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一个刚正不阿，疾恶如仇，蔑视权贵，忧国忧民，愤恨肖小，痛斥奉迎，高风亮节的千古万世的正直形像。他在他《离骚》中有这样一段描写（为方便阅读，此处用译文，原文附后）：“我长声叹息而泪流满面啊，为老百姓多灾多难而哀伤。我只是崇尚美德而约束自己啊，没想到早上进谏晚上就被贬官。贬黜我是因为我用香蕙作佩带啊，给我加罪是因为我爱好花香。这也是我心中向往的美德啊，纵然九死一生我也毫不懊丧。始终不能明了我心迹啊，我怨恨我那君王过分荒唐。 众女子嫉妒我长得美貌啊，放出谣言说我行为放荡。本来世俗就崇尚投机取巧啊，任意而为将规矩背向。违背准蝇而追求弯曲啊，竟相把苟合奉迎作为榜样。人生在世各有各的乐趣啊，我独爱美啊而且习以为常。肢解我的身体我也不会变心啊，又有谁能改变我的志向？”
屈楚平先生近照
按照现代医学发展推理，遗传基因纵是一万年也仍然存在。他有始祖的遗风，热爱国家民族的传统，与向往光明自由的企求，且生性直傲，不随市俗，敢说敢为，铸就了一个天生的右派份子“胎胚”，当然难逃“五七”一劫。这次我回故乡成都，与几位难友在西边老虎灶茶馆相聚，坐落其中的他引起我的注意。他年已八十，却精神瞿烁，两目如炬，中气十足，声如洪钟，腰板硬朗，银须飘胸，一付仙风道骨，童颜鹤发的汉子本色，不由得使人敬佩。通过交淡，方知他是屈原七十代裔孙，名屈楚平，1928年生于四川华阳县（现名双流县新兴镇）。宋末，元兵入侵临安（今杭州），屈氏一脉从湖南衡阳避难徙迁四川华阳，现保留在双流县挡案馆的《衡阳屈氏宗谱》有详细记载。
他自幼追求民主自由，远在1947年就读成都师范学堂时，因不满国民党一党独裁专政所导致的社会黑暗，官场腐败，言论闭塞，民怨沸腾，毅然决然冒着杀头风险，参加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的“反饥饿，反内战”的大游行。1950年新政伊始，他抱着“教育救国，报效中华”的雄心壮志，辞去舒适的机关干部工作，告别鲜花如织的成都平原和年迈苍苍的母亲，去到边远寒冷的石棉森工局作教师。在不足五年的教学实践中，发明了 “无师通的识字法”，为不少边民的孩子和伐木工人摘去了文盲的帽子，深受人们的好评。可是在1957年毛泽东一手发动的“反右斗争”并不放过他，屈打成招将他定为极右派分子。其原因就是始祖在《离骚》中留给他的做人精神。
“阶级斗争”是人整人的斗争，也是权位的享受与争夺的斗争。1957 年的“反右斗争”，正是“阶级斗争”在中共建政后激烈化与白热化的高峰。老谋深算，精于帝王之术的毛泽东，早已设置好“阳谋”的圈套，要借“整风运动”清除帮他夺取天下的民主党派（主要是民盟和农工民主党）和当年支持红色革命的广大民主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完成“罢黜百家，独尊毛术”的一统局面，从而建立起 “一党专政的毛氏法西斯统治”。这个运动的目的，要把活脱脱有血有肉的人变成没有思想，没有见解，没有个性的“驯服工具”。尽管单位一再动员大家“鸣放” 帮助党整风，一再传达毛泽东“诱敌深入”的指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对他这个热爱教育事业的教师来说，真对共产党“三风”说不出什么一、二、三来，但领导的“真诚”与“殷切”，深深感动了他无尘的心，最后不得已用“长鸣”的笔名写了一篇教书感言的大字报，其中有这么一首言志诗： “念八春已尽，事业尚未成，欲效徐老志，教育献终身”。
诗的本意是说，他已经二十八岁了（念，通廿），个人事业还没有什么成就，决心学习徐特立（著名教育家），为祖国教育事业贡献终身。“阶级斗争”的“科学之处”在于能从鸡蛋里挑骨头，蚂蚁腿上找蚤子，加之他平时傲骨直眉，不靠拢组织，不迎合时尚，故早为领导视为异端。再之各单位反右都要事先进行排队摸底，管你发言不发言，只要被“五人领导小组”排了进去，便是“黄泥巴掉在裤档里，不是屎也是屎”，就像送进屠宰场的猪，管你是肥是瘦，是优是劣，反正要挨刀。于是，这首迷恋教育的“言志诗”，成了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铁证”。在斗争会上积极分子们手舞足蹈，泡沫四溅，煞有介事地说：“右派分子屈楚平是个天生的反动分子，在整风中错估形势，公然写出变天复僻的反动诗。所谓［念八春已尽］，就是指解放八年来共产党已到极限，新中国再没有春天了。为此，他念念不忘国民党反攻大陆，梦想蒋介石复僻，何其毒也！可他又哀叹，大势已去，虽作了各种努力，但［事业尚未成］。最可气的是他还抬出徐老徐特立做挡箭牌，以［欲效徐老志］来掩盖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狼子野心……”
在今天看来，纵是傻子也会认为是个百分之百的笑话，可在当年反右斗争中，这样的笑话比比皆是。原在成都市斌升街派出所内勤干事李秉杰，平常患有风湿关节炎，整风前有天晚上同另一人值班，没事就面对挂在办公室墙壁上的一张地图感叹说：“我这个病如果到东北治疗太冷，到南边去治又太热，台湾气候是冷热合适，但又没有解放”。在反右中，那位同他值班聊天的警察作了检举揭发，说他“在值班时都在察看地图，妄想逃奔台湾投敌叛国”。不但划为极右，最后还被判处十八年有期徒刑。原自贡中学教师华子延，在整风前夕，一天晚上一边挂蚊帐，一边唱“走，跟着毛泽东走”，伸脚用力忽听裤子吱的声，一边用手覆盖，一边叫喊一声“屁股有个洞”，让人汇报上去，说他“骂毛主席屁股有个洞”，成了全市大右派分子。在那个一切以政治划线的年代，什么怪事都有。俗话说 “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有什么办法？不承认吧，没完没了山呼雷鸣般的批判斗争，还外加“触及灵魂”的拳打脚踢；承认吧，与事实良心相违。矛盾难以排解，他决心学先祖屈原跳入大渡河以洗清白。一夜，他瞒过看管他的森林经济警察，迎着寒冷的山风，踏着山间枯草，一步一步走去……
大渡河，历史的河，千百万年来日夜奔腾，喧嚣不息，似在诉说人间的争斗，朝代的兴废，或尘寰的不平与世界上各种恩恩怨怨？他走着走着，忽然远处工棚飘来一声婴儿的啼哭，使他不自觉地停下脚步，方想起他还有年迈苍苍的母亲啊！记得，离开成都来到边区的那个晚上，母亲精心地为他收拾行李，一针一线地缝补拾缀衣被，儿时孟郊的诗句在他耳中回旋：“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爱，一种强大的爱，母爱，生命之爱，提醒他不能去死，必须坚强地活下来。齐白石的《百蟹图》有诗云：“但将冷眼观螃蟹，看尔横行到几时？”他轻蔑一笑，自言自语问自已：我为什么要去死？这样死值得吗？知情者怜我屈死，不知情者骂我“自绝于人民”。活下来，活下来！不信世道没变化？不信真理唤不回？
爱惜生命，爱惜生活，他终于勇敢地活了下来。为了不受凌辱，免去批斗之苦，他来了个大包大揽，别人怎么说他就怎么认，只要不杀头就行。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全国揪出上百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石棉森工局大获全胜，超额完成任务指标数的百分之十五。一个不足五十个干部的小小单位，竟有十二名右派。劳教的劳教，开除的开除， “下放”的“下放”，他属于“认罪”态度最好的一个，得到行政降三级，留机关监督改造的“宽大处理”。
复巢无完卵，残躯有功能。按照“伟人”的战略布署：右派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给他们工作，留在人民群众中作“反面教员”。他成了最好莫过的“反面教员”，整整二十多年，他一边“戴罪”教书，一边“戴罪”劳改，别人休息逛街睡大觉看电影，他得扫厕所、扛木头、挑大粪、喂猪，有时几天几夜不休息，美其名曰“立功赎罪”。凡政治运动一来，他就是当然“主席”。1959年反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他是上联下批的“活靶子”；1965年批“三家村”，他是邓拓、廖沫沙的“代理人”；“文化大革命”打倒“修正主义”国家主席刘少奇，他又是“封、资、修”的“社会基础”，当然少不了“九十五度”的大弯腰，双臂后展的“喷气式”。一言蔽之，他是“阶级斗争”的活靶子，虽是“死老虎”可大有妙用。这也是毛泽东高于历代任何一个封建帝王的统治之术，用“死人”压活人，用所谓百分之五的“地、富、反、坏、右”，压百分之九十五的中国人。你敢不服，你敢反抗？不服、反抗，他们就是你们的下场。正如一位网友入木三分地写道：“在当时的政治结构中，这批据说占百分之五的[贱民]绝非可有可无，而是一定要有。这是稳定另外百分之九十五的重要战略。这一小块垫脚石的意义在于，可以使更多人在精神上过着[统治者]思想的平衡。这一卑贱的参照无疑缓解了大众对於物质匮乏和精神窒息的切肤之痛。”
虽然中国有“士可杀，不可辱”的古训，但是当一个社会消灭了私有制后，个人空间就再也没有了。因为国家一切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资源，全为统治阶级所占有，纵你有超天本领也难以活下去。吃饭要粮票，走路要路条，一分微簿的工资只能养活自已，何况还有众叛亲离的划清界线，辱了你又怎样？国家主席刘少奇，三军统帅彭德怀，开国元勋贺龙等大人物，不也被“造反派”打得皮青脸肿，痛不欲生，最后一个个都悲惨地死去。他还好没有被斗死打死，侥悻地活了出来，而且健康乐观正直地活着。是什么原因？用他的话说：恶有尽，善无边，遇到什么事都忍。
在那漫长的二十二年非人生活，八千多天日日夜夜的宰杀，有多少孤寂，多少劳累？多少饥饿？多少羞辱？多少折磨？不但需要勇气，更需要的是忍耐：“路漫漫兮，虽九死而不悔”！1962年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三十二岁光棍的他，才与老家一个农村女子结婚，可户口转不到石棉森工局。情迁两地，碎心难弥。他求爹爹告奶奶，户口就是迁不去。跨不过“农转非”关口，越不过壁垒分明的“阶级界线”，他（她）们只能牛郎织女一年一年地唱“天仙配”。孩子出生读不了书，修补地球成了终生职业。但只要一回家，他就要偷偷地告诉孩子，始祖屈原的故事以及自己的右派生涯。他总是不断激励儿女人生志气，说：“读书读书，学习学习，没有文化的人是愚蠢的人，没有文化的国家是野蛮的国家。”为此儿女终未成废人，现今都是社会有用之材。不论任何时候，他都是心地宽广，自找乐趣生活，既不去趋炎附势拜倒权贵，更不低眉做狗出卖灵魂。他自题十六字横联，作为人生座佑铭：“立志不随俗流而转，留心学到古人不难”。
1976 年“五人帮”倒台后（哪有四人帮，实是五人帮。帮主就是毛泽东），国家百废俱兴，急需各种人材，务实的邓小平先生在否定毛泽东的前题下，为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右派进行了“改正”。他当然“改正”了，可已经整整五十岁，很快到了退休年龄。为了找回失去的青春，被毛泽东夺去的岁月，他苦习书画，笔耕不缀，而今早已是名满天下的书画家，国际奖、全国奖得了几十个。他说，他不为名不为利，只想为人民为国家做点什么？我听完他的故事，信笔写首打油诗相赠：“书中自由地，画里有春天，往事惊回首，秦王罪无边。”
他不愧是先祖屈原七十代裔孙！屈楚平，一个大写的人。
附《离骚》摘录原文：“众女疾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固时俗之工巧兮，偭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忳郁邑余挓傺兮，吾独穷困乎此时也；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诟。”（译文见上）
2007年9月于成都
屈楚平先生近照
按照现代医学发展推理，遗传基因纵是一万年也仍然存在。他有始祖的遗风，热爱国家民族的传统，与向往光明自由的企求，且生性直傲，不随市俗，敢说敢为，铸就了一个天生的右派份子“胎胚”，当然难逃“五七”一劫。这次我回故乡成都，与几位难友在西边老虎灶茶馆相聚，坐落其中的他引起我的注意。他年已八十，却精神瞿烁，两目如炬，中气十足，声如洪钟，腰板硬朗，银须飘胸，一付仙风道骨，童颜鹤发的汉子本色，不由得使人敬佩。通过交淡，方知他是屈原七十代裔孙，名屈楚平，1928年生于四川华阳县（现名双流县新兴镇）。宋末，元兵入侵临安（今杭州），屈氏一脉从湖南衡阳避难徙迁四川华阳，现保留在双流县挡案馆的《衡阳屈氏宗谱》有详细记载。
他自幼追求民主自由，远在1947年就读成都师范学堂时，因不满国民党一党独裁专政所导致的社会黑暗，官场腐败，言论闭塞，民怨沸腾，毅然决然冒着杀头风险，参加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的“反饥饿，反内战”的大游行。1950年新政伊始，他抱着“教育救国，报效中华”的雄心壮志，辞去舒适的机关干部工作，告别鲜花如织的成都平原和年迈苍苍的母亲，去到边远寒冷的石棉森工局作教师。在不足五年的教学实践中，发明了 “无师通的识字法”，为不少边民的孩子和伐木工人摘去了文盲的帽子，深受人们的好评。可是在1957年毛泽东一手发动的“反右斗争”并不放过他，屈打成招将他定为极右派分子。其原因就是始祖在《离骚》中留给他的做人精神。
“阶级斗争”是人整人的斗争，也是权位的享受与争夺的斗争。1957 年的“反右斗争”，正是“阶级斗争”在中共建政后激烈化与白热化的高峰。老谋深算，精于帝王之术的毛泽东，早已设置好“阳谋”的圈套，要借“整风运动”清除帮他夺取天下的民主党派（主要是民盟和农工民主党）和当年支持红色革命的广大民主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完成“罢黜百家，独尊毛术”的一统局面，从而建立起 “一党专政的毛氏法西斯统治”。这个运动的目的，要把活脱脱有血有肉的人变成没有思想，没有见解，没有个性的“驯服工具”。尽管单位一再动员大家“鸣放” 帮助党整风，一再传达毛泽东“诱敌深入”的指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对他这个热爱教育事业的教师来说，真对共产党“三风”说不出什么一、二、三来，但领导的“真诚”与“殷切”，深深感动了他无尘的心，最后不得已用“长鸣”的笔名写了一篇教书感言的大字报，其中有这么一首言志诗： “念八春已尽，事业尚未成，欲效徐老志，教育献终身”。
诗的本意是说，他已经二十八岁了（念，通廿），个人事业还没有什么成就，决心学习徐特立（著名教育家），为祖国教育事业贡献终身。“阶级斗争”的“科学之处”在于能从鸡蛋里挑骨头，蚂蚁腿上找蚤子，加之他平时傲骨直眉，不靠拢组织，不迎合时尚，故早为领导视为异端。再之各单位反右都要事先进行排队摸底，管你发言不发言，只要被“五人领导小组”排了进去，便是“黄泥巴掉在裤档里，不是屎也是屎”，就像送进屠宰场的猪，管你是肥是瘦，是优是劣，反正要挨刀。于是，这首迷恋教育的“言志诗”，成了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铁证”。在斗争会上积极分子们手舞足蹈，泡沫四溅，煞有介事地说：“右派分子屈楚平是个天生的反动分子，在整风中错估形势，公然写出变天复僻的反动诗。所谓［念八春已尽］，就是指解放八年来共产党已到极限，新中国再没有春天了。为此，他念念不忘国民党反攻大陆，梦想蒋介石复僻，何其毒也！可他又哀叹，大势已去，虽作了各种努力，但［事业尚未成］。最可气的是他还抬出徐老徐特立做挡箭牌，以［欲效徐老志］来掩盖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狼子野心……”
在今天看来，纵是傻子也会认为是个百分之百的笑话，可在当年反右斗争中，这样的笑话比比皆是。原在成都市斌升街派出所内勤干事李秉杰，平常患有风湿关节炎，整风前有天晚上同另一人值班，没事就面对挂在办公室墙壁上的一张地图感叹说：“我这个病如果到东北治疗太冷，到南边去治又太热，台湾气候是冷热合适，但又没有解放”。在反右中，那位同他值班聊天的警察作了检举揭发，说他“在值班时都在察看地图，妄想逃奔台湾投敌叛国”。不但划为极右，最后还被判处十八年有期徒刑。原自贡中学教师华子延，在整风前夕，一天晚上一边挂蚊帐，一边唱“走，跟着毛泽东走”，伸脚用力忽听裤子吱的声，一边用手覆盖，一边叫喊一声“屁股有个洞”，让人汇报上去，说他“骂毛主席屁股有个洞”，成了全市大右派分子。在那个一切以政治划线的年代，什么怪事都有。俗话说 “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有什么办法？不承认吧，没完没了山呼雷鸣般的批判斗争，还外加“触及灵魂”的拳打脚踢；承认吧，与事实良心相违。矛盾难以排解，他决心学先祖屈原跳入大渡河以洗清白。一夜，他瞒过看管他的森林经济警察，迎着寒冷的山风，踏着山间枯草，一步一步走去……
大渡河，历史的河，千百万年来日夜奔腾，喧嚣不息，似在诉说人间的争斗，朝代的兴废，或尘寰的不平与世界上各种恩恩怨怨？他走着走着，忽然远处工棚飘来一声婴儿的啼哭，使他不自觉地停下脚步，方想起他还有年迈苍苍的母亲啊！记得，离开成都来到边区的那个晚上，母亲精心地为他收拾行李，一针一线地缝补拾缀衣被，儿时孟郊的诗句在他耳中回旋：“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爱，一种强大的爱，母爱，生命之爱，提醒他不能去死，必须坚强地活下来。齐白石的《百蟹图》有诗云：“但将冷眼观螃蟹，看尔横行到几时？”他轻蔑一笑，自言自语问自已：我为什么要去死？这样死值得吗？知情者怜我屈死，不知情者骂我“自绝于人民”。活下来，活下来！不信世道没变化？不信真理唤不回？
爱惜生命，爱惜生活，他终于勇敢地活了下来。为了不受凌辱，免去批斗之苦，他来了个大包大揽，别人怎么说他就怎么认，只要不杀头就行。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全国揪出上百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石棉森工局大获全胜，超额完成任务指标数的百分之十五。一个不足五十个干部的小小单位，竟有十二名右派。劳教的劳教，开除的开除， “下放”的“下放”，他属于“认罪”态度最好的一个，得到行政降三级，留机关监督改造的“宽大处理”。
复巢无完卵，残躯有功能。按照“伟人”的战略布署：右派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给他们工作，留在人民群众中作“反面教员”。他成了最好莫过的“反面教员”，整整二十多年，他一边“戴罪”教书，一边“戴罪”劳改，别人休息逛街睡大觉看电影，他得扫厕所、扛木头、挑大粪、喂猪，有时几天几夜不休息，美其名曰“立功赎罪”。凡政治运动一来，他就是当然“主席”。1959年反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他是上联下批的“活靶子”；1965年批“三家村”，他是邓拓、廖沫沙的“代理人”；“文化大革命”打倒“修正主义”国家主席刘少奇，他又是“封、资、修”的“社会基础”，当然少不了“九十五度”的大弯腰，双臂后展的“喷气式”。一言蔽之，他是“阶级斗争”的活靶子，虽是“死老虎”可大有妙用。这也是毛泽东高于历代任何一个封建帝王的统治之术，用“死人”压活人，用所谓百分之五的“地、富、反、坏、右”，压百分之九十五的中国人。你敢不服，你敢反抗？不服、反抗，他们就是你们的下场。正如一位网友入木三分地写道：“在当时的政治结构中，这批据说占百分之五的[贱民]绝非可有可无，而是一定要有。这是稳定另外百分之九十五的重要战略。这一小块垫脚石的意义在于，可以使更多人在精神上过着[统治者]思想的平衡。这一卑贱的参照无疑缓解了大众对於物质匮乏和精神窒息的切肤之痛。”
虽然中国有“士可杀，不可辱”的古训，但是当一个社会消灭了私有制后，个人空间就再也没有了。因为国家一切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资源，全为统治阶级所占有，纵你有超天本领也难以活下去。吃饭要粮票，走路要路条，一分微簿的工资只能养活自已，何况还有众叛亲离的划清界线，辱了你又怎样？国家主席刘少奇，三军统帅彭德怀，开国元勋贺龙等大人物，不也被“造反派”打得皮青脸肿，痛不欲生，最后一个个都悲惨地死去。他还好没有被斗死打死，侥悻地活了出来，而且健康乐观正直地活着。是什么原因？用他的话说：恶有尽，善无边，遇到什么事都忍。
在那漫长的二十二年非人生活，八千多天日日夜夜的宰杀，有多少孤寂，多少劳累？多少饥饿？多少羞辱？多少折磨？不但需要勇气，更需要的是忍耐：“路漫漫兮，虽九死而不悔”！1962年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三十二岁光棍的他，才与老家一个农村女子结婚，可户口转不到石棉森工局。情迁两地，碎心难弥。他求爹爹告奶奶，户口就是迁不去。跨不过“农转非”关口，越不过壁垒分明的“阶级界线”，他（她）们只能牛郎织女一年一年地唱“天仙配”。孩子出生读不了书，修补地球成了终生职业。但只要一回家，他就要偷偷地告诉孩子，始祖屈原的故事以及自己的右派生涯。他总是不断激励儿女人生志气，说：“读书读书，学习学习，没有文化的人是愚蠢的人，没有文化的国家是野蛮的国家。”为此儿女终未成废人，现今都是社会有用之材。不论任何时候，他都是心地宽广，自找乐趣生活，既不去趋炎附势拜倒权贵，更不低眉做狗出卖灵魂。他自题十六字横联，作为人生座佑铭：“立志不随俗流而转，留心学到古人不难”。
1976 年“五人帮”倒台后（哪有四人帮，实是五人帮。帮主就是毛泽东），国家百废俱兴，急需各种人材，务实的邓小平先生在否定毛泽东的前题下，为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右派进行了“改正”。他当然“改正”了，可已经整整五十岁，很快到了退休年龄。为了找回失去的青春，被毛泽东夺去的岁月，他苦习书画，笔耕不缀，而今早已是名满天下的书画家，国际奖、全国奖得了几十个。他说，他不为名不为利，只想为人民为国家做点什么？我听完他的故事，信笔写首打油诗相赠：“书中自由地，画里有春天，往事惊回首，秦王罪无边。”
他不愧是先祖屈原七十代裔孙！屈楚平，一个大写的人。
附《离骚》摘录原文：“众女疾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固时俗之工巧兮，偭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忳郁邑余挓傺兮，吾独穷困乎此时也；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诟。”（译文见上）
2007年9月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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