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徒复活希腊罗马的理性智慧，创建议会制宪政民主和工商业资本主义。
基督新教，和天主教、东正教一样，都是基督教，信奉新旧约圣经，只是教会形式不同。历史上天主教会教皇的权力，高于名义上统治西欧的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的权力，及各领地上的诸侯（王、公、侯、伯、子、男等）及其骑士（会吟诗和向女性献殷勤——雅吻、献花、跳舞的职业武士）的权力。为了维护教会在上帝和信徒之间的不可逾越的中介权力，天主教建立了超越国家管制的教会法庭和监狱等，皇帝、国王、公侯及其子女都必须是教徒，在信仰上听从教会的，否则也要受到训诫、审判、关押乃至处死。东正教延续罗马皇帝是最高大祭司的权力的习俗，教会虽有相当世俗特权，却没有脱离皇帝管制的行政、司法权力，皇帝由于主教的配合能够很好地掌控各地臣民的思想。因此，后来以东罗马帝国继承者自居的俄罗斯沙皇才能够于彼得大帝之后迅速扩张成为世界上领土最大的帝国。新教是从天主教中分离出来的，也只能从天主教中分离。分离的直接结果是把信仰——心灵与神灵沟通——权力从大教会移到小教会，最后到个人。也就是说，新教产生促成欧洲人争取到第一项个人权利：信仰自由。而近现代人推崇的人文主义复兴运动，即欧洲文艺复兴，并没有要求因而也没能取得这个。
文艺复兴要求和取得的实际上是一千年前希腊罗马公民享有的享乐权利。历史上这个权利先葬了希腊各小城邦，后送了罗马大帝国。国寨中共奴在1989年“六四”民主政治运动——争取思想、言论、集会等政治自由权利——失败后，由于自觉自愿猪儒化，也获取了享乐权利。这与人权无关。新教出现反倒遏制了文艺复兴运动鼓励天主教徒——市民上层（教皇、王侯、富商等男女老少）——食淫（享受凡人的幸福）所致的腐败世风。为了刹住西欧颓败的人欲马车，恢复个人和社会的理智和良知，坚决把圣经作为生活和信仰惟一准则的路德、加尔文等新教会都以整肃不良的思想行为为首要工作。美国作家房龙在其《人类的故事》里记载下他们的做法：“一待孩子长大到了刚能识字时，就要学习真正（而且是唯一的）信仰的条规”，“在信奉新教的国土上，到处都开设了学校。他们花费了大量宝贵的时间阐释教义，但神学除外，他们也传授了一些其他知识。”新教徒道德文明的振兴，逼使天主教开始了以前不想实施的改革。由西班牙一位退伍士兵，跛子洛约拉（后来被尊称为圣伊格拉修斯），创建了一个由八人组成的兄弟会，真诚相约：生活圣洁，主持正义，不求财富，全身心传教。得到教皇认可之后，遵纪守法、绝对服从上级命令的耶稣会成立，迅速培育出新一代虔诚的天主教徒，像早期教徒一样忠诚履行宗教职责，天主教徒锐减的势头得到遏制。耶稣会派大量不怕穷苦却博学多才的神父向海外传教，最早来中国明朝的叫利玛窦。
稳住了阵脚的天主教和新教开始了激烈的信仰辩论，辩证逻辑矛盾的思辨方法失效，宗教文字论争演变成军事战争。信良心类新教荷兰人宣称不愿意与爱吃“肥阉鸡”的天主教徒们为伍，不愿意看到教堂摆放裸体画像，等等。西班牙国王不答应，派军队去砍了许多新教徒首脑的头。可新教徒实际上每个人的心灵是自己的主宰，天主教徒的“斩首行动”无效。新教徒举行反抗大联盟，成功地击败了从没败过的西班牙海军，比日内瓦大的新教徒神权共和国荷兰成立。此后荷兰和英国两个新教国家开始了对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帝国西班牙海外殖民地的争夺。不到20年，西班牙重要的殖民地如印度、台湾、巴西等都被新教徒掌握。新教徒在殖民地出了很多富人，在祖辈土地上与天主教徒打的长达30年的宗教战争却制造出大量穷人。后来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签订和约和平共处了，新教徒之间又为论战而诉诸武力，一直打到英国议会清教徒将国教总头目查理国王送上断头台。宗教战争在欧洲提供了希腊罗马之后新的政治实验时代，战争统一不了教义，对立双方理智地寻求妥协，互相接受对方。反对国王的辉格党和拥护国王的托利党，为避免内战，联合邀请天主教徒国王的新教徒女婿荷兰共和国首脑威廉来做国王，议会乘机制定了严格限定国王的权利法案，宽容的威廉首创了辉格、托利两党交替负责的内阁制，宪政议会和英国国王都长命320岁到现在。
新教会的出现还在欧洲提供了理性智慧技术化和工业化的实验时代。天主教时代的英国，唯名论教徒罗吉尔·培根将科学引出哲学的形而上学思辨王国，做了各种科学实验，在火药、镜片、望远镜方面都有重要发明，两次被教会监禁。但他关于真理的“四障碍说”（谬误权威，习惯影响，流行的偏见，潜在的无知）与（物质和精神）“双剑纯洁教会”的思想，对后来的英国新教徒的技术实验与革命内战，都发生了重大影响。人文主义运动末期和宗教改革初期，历史特别安排了天主教徒哥白尼的地动说和日心说冲击教会地静说和地心说。这一学说在新教和天主教的宗教论战和战争空隙中迅速传播。代价是：创始人哥白尼双目失明，传播者布鲁诺被火烧死，证实者伽利略被判终生监禁。哥、布、伽三人都是天主教徒科学家或实验者。天主教徒的科技实验被罗马教会暂时扼制住，火炬却被新教徒接过去，开创了英国引领的实验时代。路德和加尔文新教肯定现世的劳作是要荣耀神的一种呼召。历史以英国新教徒弗兰西斯科·培根的《新工具》为方向盘，驱动智慧列车的科技理性和市场理性的轮子，退进到工商业资本主义近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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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新教，和天主教、东正教一样，都是基督教，信奉新旧约圣经，只是教会形式不同。历史上天主教会教皇的权力，高于名义上统治西欧的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的权力，及各领地上的诸侯（王、公、侯、伯、子、男等）及其骑士（会吟诗和向女性献殷勤——雅吻、献花、跳舞的职业武士）的权力。为了维护教会在上帝和信徒之间的不可逾越的中介权力，天主教建立了超越国家管制的教会法庭和监狱等，皇帝、国王、公侯及其子女都必须是教徒，在信仰上听从教会的，否则也要受到训诫、审判、关押乃至处死。东正教延续罗马皇帝是最高大祭司的权力的习俗，教会虽有相当世俗特权，却没有脱离皇帝管制的行政、司法权力，皇帝由于主教的配合能够很好地掌控各地臣民的思想。因此，后来以东罗马帝国继承者自居的俄罗斯沙皇才能够于彼得大帝之后迅速扩张成为世界上领土最大的帝国。新教是从天主教中分离出来的，也只能从天主教中分离。分离的直接结果是把信仰——心灵与神灵沟通——权力从大教会移到小教会，最后到个人。也就是说，新教产生促成欧洲人争取到第一项个人权利：信仰自由。而近现代人推崇的人文主义复兴运动，即欧洲文艺复兴，并没有要求因而也没能取得这个。
文艺复兴要求和取得的实际上是一千年前希腊罗马公民享有的享乐权利。历史上这个权利先葬了希腊各小城邦，后送了罗马大帝国。国寨中共奴在1989年“六四”民主政治运动——争取思想、言论、集会等政治自由权利——失败后，由于自觉自愿猪儒化，也获取了享乐权利。这与人权无关。新教出现反倒遏制了文艺复兴运动鼓励天主教徒——市民上层（教皇、王侯、富商等男女老少）——食淫（享受凡人的幸福）所致的腐败世风。为了刹住西欧颓败的人欲马车，恢复个人和社会的理智和良知，坚决把圣经作为生活和信仰惟一准则的路德、加尔文等新教会都以整肃不良的思想行为为首要工作。美国作家房龙在其《人类的故事》里记载下他们的做法：“一待孩子长大到了刚能识字时，就要学习真正（而且是唯一的）信仰的条规”，“在信奉新教的国土上，到处都开设了学校。他们花费了大量宝贵的时间阐释教义，但神学除外，他们也传授了一些其他知识。”新教徒道德文明的振兴，逼使天主教开始了以前不想实施的改革。由西班牙一位退伍士兵，跛子洛约拉（后来被尊称为圣伊格拉修斯），创建了一个由八人组成的兄弟会，真诚相约：生活圣洁，主持正义，不求财富，全身心传教。得到教皇认可之后，遵纪守法、绝对服从上级命令的耶稣会成立，迅速培育出新一代虔诚的天主教徒，像早期教徒一样忠诚履行宗教职责，天主教徒锐减的势头得到遏制。耶稣会派大量不怕穷苦却博学多才的神父向海外传教，最早来中国明朝的叫利玛窦。
稳住了阵脚的天主教和新教开始了激烈的信仰辩论，辩证逻辑矛盾的思辨方法失效，宗教文字论争演变成军事战争。信良心类新教荷兰人宣称不愿意与爱吃“肥阉鸡”的天主教徒们为伍，不愿意看到教堂摆放裸体画像，等等。西班牙国王不答应，派军队去砍了许多新教徒首脑的头。可新教徒实际上每个人的心灵是自己的主宰，天主教徒的“斩首行动”无效。新教徒举行反抗大联盟，成功地击败了从没败过的西班牙海军，比日内瓦大的新教徒神权共和国荷兰成立。此后荷兰和英国两个新教国家开始了对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帝国西班牙海外殖民地的争夺。不到20年，西班牙重要的殖民地如印度、台湾、巴西等都被新教徒掌握。新教徒在殖民地出了很多富人，在祖辈土地上与天主教徒打的长达30年的宗教战争却制造出大量穷人。后来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签订和约和平共处了，新教徒之间又为论战而诉诸武力，一直打到英国议会清教徒将国教总头目查理国王送上断头台。宗教战争在欧洲提供了希腊罗马之后新的政治实验时代，战争统一不了教义，对立双方理智地寻求妥协，互相接受对方。反对国王的辉格党和拥护国王的托利党，为避免内战，联合邀请天主教徒国王的新教徒女婿荷兰共和国首脑威廉来做国王，议会乘机制定了严格限定国王的权利法案，宽容的威廉首创了辉格、托利两党交替负责的内阁制，宪政议会和英国国王都长命320岁到现在。
新教会的出现还在欧洲提供了理性智慧技术化和工业化的实验时代。天主教时代的英国，唯名论教徒罗吉尔·培根将科学引出哲学的形而上学思辨王国，做了各种科学实验，在火药、镜片、望远镜方面都有重要发明，两次被教会监禁。但他关于真理的“四障碍说”（谬误权威，习惯影响，流行的偏见，潜在的无知）与（物质和精神）“双剑纯洁教会”的思想，对后来的英国新教徒的技术实验与革命内战，都发生了重大影响。人文主义运动末期和宗教改革初期，历史特别安排了天主教徒哥白尼的地动说和日心说冲击教会地静说和地心说。这一学说在新教和天主教的宗教论战和战争空隙中迅速传播。代价是：创始人哥白尼双目失明，传播者布鲁诺被火烧死，证实者伽利略被判终生监禁。哥、布、伽三人都是天主教徒科学家或实验者。天主教徒的科技实验被罗马教会暂时扼制住，火炬却被新教徒接过去，开创了英国引领的实验时代。路德和加尔文新教肯定现世的劳作是要荣耀神的一种呼召。历史以英国新教徒弗兰西斯科·培根的《新工具》为方向盘，驱动智慧列车的科技理性和市场理性的轮子，退进到工商业资本主义近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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