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七大主打“民生牌”，要推倒新三座大山

2007-10-07 15:53 中共十七大主打“民生牌”，重申坚持改革路向，坚持“人民本位”的政治取向，将加大力度、加快解决压在人民头上的“新三座大山”（教育、医疗、住房）等问题，化解尖锐社会矛盾，渐进推展政治民主。百余前高官上书中央要求恢复党的性质、反对资产阶级复辟，但中央没有后退。

即将于十月十五日召开的中共十七大将确认中共未来施政的行动纲领，即以人为本，以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其中最为强烈的信号是民生而非GDP（国内生产总值），民生就是最大的GDP。解决民生问题，显然要比GDP更加棘手。据悉，中共十七大会加大解决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问题的力度，加大解决农业基础薄弱和农村发展相对滞后问题的力度，增加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加大解决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问题的力度，加快推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加大解决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问题的力度；加快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廉租住房等领域发展；进一步加大解决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问题的力度，化解社会矛盾。

中共十七大主打“民生牌”和民生议题，改善民生，重申坚持改革的路向，坚持“人民本位”的政治取向。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秘书长石小敏认为，民生问题确实是本届政府高度关注的问题。最近推出保障性住房体系，不是商品性住房，主要针对中低收入阶层，以廉租屋和经济适用房为主，还有一部分限价房。最近国务院召开了关于住房工作会议，推出保障性住房体系，同时，七十九个城市试点全民医疗保障体系，这是中共十七大前夕解决民生问题比较大的动作。近年来决策层重视民生问题，围绕民生问题做了很多事，也确实解决了一些问题。近期的举措还包括，随着物价上涨，提高一部分社会救济标准、最低工资标准，增加一些低收入层的补贴。在教育上，前些年的重点是对落后地区，特别是农业县，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增加了财政的直接支持，近年来在教育上减少大学和中专的收费，政府增加了支出，包括师范学生实行免费入读。

石小敏说，一些更重大的民生举措，会在中共十七大后加紧调查研究，比如全民社会保障问题，尤其是进入城里打工的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过去研究城市社会保障往往不包括那些进城的农民工，只是针对有户籍的居民，现在有些地方开始把农民工的住房问题纳入廉租屋体系考虑了。

八十六岁的中共走到今天，深感改革不夭折，国家不分裂，社会不对抗，政权才可持续。当下贫富分化已成为严峻事实，底层的生存底线正在不断被击穿，腐败成风，环境污染，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影响中共存亡。被人们称作新“三座大山”的“看病难、住房难、上学难”问题，已经到了不能不移山搬山的时候了。改革不能不惠及民生，改革后果损害了大多数民众的福利或使分配差距形成长期扩大趋势，必会导致社会内部的激烈冲突。一旦“民生”理念进入主流意识形态，就意味着执政党的执政方式和施政举措都将随之改变。

中共打出这张民生牌，是这些年来逐步累积的政治思维。二零零二年以来，中共提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执政为民”、“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一个并非个案的死亡事件“孙志刚事件”、令神州布满死亡恐惧阴影的“非典事件”到前不久震惊世界的山西“黑砖事件”等等，令新执政的中南海高层不能不具备亲民而务实的执政风格。中共十七大打出这张民生牌，其实从二零零七年胡锦涛、温家宝的多次讲话可以寻到踪迹。

二零零六年岁末，胡锦涛在新年贺辞中宣示∶“着力促进社会发展和解决民生问题，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科学发展的轨道。”

二零零七年二月十六日，在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春节团拜会上，温家宝讲话说，“关注民生、重视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是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要求，是人民政府的基本职责”。解决民生问题，必须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改善民生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解决民生问题，必须保障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和合法权益，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解决民生问题，必须切实解决好教育、医疗、就业、收入分配与社会保障等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六月二十五日，胡锦涛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发表讲话说，“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用”。要“使经济发展成果更多体现到改善民生上，尤其要注重优先发展教育，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基本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完善社会管理”。

九月十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议“坚持求真务实、锐意进取，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针对现阶段我国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围绕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进行全面规划，作出战略部署”。十一天后的二十八日，政治局再度召开会议，确认“努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执政理念。

中共十六大以来，关注民生的新政出台时有所闻。二零零三年至今，国务院常务会议已召开一百七十六次，其中半数涉及经济、民生议题。废止农业税条例，延续了二千六百年的“皇粮国税”农业税终于走进历史，惠及亿万农民；在高校和职业学校健全国家奖学金、助学金制度，落实国家助学贷款政策，使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都能上得起大学、接受职业教育，每年资助五百亿元人民币（约六十五点八亿美元），受助学生两千万；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全部免除，除按“一费制”标准收取课本、作业本费外，严禁收取任何费用，住宿费将从二零零九年开始全部免除；宣布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实行师范生免费教育；加大农民参加医疗保险覆盖面，解决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据国家统计局刚刚发布的资料显示，农村参加新型合作医疗的人数达到四亿一千万人，惠及全国近半数农业人口；收入是城市职工最关心的事，当局一再提高退休人员工资水平；《物权法》在争议中出台；百姓的幸福指数首次被纳入国家统计视野。

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百姓之苦，理应是执政者切肤之痛。百姓之忧，理应是执政者揪心之愁。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黄仁伟认为，胡锦涛、温家宝近期的一系列讲话，明确回应了对改革路线的质疑。中山大学教授徐俊忠认为，胡温讲话表明重申“人民本位”的政治取向。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说∶“当下，劳动政策和收入调节政策存在严重缺陷，国家劳动法操作性不强，使劳动就业领域和最终财富占有方面出现许多怪像。一方面GDP迅速增长，另一方面就业增长缓慢；一方面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另一方面白领阶层存在严重过劳死。低端就业市场的情形更令人忧虑”。如果要社会不对抗，就应该令“改革后果不至于绝对损害大多数民众的福利或使分配差距形成长期扩大趋势，以致导致社会内部的激烈冲突。拥有绝对剥夺感或强烈的相对剥夺感的弱势利益集团，常常会成为民粹主义或极端民族主义势力的社会基础，他们的结合将致国无宁日。生活水平低下的穷人并非没有政治诉求，事实上他们是激进政治领袖的社会基础。他们平时可以不显山露水，但一旦被利用，必是难以对话的群体”。

李锐获邀列席十七大

民生与民主从来都相辅相成。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已成为中共改革派向十七大进言献策的重要视窗，最近接连发表杨光斌的《民主政治∶“过程”重于“模式”》，吉力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不可割裂》等，这些文章引起党内外热议。九十岁的李锐是中共党史专家，曾任毛泽东秘书，八月三十一日，他上书胡锦涛和中央政治局常委，题为《关于党本身改革的几点建议》（见另文）。上周他获中央组织部通知，受邀列席中共十七大。这被视为胡锦涛对改革派的一种姿态。胡锦涛提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后，前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著名理论家朱厚泽说，还应该加上一句“权为民所授”。不过，朱厚泽此说却遭中宣部高层批评。

中国政治体制仍然极其落后，推行政治民主步履维艰，即使小步前进，也遭到保守派的猛烈抨击。一百七十名“共产党人”，九月十七日联名上书总书记胡锦涛、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共十七大代表，围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共提出二十六条具体建议。这份被称为“万言书”的书信，长达二万五千字。上书人中有李成瑞（原国家统计局局长）、韩西雅（原全国总工会书记处候补书记）、陈谈强（原《光明日报》副总编辑）、周光春（原广西壮族自治区顾问委员会主任）、秦仲达（原化学工业部部长）、黄静波（原青海省省委书记）、刘仲候（原江西省委副书记）、韩树英（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郑天翔（原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唐荣华（原十一军副政委）、徐诚之（铁道兵原政治部主任）、龙桂林（铁道兵原党委常委、参谋长）以及肖一平等二十多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左大培等十多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北京航空航太大学副研究员韩德强、北京大学教授缪佟和、南开大学教授刘晓铎、清华大学教授李定凯、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张宏良，以及上海、山东、大连、辽宁、南京、湖北、浙江、云南的一批离退休干部。

“献言书”就所有制结构问题、收入分配问题、环境资源问题、对外经济关系问题、资本家进入共产党问题、工农大众沦为弱势群体问题、社会风气和思想领域中的问题等方面提出建言。他们认为，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言论中，有正确的部分，也有错误的部分。两种观点纷列杂陈，往往自相矛盾，因而不能构成系统的理论。《党章》中不应再提以邓小平理论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关于江泽民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一种用含混词句包装起来的修正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彻头彻尾的背叛”，应当删除《党章》中关于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错误提法。

他们认为，“中国已形成了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格局。现在，离共同富裕的目标不是更近了，而是更远了”，要“坚持社会主义，反对复辟资本主义”。他们呼吁，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反对资产阶级从外部和内部进行篡夺和腐蚀。他们在“万言书”中称，“资产阶级从外部的进攻，已经通过所谓‘民间修宪会议’、‘新西山会议’和他们操控的媒体（如《炎黄春秋》等）多次表达出来。他们实质上是要在中国进行‘颜色革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

他们认为，二零零二年的中共十六大，党的性质被改为“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从而成为“全民党”，并据此规定允许不愿放弃剥削的资本家作为“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加入共产党，党的性质的改变起源于经济的私有化。他们建议∶由中央立即作出决定∶资产阶级分子不能当十七大代表，发现资产阶级分子，责令更换；十七大新选出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中，不能有资产阶级分子，如有混入，政治局有权除名。对于已经入党的资产阶级分子，由他们自愿选择∶或者放弃剥削，保留党籍；或者不放弃剥削，自行退党。他们要求恢复“被无理停刊”的《真理的追求》、《中流》杂志出版发行的合法权利；在十七大召开之前，公布中央的政治报告草案和修改《党章》的报告草案，让全体党员充分讨论、修改，为此，十七大可考虑适当推迟召开。

在中共十七大召开前三个月，十七位退下位的部级高官，就胡锦涛六月二十五日在中共中央党校讲话中提及加强党内民主而提出建议。这十七离休高官是马宾（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顾问）、周光春、李成瑞、秦仲达、茅林（原冶金工业部副部长）、吴凡吾（原国务院外国专家局局长）、韩西雅（原全国总工会书记处候补书记）、徐诚之、龙桂林等。

他们在信中说，“我们国家存在着许多与社会主义制度，共产主义思想完全背道而驰的黑暗现象。比如，矿难事件的多年不断发生，夺去了无数可爱的劳动者的宝贵生命，而那些私营的煤矿主，却一次就可以拿出从工人身上剥削压榨出来的数百万元、数千万元去购买豪华轿车……”“又比如，我们很多几十年来艰苦奋斗，建设起来的公有制大企业，被各种各样的方式挖走了，甚至白送掉了，变成了美其名曰的民营企业而实际上是私营企业。原共产党员书记、厂长变成了大资本家，但还当着党员和书记。这符合《共产党宣言》和共产党的建党原则吗？”他们说，深感忧虑的事情天天都在发生。“现在民愤告急，党和人民政府严重脱离群众，社会主义岌岌可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保守派批民主社会主义

他们认为，今天资产阶级自由化已经泛滥，还有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民主社会主义。“中国进行的改革是变公有制为私有制的改革，是变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的改革。如果十七大还是这样毫不动摇地走下去，叶利钦式的人物就一定会出现，亡党亡国的悲局马上会到来”。

对于党内“左”派发出的质疑和进攻，中央对待他们的态度非常有策略。《炎黄春秋》主编杜导正认为，中央面对如此巨大压力下，绝对没有忍让，绝对拒绝这些所谓要求，当然也没有正面作出驳斥，根本没有考虑来自左翼阵营的这些建议。从这个意义上说，十七大政治报告将是令人鼓舞的，没有后退。

尽管各界预计中共十七大将继续秉承“稳步前进”、“碎步前进”的理念，关于民主政治的进程步伐不会迈得太大，但中共高层已经充分认识到，民主政治在一定条件下是个好东西，但民主政治形成过程中的风险不可忽视，要用最低成本制造政治符号，完善中国的民主政治，在国际政治舞台上重新夺回共产党人对民主的诠释权。

新旧“三座大山” 一九四八年毛泽东系统提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其目标和任务是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其中，官僚资本主义、官僚资产阶级第一次被中共列为中国革命的对象和敌人，也因此第一次有了“三大对象、三座大山、三大敌人”的说法。随着中共革命的胜利，“推翻三座大山”广为流传，成为中国共产党标榜自己历史功绩、进行意识形态教育的重要政治语汇。

“新三座大山”的说法是在九十年代中国市场化改革后开始出现，并在近年成为各阶层关注重点，具体指老百姓看病难（医疗市场化改革之后，医疗费用上涨，普通老百姓看不起病，贫困者“小病拖，大病挨，到死还不能往医院抬”）、上学难（教育产业化，但不能落实宪法规定的九年义务教育，高等教育收费大幅提高）、住房难（房价高涨，居民难以承受，而政府廉租房、微利房等有限，不能调控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