辞职下海经商。令人高兴的是，他前几年再次参加考试，被内蒙古一个大学录取，后来又提前考取了南京大学的博士生，终于圆了18年的博士梦！）

经过这次流产的游行，我们也有点气馁。我甚至真的接受了老师们的劝说，决定好好读书，考上研究生，将来为自己谋一个好的职业算了，管她国家兴亡，反正有“肉食者谋之”。

后来在游行中有记者透露新华社《内参》，说安徽省委书记卢荣景平息了合肥学潮，受到中央表扬。

但是合肥的学潮还是来了。好像是5月15日前后，安徽大学学生发起了合肥市的游行，当天晚上在合肥市政府前的静坐，声援北京学生绝食。第二天，学生继续上街游行并在中午时候到达省委门前。我们纯粹是为了看热闹才去了省委，而且，我们的班级辅导员老师也和我们一起去了。到了下午，学生迟迟不愿散去，要求和省委书记对话。这时候有一个省委秘书出面要求和我们学生商谈如何对话，

要求推选学生代表。挤在前面的不少学生是在看热闹，开始往后退，没有思想准备做学生代表。后来安徽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各推选了一名学生，但是人数不够。这时候站在我背后的辅导员老师把我往前一推，说，你前一阵就要组织游行，你就做学生代表吧。就这样，我也被“推”举成为了安徽省第一次和省委领导商谈的三位学生代表之一，后来也就随着学潮的发展而成为安徽省的学生领袖。

我记得我们当时提出的要求主要有：省委书记必须出面；要求电视直播。5月18日下午，在安徽省党校礼堂，省委书记卢荣景终于出面和我们学生对话，虽然以技术限制为借口没有进行电视直播，但当天晚上的电视也基本上全程播报了对话过程，没有进行明显的删减。

正当社会对安徽省的对话处理好评如潮的时候，第二天的5月19日夜，李鹏在北京党政军上大会的讲话传来了。我依然清楚地记得当天晚上学生们集中在合肥市政府门前。突然大喇叭开始广播李鹏讲话，早已组织好的各个学校的老师分头到了自己学校的学生那里劝说学生结束静坐回校。很多学生委屈地哭了起来。我也依然清楚地记得自己的泪水无言地流淌着。我们学校的历史系老师低着头劝说我们：你们已经创造了历史！请你们相信历史！朱熔基曾经也说，历史会给我们正确的评价。

是的，我们相信历史，从22岁开始相信历史，一直相信到40岁的今天！

回到学校，学院的党委丁书记亲自陪同辅导员来劝说我：从今天开始，只要我不游行，对以前行为一律不追究。

但是，我尊敬的丁书记，您怎么能做到昨是而今非？难道共产党不愿意听发自内心的真话，而宁愿相信口是心非吗？昨天我们还是爱国的学生，今天就突然变成了动乱分子？全国各界人民对学生的同情和声援，各民主党派领导和著名知识分子对共产党的呼吁和建议，邓小平先生不愿意听这些逆耳之言。不经过最高权力机关—— 人大的讨论，一个快90岁的老人，

就通过非法程序决定了中国的命运和数百个年轻生命的毁灭、数百个家庭梦想的破灭。邓小平先生自己曾经三起三落，经受了非法人治带来的悲惨遭遇，但是时过境迁，他自己又通过人治的非法手段造成了更大的悲剧。他在经济上开创了改革的新时代，但是却又分别斩断了自己的左膀右臂，把两任总书记非法拉下马。1997年邓小平逝世的时候，我写了一副对联：

功过三七，小平聪明一世
是非六四，邓公糊涂一时

为了表明自己不是反党的动乱分子，而是一个爱国的学生，我当时就写了一份“入党申请书”，然后义无返顾，继续参与组织合肥市的游行活动，并带领学生前往北京天安门。“六四”发生前夜，为了响应北京学生组织的呼吁，带领部分学生回到合肥，准备等待万里委员长回国召开人大会议，在法制的轨道解决学潮问题。谁知悲剧突然发生

6月5日的合肥，仿佛老天也在流泪！早晨的大雨没有阻止同学们重新走上街头，雨水掩饰着同学们脸上的泪水，掩饰着我们的悲痛和绝望。一切不复存在，共产党10多年教育所形成的价值体系，顷刻间坍塌毁灭。

这是我“六四事件”的个人经历。我相信当年参加学运的大多数同学，有着和我相同的思想和情感经历。18年过去了，也许有的人已经淡忘了自己年轻时的这段历史；也许进入了不惑之年，有更多的生活责任需要自己去努力、关注。但是每一个当年的参与者，经历过“六四”的八九一代数千万的学生，在他们每一个的心灵深处都埋藏着一个委屈，也埋藏着一个信念；埋藏着一个绝望，也埋藏着一个等待！

如今，18年过去了，“六四”依然是中国的一个禁语，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死结，是一个期盼以及期盼带来的解放，是一年又一年的等待。


胡主席，温总理，我们不是在等待“戈多”，我们是在等待一个清晰的结果：那就是共产党可以拿出当年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反右的勇气和气魄，重新把散落了 18年的千万颗心凝聚起来。我相信，大多数和我相同经历的人，大多数带着红领巾长大的，读着《中国革命史》成熟的当年的学子，都还在内心深处保留着这样的期盼和等待。解铃还需系玲人。我们把这样的机会留给中国共产党，留给中国共产党中的顺应潮流，顺应民心的领导者。

2） 中国民主党事件

1998 年6月25日在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之际，浙江的王有才等人，根据宪法规定的结社自由，依法向浙江省民政厅正式申请注册成立“中国民主党”。在此 10年前，在台湾执政的中国国民党已经走在了共产党的前面，解除了戒严，开放了党禁，使2000多万中国人从集权专制的封建阴影中走向了多党民主的现代社会。中国国民党也终于按照当初的“军政、训政、宪政”的规划承诺，放弃了一党专政，

开启了宪政民主。中国民主党的组党尝试，本来可以给中国大陆带来一个政治制度革新的契机，如果中国共产党愿意像1949年执政之前那样反对一党专政，愿意像中国国民党那样顺应时代潮流而开放党禁，愿意遵照宪法规定的结社自由而批准中国民主党正式注册成为一个反对党，从外部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进行监督、批评，那么，今日的中国大陆，也一定会像台湾一样，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第一夫人”照样要被起诉，“驸马”也照样要蹬监狱，我相信我们安徽省也不会出现一个贪污的副省长被判处死刑，上海市也不会出现市委书记、政治局常委因为腐败而下台。

如果中国民主党可以合法成立，合法活动，那么，目前各级政府的吃喝风、公费旅游就不会屡禁不止。台湾因为有政党的互相监督，一些制度性的问题，比如“首长特别费”都会被揭发而审判，消除今后可能的腐败根源。但是在中国大陆，“公费旅游”等制度性的腐败却屡见不鲜。拿我们安徽省举例，在安徽省检察院系统因为使用虚假的邀请信出国公费旅游的事件被揭露，

受到党和政府相关部门的处理之后，公费旅游并没有减少，反而愈演愈烈。就在十七大召开之前的8月份，根据海外媒体报道，安徽省再次派出41名官员组成的庞大的公费出国团到美国进行所谓的考察。41名官员来自不同的地区和20多个行业，这样的一个代表团，一定是省级单位“合法”组织起来的。但是这样的出国访问团，在海外媒体曝光之前，人民不知道他们的领导突然消失三个月去了哪里；回国之后，我们也不知道他们在美国的考察有了什么收获；这样的“合法”公费出国，所合的“法”，就是制度性的腐败，是腐败到处蔓延无法根除的根本原因。如果

有中国民主党作为反对党存在，那么这则新闻报道出来之后，中国民主党就会向安徽省的执政党——共产党安徽省委质询：是什么单位组织了这样的出国团？考察的目的是什么？在虚假邀请信事件时候，这次的“合法”出国程序上有没有相似的行贿受贿行为？民主党在安徽省的各个地区也会分别询问参加这个考察团的成员，比如安徽师范大学的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院长王邵武先生，您参加这个考察团使用的是什么经费？是学院的科研经费吗？您去美国考察的目的是什么？您的考察给您的学院的发展带来了什么机遇和启发？

如果有这样的反对党存在，如果有这样的监督，就会杜绝绝大多数的公费旅游，就会解决共产党本身无数份红头文件所无法禁止的腐败问题。

中国民主党申请成立的宣言里面说：

“中国民主党以非暴力的、和平的、理性的方式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提倡以文明对话方式解决任何争端和分岐，反对恐怖活动。

中国民主党的宗旨是：实现直接民主选举，建立宪政民主政治体制。建立政治分权机制。使政治权利互相制约，并确保其能进行良性循环，使任何个人和任何集团，都无法将权力建立在暴力之上，实行军队国家化，彻底铲除产生政治独裁和政治腐败的土壤，使中华民族彻底摆脱强权暴政。”

胡主席，温总理，你们作为中国共产党高级领导人，一定非常熟悉这些文字。这些主张不就是当年共产党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所提出来的主张吗？不过民主党的主张和共产党唯一的不同是“非暴力”。民主党不发动农民起义和武装暴动，主张以对话的方式解决任何争端和分歧。王有才先生不愧为当年的“六四”学生领袖，他把当年天安门广场上

的主要的要求——“对话”作为政治遗产继承下来。尽管如此，当时的总书记还是决定抓捕这些民主党的倡导和注册者，除了直接宣布成立民主党的各地负责人被以“违法”而抓捕判刑以外，连按照合法手续申请注册民主党筹委会的王有才等人也被抓捕判刑。这样的情形，我们也非常熟悉，《中国共产党党史》里面不是经常出现非常相似的场面吗？只是历史开了了太大的玩笑，当年被追杀被抓捕被判刑的共产党人，如今成为了自己革命的对象，直接操起当年专制政党的同样的手段，使用当年的同样的法律理由，抓捕、关押反对一党专制的民主党人。

作为认同中国民主党主张的中国公民，我本人从民主党申请成立起，就关注这个事件的发展，也写文章评价组党的意义，分析可能的结局。在各地的民主党人被抓捕判刑之后，我于2001年申请成为民主党成员。因为我相信中国民主党自始至终寻求合法存在，不是一个“非法”，更不是一个“敌对”组织。我愿意继续关注民主党的后续发展，也愿意按照民主党成立宣言以及 “公开、理性、非暴力、合法”的行动四原则开展活动，包括

写这样的一封公开信，维护中国民主党申请注册成立的合法权利。我相信不远的将来，中国民主党一定会合法地在中国存在并行使它的历史使命。我也希望，中国共产党以中国国民党为师，不断自身完善党内民主，让共产党员通过选票从竞争的对手之间选举出共产党的新的总书记，同时也允许甚至支持并培养出一个反对党。这是中国共产党给国家和人民最大的也是最光荣的贡献。多党民主的中国社会，一定在多党良性竞争和互相监督中，成为真正的世界强国，而不必像今天这样和几个军事独裁的政府相提并论。

相反，如果中国共产党继续坚持一党独裁，不但无法根除各级党政官员的腐败，也无法取得台湾人民和中国国民党的认同，台海两岸会渐行渐远，导致中华民族的彻底分裂或者兵戎相见，兄弟互相残杀。这是为了维护一党之私的独裁而牺牲了中华民族的统一和振兴。

3） 法轮功事件

1999年，还是同一个党的领导人，再次不明智地制造了法轮功事件，使中国共产党又背上了一个甩不掉的沉重包袱。

为什么说不明智呢？从1999年7月开始，共产党动用一切可能利用的国家政治、经济资源，对法轮功展开了声势浩大旷日持久的镇压。本以为可以像以往的政治运动一样，很快把对手打倒或歼灭。但是法轮功不但没有被高压制服，反而走向世界，各国开花。法轮功所组织的各种抗议活动，伴随着中国领导人的每一次出访。在中国内地，法轮功成员在人民币上写上各种口号，在居民楼道里面贴上坚持信仰的小贴纸。这样一场力量悬殊的战争，共产党却打了八年之久而没有取得胜利。八年哪，连日本鬼子都可以赶出中国了，但是法轮功却没有被消灭。这样的一个结局，就说明战争发动者的不明智甚至愚蠢了。

我没有深入研究过法轮功，只是读过李洪志先生的书。但是法轮功的出现和发展壮大之时，正是中国城市大量职工下岗，老百姓失去医疗保障的艰难时期，法轮功吸引了大批的信众，练习气功，防病健身，同时又接受“真善忍”的修炼，客观上对社会稳定起了积极的作用。如果共产党可以因势利导，对法轮功像其他宗教一样，加以规范管理，完全可以和日益流行的外来宗教基督教抗衡，发展成一个国产的宗教团体，说不定将来能够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宗教派别，那也是中华文化的产物，对于世界文明做出贡献。

但是本人曾经有2位法轮功朋友，我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出法轮功是有利于修炼者也有利于社会的。

我在上海师范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我的室友郭生欢是数学系的高才生，曾经代表学校参加奥林匹克数学模型比赛并获得冠军。他也免试被推荐直升读研究生，毕业后也留校成为大学讲师。他那时候已经开始修炼法轮功，并成为我们大学的练功点的负责人。他以真善忍为标准与人相处，他的助人为乐在研究生楼和数学系是有口皆碑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品学皆优的人，只是因为修炼法轮功，没有对周围的人造成任何伤害，却被迫接受洗脑教育，被迫

在《新民晚报》上发表“上当受骗”的文字，来解除强大的精神压力，保住学校的工作。他被利用成为“教育转变”的典型。几年以后，我和他在上海见过一次，那时他已经正式从学校辞职了，不再需要承受来自学校的控制和压力，但是说到那个违心的文章，他还是无法掩饰自己的羞愧。我还听他说，他已经结婚了，爱人是华东师范大学的，也是法轮功的修炼者。他们因为法轮功而相识。在法轮功被无情镇压的时候，他们结为连理。但是不幸的是，他的妻子因为不愿意写“悔过”的文字而被抓进监狱，而他的妻子当时已经身怀六甲也无法被释放。

后来在上海做进出口业务的时候，认识了一位从事海运业务的朋友，叫吴亮。我当时并不知道他是法轮功修炼者，只是觉得这个人很特别。因为业务有时候需要喝酒应酬，但是他却从来不喝酒。吃完饭也不愿意和我们到娱乐场所唱歌，更不用说像其他人一样从歌厅带小姐出去包夜了。就是这样一个非常正直的人，突然就失去了联系。后来才知道他是法轮功在上海的一位负责人，因为到天安门参加抗议活动被逮捕。出来后不久，他又被抓捕，这次被判了好几年，原因是他利用电子邮件和国外的法轮功网站联系。知道他修炼法轮功之后，我才明白他的与众不同，明白他有一个特别的道德标准来约束自己，不与职场的丑陋恶习同流合污。

我的不少朋友都不是法轮功成员，但是也和我一样，通过他们的法轮功朋友得出了直观明了的结论：法轮功是与人为善的类宗教团体，具有对社会教化功能，对当前建设和谐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而且，对法轮功的镇压，从一开始就没有按照法制原则来处理，完全是共产党高层内部少数人的错误决定。而基层公安以及政府专管人员对法轮功普通学员的打压，抓捕，强制洗脑甚至刑讯逼供的行为，完全无视基本人权和法律规定，是一种严重的犯罪行为，将来一定会受到正义的追究和惩罚的。


二、 国家层次政治体制改革的难度

因为以上三个死结的阻碍，再加上中国共产党不能像否定文革那样，利用林彪、四人帮作为替罪的羔羊，十七大之后的中国共产党也难以启动国家层次的政治体制改革，尽管有太多的理由，尽管时机已经非常成熟。其实早在1998年中国民主党组党活动期间，我就以方言的笔名，写了一篇评论文章：《行民权之实——江泽民的最后机会》，这篇文章有点类似于今天的公开信。8年过去了，江泽民终于放弃了他的最后机会，退出了历史给他提供的绝好的舞台。当时的江泽民只有“六四” 一个障碍，邓小平已经去世，赵紫阳还在富强胡同给党的代表大会写“平反六四”的建议信。而江泽民不但没有重新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反而另外制造了“中国民主党”和“法轮功”两大障碍，把胡主席和温总理政治改革的窗口堵得更小了。

尽管如此，我还是想把那篇文章在这封公开信里转发给新一代的领导人。我相信这样的呼声会不断增加，给新的领导人的政治改革提供外在的推动力和舆论支持。在这篇文章里面，我提到了“六四平反”，提到了“中国民主党”，提到如何对待海外流亡人士和所谓的“反动”组织。如今我也成为了“反动组织”的成员，为了自己，我这里全文抄录《行民权之实——江泽民的最后机会》如下，再次呼吁一次，供新的领导人参考。

行民权之实－－江泽民的最后机会

20世纪就要在中国重新启动的政治改革中结束。现在为本世纪的中国作史未免太早了点，但为本世纪中国出现的几位伟人作传，则已是平常之举。没有人能否认本世纪出现的几位伟人会载入史册，他们是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现今的国家主席和共产党的总书记江泽民会不会跻身伟人之列，这个问题要江主席自己以实际的政绩来回答，因为历史已经给了他绝好的机会。

回想世纪之初，国难当头，民不聊生。然而时事造就了孙中山这位民族英雄、民国之父。他反对封建帝制，鼓吹民主共和，并发动辛亥革命，推翻了大清帝国，创建了中华民国。同时提出了“三民主义”的建国目标和“军政、训政、宪政”民主步骤。“三民”者，民族主义的中华民族独立、各民族平等；民生主义的平均地权、节制资本；民权主义的主权在民。“军政”即依靠武力统一国家，“训政”即教导人民实现民主，“宪政”者实行宪法，提倡民权，推行民主。

然而，“革命尚未成功”，先生已经骑鹤仙去。但他一生追求民主，心仪民国，一代英名，后世景仰。作为孙中山先生的门徒，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寻找到一条救国的正确道路，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取得了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完成了国父的主义之一－－民族主义。从此，“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告别了外强凌辱的历史命运，不再对任何

国家俯首称臣。只是民生建设的探索，走了一个太大的弯路，一直到去世，也没有实现自己繁荣均富的共产梦想。作为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改变了对毛泽东个人权威的无限崇拜，推行现实主义的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使中国的经济有了持续稳定的发展，民生的问题已基本解决。若不是晚年“六四”处理的失误，邓小平的历史地位不会比毛泽东低。如今，孙中山的理想经过全体中国人的近百年的努力奋斗，已经到了实现的最后关头，而江泽民接过了前辈的接力棒，他的面前还有民权的实现，还有宪政的完善，还有祖国的统一－－“同志仍需努力”！

这是历史创造的机遇，也是历史提出的挑战。接受这个挑战，创造一个新的时代，完成民权主义，结束以党“训政”的落后局面，全面推行宪政建国，那么本世纪就会多一位伟人；放弃这个机会，因循前任的“旧法”，历史只会黯淡地记录另一个华国锋的临时过度。

“民权”即人们通常所言的“人权”，但是，由于对人权一词的客观误解和主观曲解，使得人权这个本来意义非常明确的词语，如今成为论战双方都高举的大旗。使“民权”和“人权”有了一点区别。为了本文逻辑的需要，这里我们只使用“民权”，同时也对“民权”和现在人们所提的“人权”作一点分析比较。

“人权”本来是在特定历史时期产生的政治术语，也就必然具有特定的内涵。300年前，资产阶级为了反对封建专制和宗教“神权”的需要，提出了天赋人权和主权在民的学说。“人权”从产生伊始就是特指人的公民、政治权利和自由。在现代，这一特定的内容，也体现在几个国际性的人权公约和宣言里，从而使人权的理论成为全人类的共识。可以说，真是因为封建专制在地球上依然存在，而人的权利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所以人权理论也仍然是人类政治生活的主要理论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的“人权”也就是孙中山先生的“民权”，即公民的权利。

但是，不甘心人权的普遍彻底实施的特权者，改变以往的否定人权普遍性原则，诋毁人权理论的进步意义的愚蠢做法，转而也祭起人权的大旗，只是企图改变人权的意义为自己所用。我们中国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竟然也如此发展起人权的理论来，离开马克思的人类解放理想有天壤之别，转为维护落后的和目前的经济基础不相符的专制制度的工具，马克思如在世，不知要如何骂这些不肖子孙。

这些人的法宝之一，就是把人权的特定内容篡改为人的“生存权”。如果重视生存权，发展经济，但同时也保障人的政治权利的实施，这本来是经济落后国家维护人权的最佳途径，但是，这些人却以生存权来变相否定人权的其它重要的内容，公然违背了马克思理论关于人的理论。

在马克思与人本主义者的论战中，马克思批评人本主义者仅仅注意人的“类”属性，即将人降低到“动物”的一个类别，否定了人类的社会本性。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倒退了100多年，把马克思曾经批判的东西拿来当作马克思理论进行发挥，难怪有人将中国的人权理论骂为“猪权”理论。

为了与这些人权理论划清界限，我们使用“民权”一词。民权，就是公民的权利。只能将他作为公民来探讨他的权利。这些权利连共和国的宪法都明明白白地记载着，是任何一个现代人，无论他是国家领袖还是平民小卒都不敢公然反对，由此可见这些权利的神圣不可侵犯。

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比较来看，民权也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可分割的有机体。资本主义重视商品生产和私有财产的神圣，资本主义是和所有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社会主义则反对人性异化，宣扬人类解放，是和本来意义上人权即民权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说人权真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的体现。可悲的是，反过来人权却成为资本主义攻击社会主义的一个主要武器。其它方面就不必说了，仅从对待人权的态度来看，我们今天的中国决不是什么社会主义的社会，而是封建主义的社会，孙中山先生的“同志仍需努力”至今还震耳发聩，“民权主义”还远远没有实现。

最近，台湾辜振甫来访，针对中国统一问题提出了在“民主”的基础上统一中国的见解，这样的一个50年毛泽东就针对中国统一主动提出来的方针，50年后的中国领导人反而王顾左右而言它，不知新中国几十年是进步了还是倒退了，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发扬了还是抛弃了。连扁安一岛的国民党也能从历史教训中得出施行民主，取消独裁的新政，并以此作为统一的条件，而声称代表人民大众的共产党却不愿意人民真正行使自己宪法赋予的民主权利，江泽民作为一国的主席，一党的书记，责任重大，使命艰巨。

目前的经济改革，也需要政治上的改革加快步伐。没有配套的政治改革，很难想象经济改革会一条腿顺利前进。这是从马克思的基本理论出发得出的结论，也是邓小平早就提出的看法： “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从这个角度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作为继承邓小平衣钵的江泽民，不能肢解邓小平理论，应该全面理解邓小平改革思想的实质，即政治体制改革决定其它一切改革的成功与否。否则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只是举到一半的高度，今后的改革也不会得到全民的支持。

最后，发扬民主，施行民权也是觉醒的人民的正义呼声。尽管有大批人流亡海外，有不少人身陷牢房，但是，人民的呼声并没有停止，在新的形势下会越发高涨。最近的中国民主党组党风潮，将是新一轮呼唤民主的思潮的先声。相信人民为法律所保障的权利，是任何人不能永久剥夺的，也是任何理论家不能辩驳的。

综上所述，施行民权，是历史的进步大潮，是马克思理论的本义，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的体现，是中国结束分裂走向统一的基础，是经济改革成果的保障，更是人民群众的正当合理的要求。作为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领袖，应该利用这一大好机会成就一番丰功伟绩。

当然，江泽民如果要进行政治改革，施行民权，首先必须象20年前进行经济改革一样，从新一轮的思想解放入手。新闻监督，言论自由，三权分立，政党政治等等西方政治模式，能不能为我所用，到底是“姓资姓社”，并不是某某人的一句话所决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要看看这些措施1、是否有利于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2、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3、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民主水平（参政意识、公民意识、法制意识）。如果答案

是肯定的，那么这些都可以成为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健全的手段。关于“六四”事件，也要实事求是地进行客观分析，不能因为邓小平的定性就将这一事件的合理解决束之高阁。共产党高明不在于永远“伟大、光荣、正确”，而在于知错必改，有错必纠。历史上的无数冤案，文革，“四五”运动的平反，不但没有损害共产党，反而团结了更多的群众。“六四”事件如果解决合理，同样也能受到好的效果。

对于因言论等政治因素入狱的人，特别是青年人，大多是有主见有抱负有勇气的人，应该让他们全面认识国情，完善自己的见解，找到自己为国家出力的位置。就是见解错误，主张荒谬，也是公民言论自由的应有之义，只要不是以暴力反对政府，就是法律的保护对象，应该无罪释放。同时要对法律的相关条款进行修订，根除有违宪法的内容。

对待中国民主党的组党问题，也要把它看作是政治改革的锲机之一。本来民权就包括组党自由，台湾的国民党也开了“党禁”。不实行多党制，统一遥遥无期。并且，共产党，国民党，其它民主党派，新成立的民主党，都是为了中国的强大，都是联系着一部分人民群众的人民政党，没有什么“革命”“反革命”之分。政治改革的解放思想，就是要从冷战思维模式下解放出来，否则，政治改革不可能成功。

对待流亡国外的所谓“民运分子”，只要是中国人，也都有一颗爱国之心。他们中大多数是因为历次政治迫害而离国出走的，有的是留学未归的学生，应该制定宽松的政治环境，让他们无顾忌地回国出力。就是一些有“过激”言论甚至“过激”行动的人士，也应看到那是国内政治专制的必然产物。有些人士的言论，也是到了国外后不得不入乡随俗，其实他们也都愿意回到国内进行民主实践，而不仅仅停留在宣扬“革命”谩骂政府的现状的。就是所谓的“反动”组织、政党，也是前文

所言的“冷战”术语，如果国内政治民主化后，这些术语都会成为历史。在现在没有开放“党禁”情况下，也必须以远大的目光来处理“反动”人物和组织，让所有愿意回国的人士全部回国，有违背现存法律之行为一律不予追究。试想，为了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共产党可以和当时的敌对政党国民党统一起来，今天，为了维护世界和平，社会主义可以和资本主义和平共处，为什么共产党不能和一切爱国人士、组织团结起来，为中国的民主、强大、统一而共同奋斗？

在此，我们呼吁共产党和政府以及国内外的民运人士，从双方的共同点出发，哪怕只是很少的共同点，而不是互相指责，互相谩骂，共同探讨中国政治改革的步骤和方法；我们呼吁江泽民主席能够审时度势，抓住机遇，为孙中山先生世纪初制定的强国政策的实现－－民权主义的全面实施而努力。如此一来，江泽民将会得道多助，成就一代伟人，和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一样，为本世纪的中国历史书写一篇灿烂的章节。

1998/10/18--1998/11/18

三、 基层的问题和现状

2003 年，我放弃全家在泰国定居的打算，把自己4年时间从事进出口海外贸易所积累的数百万资金，全部带回家乡安徽省，在芜湖市机械工业园投资了两个企业，想为自己父母亲工作生活的地方，想为自己曾经短暂工作过的地方——芜湖，自己的第二个家乡作出一点贡献。在投资的过程以及随后的遭遇中，我实实在在地接触了中国基层，更多地了解了落后地区经济开发的真相和社会复杂真相，使我从回国投资的盲目乐观冷静下来，从形而上的政治理论研究中务实起来。中国的政治改革，如果执政党从高层推动，固然可以加快进程，但是当务之急和可行方案却是从县市级别开始实施。

因为投资的关系，我多次回芜湖，数次常驻在芜湖县和芜湖市，上到当时的芜湖县委书记，现在的芜湖市副市长，下到工厂的普通工人、桑拿浴场的脚底按摩服务员；白道上的政府官员，黑道上的黑社会成员，我都有所接触。我深深地体会到，中国最需要的政治体制改革，应该立即从县市级别开始。

县市基层的现状：

1） 我所知道的黑社会：

我第一次知道黑社会，是到芜湖县公安局举报经济诈骗以后才知道的。2003年开始，芜湖市出现夏季用电紧张，主要原因是火力发电的用煤来不及供应，政府的策略是确保发电厂等特殊用煤大户，这样就造成很多小型用煤单位的煤荒甚至停产。于是煤生意就非常好，只要你有关系能搞到火车皮，你就一定可以赚钱。当时我的一个司机没有具体事情做，就提出这个业务。虽然我

并不同意，但是考虑到我的企业本身也需要用煤，当时也有充足的流动资金，就答应了他做煤业务。谁知道合作方是当地的一个地痞流氓，他把我们的30万现金套进去后，不但没有得到利润，反而骗取了所有的资金不于归还。无奈之中，我们只好向公安机关举报。在公安局里面，我们被告知这个家伙以前就曾蹬过监狱，现在认了一批干儿子，成为当地的一霸。但是公安机关仅仅调查草草了事，甚至相信他们认为是地痞流氓的话，根本不去追查事实，对犯罪分子绳之以法。

后来，有朋友说可以通过黑道摆平。于是介绍了一个监狱里面出来的人和他的一伙朋友，都是有过案底的。现在出来了，开了一个桑拿浴场，公开组织留用女服务员从事色情活动（这几乎是县市级别桑拿场所的共同特征）。结果不但没有要回来一分钱，反而请他们吃饭，另外损失了1万元的服务费。

黑社会组织主要考色情业务积累资金，他们都和当地的公安、派出所有着或明或暗的联系，有的桑拿色情场所，就是公安局长的亲戚朋友直接开设的，有的是公安人员或领导的亲戚在里面占干股，每月收取丰厚的回报。因为有着特殊的保护，这些场所都可以躲过检查，只有那些没有关系的洗头房和按摩女被扫黄掉，成为电视新闻的报道素材。

我的工厂在厂房建设的过程中，就有黑社会组织成员前来要求只准使用他们提供的石子，否则就会来捣乱。我后来到肥东县的朋友那里去，听说那里也是发生相同的事情，真不知道公安机关是干什么吃的。

2） 政府的腐败

地方政府的腐败现象实在太普遍了。在我投资的芜湖县，几乎每年都有政府官员因腐败而下狱，我投资的时候发生的腐败案件，现在媒体已经公开报道了，芜湖县建委主任的受贿案件。邻近的县市也不断发生腐败问题。在我写这封公开信的时候，看到这样的一个统计：

安徽2005－2006 所知贪官列表，这是都是从《安徽法制网》、《安徽检察网》等几大法制网站收集的2005-2006年的案件资料：

安徽省
安徽省省政协副主席、省委副书记王昭耀被“双规”
安徽副省长何闽旭被双规 中纪委进驻安徽彻查
安徽林业科学研究院原院长落马
安徽省交通厅原厅长王兴尧将受审
安徽省财政厅原厅长匡炳文等3名厅级干部因受贿被诉
安徽省林业厅原厅长唐怀民
安徽省国税局稽查局原局长王恩松
安徽省交通厅原基建处长汤运泽受贿获刑五年半
安徽省建设厅物资供应公司原经理涉嫌受贿受审
安徽省人大内司委原副主任唐永彩
安徽省农科院原办公室主任卫育中犯受贿罪获刑６年

安庆市
安庆市工商局原局长、建委原主任及物价局2名原副局长等13名行政执法部门领导干部职务犯罪

蚌埠市
蚌埠市水利局原副局长受贿获刑十年
安徽省界阜蚌高速挖出“三蛀虫”
涉嫌挪用公款550万元原蚌埠市财政局长谢有宇受审
涉嫌受贿及挪用公款,原五河县委书记受审

亳州市
夫妻联手收下两百余万赃款 此案昨开庭
原涡阳县粮食局局长于得水身犯两宗罪领刑5年
利辛一交管站站长挪用公款被判刑十二年
安徽巨贪刘俊卿厂门为自己竖像高两层楼
亳州市人大常委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原主任刘某及其妻子涉嫌受贿1600余万元一案
亳州利辛县人大代表受贿24万被判11年
涡阳县原信用联社主任受贿案
安徽亳州一涉黑案被提起公诉
记涡阳人民医院原院长王东及其妻受贿案
安徽亳州原副市长承认55起受贿事实 在法庭落泪
亳州市原副市长王德贵今日芜湖受审
亳州一省人大代表涉嫌犯罪
刘俊卿夫妇公审第二天：当庭承认有私生子
刘俊卿、张兆侠人生线路图及家族窝案全记录
刘俊卿承认所有指控　供出三级贪官腐败线索
高炉王”刘俊卿庭审目击：多次索贿皆为情人
安徽第一贪刘俊卿堕落之路:曾扬言要摆平中纪委
原双轮集团副总刘峰涉四罪终审被判死缓
村民举报组长吞公款 警方不立案也不说明理由

巢湖市
和县一副处级镇党委书记涉嫌受贿被审判
和县原组织部副部长受贿被判刑
倒卖“官帽”狂敛不义财
原和县县委书记杨建国涉嫌犯罪辞去省人大代表职务
和县水务局局长刘继山与其妻涉嫌贪污共同受审
巢湖市一人大代表侵占国有资产50万元被判刑十年
巢湖市经济适用房开发中心老总受贿判了七年
安徽和县原县委书记杨建国的卖官经

池州市
原池州水电工程局局长张君良涉嫌挪用163万给他人使用受审

滁州市
收受67人贿赂 定远县原组织部长王家训被判13年
安徽滁州外贸局原局长涉嫌贪污受贿受审
安徽定远原副县长因受贿被判刑10年
原滁州市卫生局局长方三平受贿11万被判11年
滁州外贸局原局长邱德昌受贿20万被判14年
收受176人贿赂　原定远县人事局长被刑
定远原教育局长曹太时被查出新罪又加刑一年
副市长16次受贿走上被告席
滁州原交通局长受贿案开庭
原明光市建设局局长袁秀中涉嫌受贿案开庭
安徽明光市原副市长朱彬收受贿赂被判七年
滁州学院工作组领导小组原副组长凌某
滁州供销社原主任美元马克照收终“落马”
滁州市人大原副主任陈兆丰涉贿一审被判无期
明光市公安局治安科原科长徇私枉法受审
凤阳原公安局长严重违纪被罢官

阜阳市
阜阳车管所原所长贪财受贿被判15年
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安徽阜阳原国安局长被判刑
身犯八罪,阜阳公安局一分局原政委刑20年
任职时涉嫌受贿49起 阜阳中院一法官坐上被告席
阜阳公平交易局原局长玩忽职守被诉
副主任”逼要“水路钱
阜阳中院原经二庭庭长董炳旭涉嫌受贿被起诉
阜南原土地局长获刑12年
阜阳一片警处理事故为名受贿**抢劫伤害
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20年
阜阳原副市长王保民涉嫌受贿受审
阜阳公安局原副局长种永纪等5人受审纪实
阜阳常保臣行贿官员、买卖国家机关证件案纪实
原阜阳公平交易局长杨树新犯两罪获刑6年
阜阳公安局原副局长一审获判无期
阜阳市中院法官腐败窝案开审 王春友涉嫌三宗罪
阜阳市政协原秘书长徐某受贿
阜阳：反贪副局长 “贪”进监狱
阜阳政协原秘书长徐波收受非法财物136万今受审
阜阳市政协原副主席刘家义被依法逮捕
阜阳职业技术学院原党委书记邹新华受贿一审被判15年
麕上医疗腐败案牵出三行贿者
阜南县原扶贫局局长王春平受贿获刑１０年
太和一派出所长醉酒驾车撞死人逃逸被判刑3年
安徽阜阳28名干部渎职被查处
阜阳原政协副主席受贿被公诉
6.4亿元打造一副手铐 太和县巨富将自己套入囹圄
阜阳市政协原秘书长徐波涉嫌受贿受审
安徽“乡村银行”非法集资案一审有果-涉案单位被判罚金法定代表人获刑九年
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原院长张自民
阜阳市卫生厅原副厅长尚军

合肥市
原“安徽第一村”村官宋业贤一审:贪污受贿判三年
挪用公款营私 省农行原营业部总经理被判刑
安徽4公司老总挪用250万公款同庭受审
安徽第一村”原党委书记宋业贤案再开庭
合肥市公安局治安支队副支队长王鹏受贿案明日开审
“治安副支队长”涉嫌三罪
安徽广建架业公司爆出贪污窝案
合钢两“蛀虫”贪婪获刑
合肥一公司董事长利用国有土地拍卖涉嫌贪污21万
合肥市瑶海区委副书记王广玉昨被采取强制措施
肥东县委副书记姜振华等2人被停止县人大代表职务
肥东县委副书记姜振华涉贿被捕
合肥市人大代表孙斌涉嫌拉王广玉“下水”

淮南市
安徽淮南副镇长挪用1100余万元公款参赌被查获
潘集区泥河镇原副镇长谢某贪污公款27万余元
淮南市政协原副主席从善明涉嫌受贿、挪用公款被起诉

安徽一副镇长挪用855万 相当于该镇5年财政收入
安徽省淮南市政协副主席从善明严重违纪被免职
从善明涉嫌受贿被捕
涉嫌受贿35万余元 淮南“财神爷”今过堂

淮北市
安徽濉溪县一名村干部涉嫌贪污挪用600万元受审

黄山市
黄山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受贿落马
安徽黄山第一贪毕德和因受贿获刑13年 （2006年9月12日）

六安市
六安市原副市长王伟被罢免省人大代表职务

马鞍山市
原马鞍山一镇长涉嫌受贿近40万今被起诉
马鞍山一区政协委员涉嫌诈骗被逮捕

宿州市
安徽省宿州市原副市长李兴民受贿案纪实
泗县“疫苗事件”案昨公审
安徽宿州原组织部副部长杨哲信（王昭耀的小舅子）为卖官私刻公章
灵璧县原公安局长王建华受贿一审获刑13年

铜陵市
市供电局局长黄某受贿案
铜陵市政府一驻外办事处主任被判刑
铜陵市政府原副秘书长姚志义受贿涉嫌犯罪
铜陵县原县长姚志义等涉嫌职务犯罪

芜湖市
芜湖县原建委主任陈思贵受贿150多次领刑19年
芜湖县交警队长畏罪烧掉腐败账单

宣城市
虚开发票乱报销,原宣州区区委办副主任因贪污被判四年半
宣城原副市长受贿150万 有一半为主动索要
安徽宣城原常务副市长涉嫌受贿150多万被起诉
聚焦安徽宣城原副市长受贿案：索贿成为最大特点
涉嫌受贿150万 宣城原副市长赵增军今受审
宣城市原常务副市长赵增军:一审被判十三年
宣城原副市长受贿案今宣判
泾县:信用社副主任用238个假名套取597万
安徽宣城原市委副书记用MBA知识管理情妇团队
宣城市委原副书记杨枫受贿70万一审被判10年

这些只是报刊正式报道的仅仅一个省份的2年之内的腐败案件，那些没有报道的，在当地老百姓口口相传的腐败案件，直指还在台上的地方领导，而且绝大部分都会在不久得到验证，只有少数有强硬后台的不但不会被揭露，反而可以继续升官。从这个列表里可以看出，其中大部分都是县市级别的政府官员。

县市级别的领导官员，往往直接和人民群众打交道，他们之中普遍的腐败现象，败坏了党和政府官员的形象，破坏了群众关系，给民众的不满和反抗提供了口实，造成了社会的不安定，是社会动荡的温床，给和谐社会带来巨大的威胁。

3） 经济开发的真相

芜湖县和周边的县市相比较是相对落后的，在我回去投资之前，因为通往上海的高速公路的开通，芜湖县也在高速的旁边开发了芜湖机械工业园，开始招商引资。因为当时来投资的商家很少，为了取得实绩，当地政府对每一个部门和官员，都下达了招商引资的目标任务。而且对一些国家限制甚至取缔的污染项目，在其他发达地区已经禁止生产了，却还作为重点对象引进开发区。我投资的

芜湖嘉禾食品有限公司，是以水果、蔬菜等产品加工、冷冻出口为主的，但是在我们的隔壁，竟然是一家从浙江转来的废钢铁加工企业。这种高能耗、高污染的企业在浙江本地已经无法生存，却引进到芜湖县，给于优惠的条件扶持发展，也对我们绿色食品加工出口带来了直接的影响。虽然我们多次反映这个问题，但是因为地方政府片面追求经济效益，根本不可能根据国家制订的政策来解决问题。

同样，在合肥市近郊的肥东县，也就是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的家乡，也在县城搞起了开发区。农民的土地被圈了以后，却无法获得上级的批准。就这样大片的良田荒废在那里，长满了荒草。开发区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也闲置在那里，造成了极大的浪费。很多县级政府，都这样搞了非法的开发区，占用了农田，投入了资金，等待以后“合法化”之后再继续开发。似乎先非法上马开发，再派人送钱向上面找关系，主要是到北京找关系，通过本地上去的大人物的疏通、干预，再谋求特殊的待遇，得到合法地发展。这已经成为很多开发区发展的主要方式。

地方政府搞开发区，想发展本地经济，本来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官员们的本意却是通过开发区的建设，为自己打造政绩好升官。一些非常贫穷的县，竟然也造起现代化的办公大楼，造起宽敞的广场。而一些掌握实权的部门领导，则通过开发土地的销售、建设工程的发包，以权谋私，收受贿赂。在我所知道的芜湖和肥东县的开发区，一些比较好的地块，都被政府有实权的领导的亲戚和子女占用。有的根本就没有资金，完全是通过虚假的项目霸占了土地，以等待升值获利。这就是一些地方政府违规、盲目开发建设的内在驱动力。

4） 司法的问题

我因为投资被骗，和公安和法院打交道，对司法的问题感受最深。这里我还是以自己亲身的经历来说明问题。

我于2003年回芜湖投资了芜湖嘉禾食品有限公司，注册资金70万美元。选择这个项目的主要原因是我曾经在原芜湖安可福食品有限公司的老厂长郑德华手下短暂打了几个月工，对他本人严禁的治厂方法和人品很佩服。2003年他已经退休，通过朋友介绍找到我，希望我投资食品企业。安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省，农产品的深加工和出口有着本地的资源优势，再加上当时有另外一个朋友愿意一起投资，于是我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决定投资。

需要说明的是，这个工厂的投资100%是我出资的，郑德华及其家人没有投资一分钱。因为我常年不在中国，为了便于他们管理，我先出资以郑德华的名义注册了一家国内企业，同时再与我的外商公司合资注册了芜湖嘉禾食品有限公司。这些都是基本的事实，郑德华本人也对别人这样介绍，也给我回信说他们不会以此侵占我的资产。

但是因为郑德华投资预算远远超出原定规模，造成资金不足，虽然在银行的支持下获得了贷款使企业按时投产，但是为了达到合理的生产能力，还需要不少流动资金。于是我本人积极寻找新的投资合作方。联系了安徽省粮油食品进出口集团公司，他们资金雄厚，也有固定的外销渠道，本来可以合作双赢，但是郑德华反对。因为将来这个企业主要是他经营，如果他不愿意，将来的

合作也一定不顺利，于是我放弃了，并请郑德华自己寻找新的合作方。后来他通知我安徽小岗食品有限公司打算合作投资，请我回去签订协议。但是我回去后，却因为小岗食品要派管理人员进入企业，他们认为这样会影响到他们的生产经营，最后再次反对合作。在我出国的前夜，郑德华突然提出有一个企业愿意投资，并且不介入企业的管理。我认为只要有人合作投资，我都欢迎。于是他们介绍了一个新的投资人，投资 300万，但是马上就借回了200万，后来了解他们实际的投资才60万。他们变更了企业的投资以后，并没有按照协议按时归还资金，却在最后说不投资了！

自2005年开始，郑德华就对我的指示和要求置之不理，并且赶走了我委派的负责财务的副总经理。对后来我委派的人员也一律不与理睬，在我解除对他的委托之后，他依然把持着企业，根本不把真正的投资人放在眼里。

我只要求助于法院解决问题。在法院出面了解情况后，却突然出现他出借40万给新的投资方投资生产基地的说法。这都是瞒着投资人，侵占投资人资产，损害企业的违法行为。

所谓新的投资方根本就是一个投资骗局，他们不但抽回了200万，还让企业再借给他们40万，完全是一种侵害企业和外商投资人的违法犯罪行为。

但是这个案件从我起诉开始，已经快一年的事件，因为郑德华本人长期工作生活在本地，有着广泛的社会关系，至今这个案件也没有判决。他们依然非法霸占着企业，从2005年开始，作为投资人的我却完全失去了对企业的控制。

我并不怀疑郑德华管理企业的能力，但是在他的子女的影响下，他却从一个受人尊重的老共产党员，变成了一个企图非法侵占他们投资的人。

本来，他们的虚假投资，就已经是一种刑事犯罪行为，后来所谓出借40万给新的投资人搞什么生产基地，以前从来就没有听说过，在法院处理的过程中，就有人提醒我要注意郑德华搞一些虚假的投资或者借款等手段掏空企业的资产，最后他们果然采取了这样的手段！

就新的投资人的虚假投资，我曾经向公安部门举报，但是却没有结果。现在，我决定通过这封信再次向芜湖市公安机关举报他们的上述的刑事犯罪行为，看看会不会出现奇迹，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受理。

我通过本人投资被骗以及公安、法院打交道的遭遇，深深体会到司法机关的问题。在一个民主的国家，司法独立，是否受理案件完全取决于法律的规定。但是，我听说公安机关得到过这样的指示：经济领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