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玉侠,退隐的大侠
“哈哈,我早就退隐了,那些事情我不想谈了。”电话那头的费玉侠一听记者要采访武林的事情,立刻和蔼地高挂“免战牌”。经记者再三沟通,费玉侠终于答应接受采访,但还是跟记者提了两个“不”:不评价同行,不点评门派。10月9日上午9点,记者如约来到南京城南某大型居民社区的门口,从南京市中华中学退休后的费玉侠和老伴何孝琴女士就住在其中。面对门卫,记者嘴里“费老师”三字刚出口,他立刻热情地帮我们指了路。
当何女士打开大门,记者一眼就看到两杯新泡的碧螺春正在客厅的大台上热气腾腾。
走进客厅。没有刀枪剑棍,没有金银奖牌,费玉侠家客厅里最多的就是照片。而照片的内容也很少是老两口,主角大都是孙儿辈。
“要退就退得干净,现在很多事情也管不着了。既然管不着,我就没有发言权了。”还没坐定,身材不高,但满脸红润、健壮孔武的费玉侠就向记者解释道。
“好,我们不提什么武林,我们就想听听您的故事。”记者小心翼翼地揣摸着费老师的心思。
“那没问题!”费老师稳当当地坐在了我们面前,打开了话匣子。
严父一拳,躺了三年
费玉侠的回忆从1937年开始。这年的农历正月,费玉侠在江苏淮阴(今淮安市)费家庄呱呱落地。
这一年,费玉侠的父亲费隐涛(原名费正源)23岁。此时的费隐涛已经拜在武当派高手石凤祥门下学艺多年。其后,费隐涛在石的引荐下拜当时威震八方的“沧州二杰”王子平、佟忠义为师,前者有“神力千斤王”之称,曾打败在上海摆擂台的“俄国大力士”;而后者为清朝最后的宫廷保镖。
费玉侠对记者说:“父亲在我出生7天后就离开家乡闯荡江湖,对他之前的求艺过程我只知道那么多。”
1938年,费隐涛辗转来到重庆,那里正在举行全国武术比赛。“父亲也参加了这次武林盛会,并夺得第5名的成绩。那时候武术界门派之间倾轧排挤的情况很严重,老爷子打到第5名后在各方压力下自动弃权,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费玉侠说,“那场比赛的总裁判是著名武术家万籁声(注:万时任国民党重庆中央训练团武术总教官),我们费家和万老师的缘分也从那时开始。”
几年后,费隐涛为避战火回到家中,同时也开始对7岁的费玉侠严格训练,每日清晨的功课都要从在父亲床前拿顶(即倒立)一炷香时间开始。费玉侠到现在还忘不了一次“偷懒”后严父的痛打。
“那时年幼贪玩,我对练功有点放松。一天早上,父亲发现我没有练功,把我叫到院中,断喝一声‘跪下’!”费玉侠一看苗头不对,赶紧夺门而出,这还了得,费隐涛也随即追了出去。天有不测风云,正怀有身孕的姑妈恰好在这时走到父子俩的中间,她下意识地抬手挡了一下费隐涛。费玉侠颇有些懊悔地说,“谁料父亲来势太猛,姑妈这一挡动了胎气,结果当下就流产了。我窜过院中的一个大池子,父亲也箭步掠过。来到河边,红了眼睛的父亲加紧几步赶上了我,一拳打在我脊背上。”
只这一拳,费玉侠当下就狂喷鲜血。周围邻居急忙大喊劝住费隐涛,说:“费大爷,不能打了,要出人命了。”
以后的三年,费玉侠是在寻医问药中度过的,练武的事也被耽搁下来。1947年,好心人将他介绍到当地仁慈医院接受西医的治疗,“西医诊断后发现我的肺和胃都被严重震伤。”费玉侠这才捡回了一条命。等他伤好之后,父亲又一次离开了家乡,这一别又是近10年。
吃豆油拌饭长大的少年
内伤被治好后,费玉侠恢复了练功,并拜正在淮阴开诊所的苑怀禹(河北人,石凤祥同门兄弟)为师。由于天资聪颖,费玉侠在12岁就学会了父亲传下的十二路弹腿、太极拳、练步拳、功力拳及单刀术。父亲远行后,费玉侠又在苑怀禹的指导下学会了梅花枪、风魔棍、查拳、少林拳、纯阳剑等内外家拳械。老人见他德性纯良,天资聪颖,又肯用功,乃将其衣钵秘技外家长拳传授与他。
由于父亲不在家,费家老小的收入全靠几亩薄田为继。身为长子的费玉侠白天种田,下午练功,晚上还要上夜校学文化。“我不会种地,田里的收成连别人家一半都不到。”
这时,淮阴城里开柴行的徐广志(山东人,回门高手)注意到了这个勤奋少年。见他因为饥饿加上练功而身体羸弱,就请他回家陪自己的儿子练功。
“徐老师家的白米饭真好吃啊,一顿我就能吃三大碗。”费玉侠说,“他还专门给我饭里拌了喷香的豆油。”在豆油拌饭的滋润下,费玉侠身体一天天好了起来,同时也学会了徐广志的独门气功。
一箭成名
1957年农历正月初六,费玉侠终于和父亲在南京见了面,并在南京工学院(今东南大学)体育教研室当上了场地工。此时,父亲已是这里的体育教员。
终于可以一心一意地练功了,还能得到父亲的指点,费玉侠更加勤奋。
“凌晨3点起床练功,5点结束,生炉子烧水,然后出门买早点买菜,回家后叫大家起床吃饭,最后送弟弟妹妹上学,自己上班。下班后在校园里练习10分钟的弓箭,然后跑步回家做晚饭,晚饭后又赶去南工的夜大。”费玉侠一口气说出了自己当年刚来南京时的日程表,“很累,每天没有走过路,都是用跑的。晚上睡觉时被子被蹬下床,冻得蜷成一团,都没力气把它捡回床上。”
“他的家务活就是那时练就的,所以我现在可享福了。”何女士笑呵呵地看着丈夫说。
从这时开始,费玉侠有了工资,每个月37块5角。“其中20块要寄回老家,留给自己17块5角。”费玉侠说。
当年,第三届江苏省运动会在南京五台山体育场举行,其中武术项目由费隐涛分管。费玉侠提出要参加射箭比赛,父亲起初不肯,但在师兄弟众人的担保下,费隐涛勉强答应了儿子,但他补了一句:“别给我丢人!”
这时候,费玉侠每天的练习大见成效。“9环!9环!红心10环!……”当射箭成绩出来后,费隐涛笑了,儿子在这个项目中一举夺魁。
随后,费玉侠和父亲又成功地表演了“空手夺枪”,赢得满堂喝彩。第二天,南京的各家报纸都登出了20岁小伙子费玉侠的精彩亮相。
南下学艺,师从万籁声
这次成功的亮相,让费玉侠对自己、对自己钟爱的武术事业充满了信心。
恰在此时,费隐涛的师弟王景春来信求助,希望师兄能派出高手来福建漳州给他当助手。据费玉侠介绍,这个师叔是河南人,身强力壮,从前靠在街头卖大力丸为生。一个偶然的机会,费隐涛认识了王景春,并认为他是块练武的材料,就与他结拜,同吃同住切磋武功。后来,王景春去了福建漳州开了跌打正骨伤科诊所,同时还开馆收徒。
“父亲考虑后决定推荐我去,我也正好想学南方拳术。”费玉侠说,“王师叔给我每个月40块的工资,因为他还包伙食,钱我基本上都寄回了老家。”
费玉侠到漳州后不但帮助王景春教徒弟,还从他那学来了治疗跌打损伤的医术和一些南方拳法。过不了多久,费玉侠遇到了刚从监狱里放出来的万籁声,并正式拜这个武术奇人为师。
“1956年我国举办全国12单位武术表演,贺龙(时任国家体委主任)问父亲民间还有多少武林高手。父亲想起万籁声在福建坐牢(万籁声为国民党少将,是武林中军衔最高的),就向贺龙推荐了他。万籁声也由此出狱。”费玉侠说,“当万老师听说我是费隐涛的儿子后,也毫不犹豫地收下了我。”
费玉侠说,“我的悟性不错,别人的功夫我看一遍就能打出头和尾,看两遍就都记住了。”面对着林立的南方高手,他像海绵一样狂吸着众家功夫的精髓。
1958年,21岁的费玉侠代表漳州市参加福建省武术比赛大会,一举夺得刀、枪、剑、棍、拳五项全能金牌。
当年10月,费玉侠回到南京。随即参加了第四届江苏省运动会,再次摘取全能桂冠,被誉为“年轻的长拳家”。
同年年底,费玉侠凭借优异的成绩,进入南京体育学院武术队,备战来年的第一届全国运动会。
进南体后,费玉侠就没有工资收入,只有每个月5块助学金。费玉侠告诉记者:“全年一共才60块钱,其中55块要寄回老家,剩5块给自己。”
1959年,费玉侠在第一届全运会上获得对练银质奖章,这也是江苏省武术代表队获得的惟一奖牌。
清贫乱世
尽管在武术事业上费玉侠已多有建树,但生活清贫如故。随即到来的“三年自然灾害”又一次考验了他的生存能力。
“你们想不到吧,那三年里我竟然没有生浮肿病。”费玉侠说,“当时,食堂会将那些没人吃的卷心菜外的老帮子随便切切炒炒,用大盆盛出来放在旁边,谁吃谁要,但几乎没人去碰。为了补充营养,我每次一吃就是好几大盘。”靠着这些烂菜帮子,费玉侠度过了那段艰苦岁月。
1962年,费玉侠被正式调入南京市体委,担任惟一的武术教练,月工资为35.8元。从这年开始,他又开始每个月寄20块钱回老家了,经济压力依然巨大。之后,父子俩经过协商,费玉侠接过了父亲在南京大学教授武术的教鞭,同时也为费玉侠每个月增加了30元的收入。
1965年,费玉侠又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与现任妻子何女士相遇。这时与他们的第一次见面隔了8年,两人相爱了,并在这年年底领取了结婚证。此时的费玉侠事业和爱情都有了收获,眼看着日子一点点好转了。
可是,一场席卷全国的政治风暴猝不及防地扑面而来。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费玉侠的武术之梦轰然破灭。
作为已在南京颇具声望的武术教练,造反派们当然不会放过费玉侠,这个“司令”、那个“战斗队”都来胁迫他加入自己的队伍,说白了那些“英雄”们就是想让他来为自己保驾护航。然而,严守武德的费玉侠,面对那些要求都严词拒绝。在武斗最激烈的一年,费玉侠只好背井离乡,逃往安徽广德山中避祸三个月。回南京后,那些造反派依旧不放过他,最后他借口腿上有重病,无法动弹,毅然办理了自动退职。
20吨生铁·河边·千层纸
虽然摆脱了造反派的纠缠,但失去了工作,少了那三十几块钱,费玉侠全家仅靠太太的那点工资,上有老下有小,立刻陷入困境。为了养家糊口,费玉侠开始正式钻研草药的学问。每天天不亮,费玉侠就要出南京城挖草药,天黑前再把草药背到药材公司去卖,每天的伙食就是两块烧饼一壶水。“有一次,我从长江北岸的十里长山挖了80斤沙参,一路背回南京。一百多里路啊,我坐在新街口大转盘的台阶上,敲打着酸痛的双腿,抬头望天,一片茫然。”
厚德载物。一次偶然的机会,医术才入门的费玉侠治好了附近一个居委会主任丈夫长年的老烂腿,“再后来我又把她三个女儿夜尿的毛病治好了,为了表示感激,她帮我争取到了南京机床厂的招工机会。由于又有了正式工作,我也避开了当时的下放农村的恶梦。”费玉侠说,“虽然是当的最苦最累的搬运工,可每月又有了35块多的固定收入。”
在这笔收入中,费玉侠每个月要从中抽出5块钱来还债。“刚退职那段时间没有收入,学生朋友来看我,看到我喝的是名副其实的‘稀饭’,都悄悄地资助我,钱,还有更宝贵的粮票。一笔笔,我都用本子详细记了下来,有了收入就要逐步还给他们,一个不欠。”费玉侠说,“但有的恩情是怎么也还不清的。”
这个享誉全国的武术大师,每天要搬20吨生铁,多苦多累,费玉侠没有描述,他只说没过多久,同一批进厂的6个人中只剩下了他一个人。
不久,费玉侠偷偷地开始恢复练武。机床厂的后院墙紧挨着缓缓而流的外秦淮河。每天中午,他就趁着同事们午休的时候,来到河边练习拍掌,就是打千层纸。黄裱纸是买不起的,只能用四处搜罗来的报纸,“还要特别注意要把登着伟大领袖的照片、语录什么的挑出来,要不然可就是‘小反”了。”
左一掌,右一掌,最后中间劈一掌;然后,换一只手,再来……
纸片在内力与外力的共同击打下,碎裂纷飞,如浪花似堆雪……
这种功夫很伤身体,以前练的时候都要在边上泡好药酒,边练边抹才行。而配这种药酒是要花钱的,配不起。费玉侠只能用自己采来的草药煎汤替代。而且按规矩药水还不能预先准备,一定要在练功的同时调配。可这些事情显然不能公开做,所以费玉侠都是中午打完,晚上回家再泡药水。
“久而久之,手的皮肤就坏了,骨节也变了形,连毛孔都看不到,直到现在都没全好。”费玉侠说着,把一双蒲扇般的大手摊在记者面前,果然如是。
金陵醉侠技压群雄
这搬运工一当就是十年,掌也拍了十年。尽管后来有关部门多次提出要将费玉侠调出机床厂,但厂里无论如何都不答应放人。“机床厂领导说:‘谁都能走,老费就不能走,他还能搬20年!’”费玉侠笑着说。
一天下班,费玉侠遇到了原为南体同事的周中华。“周当时已经是中华中学副校长,那时叫东方红中学,他知道我的情况后大呼可惜,二话不说就帮我想办法调出机床厂。”费玉侠说,“在他的帮助下,教育局出面为机床厂另招了一个身强力壮的年轻人,而我就由此调入中华中学。”这时已经是1978年了,费玉侠也因此正式恢复了练武。
1979年5月,全国武术观摩交流大会将在广西南宁召开,这是新中国第一次举办如此盛大的武术大会。已过不惑之年的费玉侠被江苏省体委点名参加江苏省代表队。
大赛前夕,在十多年风雨中一直默默支持丈夫的何女士对费玉侠郑重地说:“你已人到中年,出不了成绩,别去。要去,就要出成绩!”费玉侠咬了咬牙,说:“出不了成绩,就不回来见你。”
在南宁,费玉侠使出了珍藏的醉拳,在心中他已经研习了十多年了。
重新踏上这块比赛场地,他的气血上涌,他目光迷离,是醉眼,还是泪眼?
他步履蹒跚、身影飘忽,右手把盏、左手执壶,开怀畅饮、酩酊大醉,但见他头重脚轻,就要栽倒,蓦地拧腿转体,腾空起跃,右掌虚提,左拳猛击,跌宕起伏……
“好!”“哗哗哗——”如潮的掌声淹没了喝彩声。
费玉侠一扫多年的沉郁,带着金牌和“金陵醉侠”的名号载誉而归。
归 隐
“学生不准上门,国内不收徒弟。”费玉侠谈起近年来的武术生涯时,又说了两个“不”。
由于这两个“不”字,费玉侠也渐渐离开了国内媒体的视野。
虽然与“武林”渐行渐远,但费玉侠对武术依旧执着,并且开辟出了一条新路。南京武术协会在他的主持下恢复、振兴,步入正轨,武德武风名享中华,蜚声海外。
1989年,南京市政府应意大利全国武术研究中心主席萨尔瓦多先生邀请,委派市武术协会副主席费玉侠,前往佛罗伦萨武术学校进行武术讲学。费玉侠所任教的佛罗伦萨武术学校,在意大利南方武术比赛中获6项冠军。据统计,仅仅半年,费玉侠的洋弟子就在全国比赛和欧洲杯比赛上拿过3块金牌。
从意大利回国后,费玉侠又去了英国、美国和加拿大,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费玉侠几乎每年都在国外进行武术教学。
2001年,年过花甲,已担任南京市武术协会副主席长达18年的费玉侠终于有了一丝倦意。这种倦意不仅来自身体,更来自无法名状的环境。
此时,他的儿女也极力劝说父亲彻底休息。“他们连辞呈都帮老爸写好了,就是要他下决心退休。”何女士插话道。
可等费玉侠把辞呈递交给体委领导,大家一再挽留,费玉侠又不得不留了下来。“他其实心里非常舍不得,但又觉得子女有道理,才做出那样矛盾的事。”何女士在一旁解释道,“所以退隐的事一直到2003年才真正下了决心。”
2003年,费玉侠正式辞去南京市武术协会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的职务,这个职务伴随他走过了二十年。
费玉侠刚刚过了他的七十大寿,没有隆重的贺仪,没有喧闹的人声。
只有含饴弄孙的微笑,只有相濡以沫的温存。
这就是退隐,江湖越来越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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