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七大”落幕，胡锦涛与江泽民的微妙关系，始终是这次党代会的最大看点。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本身，就是对江泽民“三个代表”的否定。即便在经济规划方面，胡江也互别苗头。
5年前的中共“十六大”，由江泽民作“政治报告”，提出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是：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GDP）比2000年翻两番。今年的“十七大”，由胡锦涛作“政治报告”，看上去，2020 年翻两番的目标并无变化，但在“国内生产总值”前，却悄悄加了“人均”二字，似乎表明，江所坚持的，是“让少数人先富起来”，而胡所强调的，则是“走共同富裕道路”。
温家宝早就感叹：“一个很大的总量，除以13亿，都会变成一个小数目。”暗示对江泽民好大喜功、一味追求总产值的做法，不以为然。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翻两番，是一个什么概念？2000年，中国人均产值为1000美元，到2020年，翻两番，就是3000美元。而在台湾、香港和澳门，人均产值，眼下已经高达2万5千至2万8千美元。对照之下，中国大陆与台港澳的差距，依然令人咋舌！
当然，经济蓝图，只不过是一个幌子。“十七大”的焦点，是人事安排，是权力分配，是权力斗争。
中共内部人士透露，“十七大”前，围绕人事安排，中共高层权力斗争之激烈，为近三十年来所仅见。作为“十七大”的最后一幕，政治局常委出炉后，到记者面前亮相，竟迟到了半个多小时，这在严格照脚本演戏的中共那里，显然不同寻常。其中，可能只有一个解释：即便到了最后一分钟，胡江两派的权力较量，仍然难以平息，而缠斗不休。
如果说，在文明国家，选举前，就能让人看出谁胜谁负，那是因为，有民意测验，选举的结果，出自民意的走向；而在中共那里，会还没有开，外界就已得知会中的人事安排，不是因为透明，更与民意无关，乃是因为有人故意放风。
比如，今次中共的“十七大”，会前有关高层人事安排及习李变局的传言，分毫不差，完全坐实。会前的传言，与其说是外界打探的能耐，不如说是中共高层蓄意放风的结果。一则，胡江两派各自放风，影响外界预期，造成有利于己方的舆论，所谓“先声夺人”；二则，高层统一放风，造成权力分配的既成事实，以免党外诧异、党内不服。古人有“三军未动，粮草先行”，在中共那里，成了“权力未定，舆论先行”。
于是，除了一些可以忽略不计的微弱调整，没有新意，没有悬念，就成为“十七大”的最大特点，其实，这也是近几届中共党代会或人大、政协“两会”的共同特点。
江泽民退休之后，从未停止干政，其干政的力度，屡屡让外界惊异。这种惊异，已然经历了三层递进。第一层， 2002至 2003年，当海内外媒体普遍议论“中共最高权力将首次实现有序和平稳移交”时，却惊讶地发现，在交出了“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之后，江泽民居然效法邓小平，继续留任“军委主席”；2004年，当江泽民被迫交出“军委主席”一职、外界普遍以为胡锦涛“大权在握”之时，却又惊讶地发现，江泽民继续通过遍布党政军的“上海帮”或江系人马，牵制胡锦涛。
最大的惊讶，恐怕还是2007年，当外界普遍以为在陈良宇下狱、黄菊暴亡之后，江系受到沉重打击，胡锦涛将成为“十七大”的大赢家，岂料，江泽民竟能插手“第五代”人事安排，硬是将“李克强接班”的原案，变成“习近平李克强同时出线、习近平后来居上”的新版。
有人以为，安排习近平与李克强双双入局，表现中共的“与时俱进”：不再预先指定单一接班人。然而，古代封建专制王朝早就留下教训：多名王储争位，往往引发惨烈的内斗和悲剧。鉴于中共的封建性和专制性，重复历史惨剧的可能性极高。
李克强从第一顺位接班人，变为第二顺位接班人，无疑是一种突如其来的打击。这种打击，来自于江泽民的强力干政。李克强的挫折，就是胡锦涛的挫折。李克强和胡锦涛对江泽民的耿耿于怀，将毫无疑问。从此，江泽民的主要精力，就是防范和对付李克强，或者类似李克强一样的人物，让其不得伸展大志。
从政治局常委到政治局到中央委员会，人事安排，似乎处处体现胡江两派的平衡。按常理，派系牵制、派系共治，具有一定的民主原理。然而，在中共那里，就连这个原理也走了样：并不是正常意义的派系制衡与监督，而是江系对胡系的制约与监视。“十七大”之前一度被热炒的“政改”和“民主”话题，明显遭到冷处理，这从一个侧面证明，江系人马的牵制作用，就是堵死政改，阻碍民主进程。
大概没有人能够料到，江泽民还有那么大的影响、那么大的能耐、那么大的劲头。没完没了的“垂帘听政”，在中国，依然看不到尽头。这是中国的悲剧，也是中共的不祥之兆。谁还敢预料？江泽民不再干政胡锦涛的第二个5年任期？乃至于，不再干政“十八大”？
与“十六大”政治局中地方大员过半的情形不同，“十七大”的政治局中，地方大员少于一半，应是胡温用心之处。大处隐忍，小处用劲，大概就是胡锦涛的最大功夫。但能否从此削弱地方主义、改变“政令不出中南海”的窘境？尚有待拭目。(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5年前的中共“十六大”，由江泽民作“政治报告”，提出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是：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GDP）比2000年翻两番。今年的“十七大”，由胡锦涛作“政治报告”，看上去，2020 年翻两番的目标并无变化，但在“国内生产总值”前，却悄悄加了“人均”二字，似乎表明，江所坚持的，是“让少数人先富起来”，而胡所强调的，则是“走共同富裕道路”。
温家宝早就感叹：“一个很大的总量，除以13亿，都会变成一个小数目。”暗示对江泽民好大喜功、一味追求总产值的做法，不以为然。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翻两番，是一个什么概念？2000年，中国人均产值为1000美元，到2020年，翻两番，就是3000美元。而在台湾、香港和澳门，人均产值，眼下已经高达2万5千至2万8千美元。对照之下，中国大陆与台港澳的差距，依然令人咋舌！
当然，经济蓝图，只不过是一个幌子。“十七大”的焦点，是人事安排，是权力分配，是权力斗争。
中共内部人士透露，“十七大”前，围绕人事安排，中共高层权力斗争之激烈，为近三十年来所仅见。作为“十七大”的最后一幕，政治局常委出炉后，到记者面前亮相，竟迟到了半个多小时，这在严格照脚本演戏的中共那里，显然不同寻常。其中，可能只有一个解释：即便到了最后一分钟，胡江两派的权力较量，仍然难以平息，而缠斗不休。
如果说，在文明国家，选举前，就能让人看出谁胜谁负，那是因为，有民意测验，选举的结果，出自民意的走向；而在中共那里，会还没有开，外界就已得知会中的人事安排，不是因为透明，更与民意无关，乃是因为有人故意放风。
比如，今次中共的“十七大”，会前有关高层人事安排及习李变局的传言，分毫不差，完全坐实。会前的传言，与其说是外界打探的能耐，不如说是中共高层蓄意放风的结果。一则，胡江两派各自放风，影响外界预期，造成有利于己方的舆论，所谓“先声夺人”；二则，高层统一放风，造成权力分配的既成事实，以免党外诧异、党内不服。古人有“三军未动，粮草先行”，在中共那里，成了“权力未定，舆论先行”。
于是，除了一些可以忽略不计的微弱调整，没有新意，没有悬念，就成为“十七大”的最大特点，其实，这也是近几届中共党代会或人大、政协“两会”的共同特点。
江泽民退休之后，从未停止干政，其干政的力度，屡屡让外界惊异。这种惊异，已然经历了三层递进。第一层， 2002至 2003年，当海内外媒体普遍议论“中共最高权力将首次实现有序和平稳移交”时，却惊讶地发现，在交出了“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之后，江泽民居然效法邓小平，继续留任“军委主席”；2004年，当江泽民被迫交出“军委主席”一职、外界普遍以为胡锦涛“大权在握”之时，却又惊讶地发现，江泽民继续通过遍布党政军的“上海帮”或江系人马，牵制胡锦涛。
最大的惊讶，恐怕还是2007年，当外界普遍以为在陈良宇下狱、黄菊暴亡之后，江系受到沉重打击，胡锦涛将成为“十七大”的大赢家，岂料，江泽民竟能插手“第五代”人事安排，硬是将“李克强接班”的原案，变成“习近平李克强同时出线、习近平后来居上”的新版。
有人以为，安排习近平与李克强双双入局，表现中共的“与时俱进”：不再预先指定单一接班人。然而，古代封建专制王朝早就留下教训：多名王储争位，往往引发惨烈的内斗和悲剧。鉴于中共的封建性和专制性，重复历史惨剧的可能性极高。
李克强从第一顺位接班人，变为第二顺位接班人，无疑是一种突如其来的打击。这种打击，来自于江泽民的强力干政。李克强的挫折，就是胡锦涛的挫折。李克强和胡锦涛对江泽民的耿耿于怀，将毫无疑问。从此，江泽民的主要精力，就是防范和对付李克强，或者类似李克强一样的人物，让其不得伸展大志。
从政治局常委到政治局到中央委员会，人事安排，似乎处处体现胡江两派的平衡。按常理，派系牵制、派系共治，具有一定的民主原理。然而，在中共那里，就连这个原理也走了样：并不是正常意义的派系制衡与监督，而是江系对胡系的制约与监视。“十七大”之前一度被热炒的“政改”和“民主”话题，明显遭到冷处理，这从一个侧面证明，江系人马的牵制作用，就是堵死政改，阻碍民主进程。
大概没有人能够料到，江泽民还有那么大的影响、那么大的能耐、那么大的劲头。没完没了的“垂帘听政”，在中国，依然看不到尽头。这是中国的悲剧，也是中共的不祥之兆。谁还敢预料？江泽民不再干政胡锦涛的第二个5年任期？乃至于，不再干政“十八大”？
与“十六大”政治局中地方大员过半的情形不同，“十七大”的政治局中，地方大员少于一半，应是胡温用心之处。大处隐忍，小处用劲，大概就是胡锦涛的最大功夫。但能否从此削弱地方主义、改变“政令不出中南海”的窘境？尚有待拭目。(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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