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人格是怎样炼成的──文革中的童年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到广阔的天地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号召响彻云霄,大批高、初中学生走向“上山下乡”道路,成为一代“知识青年”…胸戴“光荣花”的俩初中毕业女孩子,满脸稚气地与送行的奶奶及父母合影。



如果说,中国传统的“灾民文化”(任不寐语)造就了中国人典型的双重人格,那么,十年“文革”最可怕的恶果之一,就是使中国人的双重人格得到了普遍的强化和恶化。如“文革”期间一浪高过一浪的学英雄运动,就是企图将英雄这一完人标准以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形式,强迫每一个人接受。其结果是,公众都做不到,但迫于环境、舆论的压力或出于投机钻营等其它不可告人的目的,而不得不表现出表里不一、口是心非的双重人格。童年时代,我所在学校开展的学雷锋运动中,就曾发生这样荒诞的事情:有同学为了获得学雷锋标兵的荣誉,竟把自己的铅笔和橡皮擦作为路上捡来的物品交给老师,以彰显自己拾金不昧的雷锋精神。

双重人格究竟是怎样炼成的?我不妨在此将我读小学时经历了一件事情,说来给大家听听。尽管此事小得不足一提,但对我当时幼小心灵的震动竟是那样地巨大,让我对什么是双重人格以及双重人格是怎样产生的,有了初始的认识。

我小学是在一国有企业属下的一所子弟学校就读的。这所学校没有中、小学之分,从小学生到高中生都有。记得有一年临近学期末,又有一届高中生要毕业了。由于 “文革”时高考制被取消,高中毕业生几乎没有机会上大学。他们只能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毛泽东语)。当时正值“文革”后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正在全国如火如荼地进行。每到这个时候,学校免不了要大张旗鼓地宣传,动员毕业生到农村去。然而,就在学校官方的宣传和动员攻势尚未掀起之际,一位姓朱的毕业生做出了惊人之举。他主动请缨,向学校党组织递交了申请书,要求“响应党和毛主席的号召,到最艰苦的农村去,经风雨、见世面,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合格接班人”。这一举动,引起了学校的高度关注。学校党组织不失时机地抓住这一典型人物和典型事例,揭开了一年一度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动员和宣传序幕。当时,在学校全体师生大会上,学校领导宣读了朱姓同学热血沸腾的申请书。大家听后都激动不已。这位朱姓同学平时的政治表现就非常好,在学校担任了许多重要职务,也是他们年级最早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尽管当时我还小,还不太懂事,但内心却非常仰慕他,觉得他应该是我一生学习的样。

经过一阵喧嚣之后,学校放假了,毕业生们也奔赴农村接受“再教育”去了。后来,我不断地从大人们的口中得知,那些到农村去的青年,过得很苦。他们的父母经常通过各种途径给他们捎一些猪油之类的食品去。大概过了一年,有一次我正在上学的路上,突然看见那位朱姓同学拎着一个公文包恍悠悠地走着。我当时感到纳闷:他不是到农村去了吗?后来,一打听,才知道,毕业后他并没有去农村,而是通过关系留在了城市,到政府某机关上班去了。当时,我听说此事后,幼小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动:我简直难以相信那是真的。我对自己从小以来所受到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教育产生动摇,可能就始于此时。

一晃又是20多年过去了。1998年的一天,我从本省的一份报纸中,偶尔看到了那位朱姓同学被判刑的消息。原来,朱姓同学通过不断的钻营,后来爬到了某国有企业总经理的位置,后又因贪腐之事东窗事发,最终身陷囹圄。看完这则消息后,联想到朱姓同学在学校读书时的表现,我欷嘘不已。

我们“文革”时的教育,就这样以道貌岸然的形式,培养出了一个个人格扭曲、而又分裂的道貌岸然的伪君子:说的一套,做的一套。其实,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我们民族的悲剧和耻辱并未结束:双重人格的伪君子有增无减、比比皆是。比如,那些高喊爱国喊得最凶的愤青们,恰恰可能是最不爱国的;那些高喊反腐败喊得最凶的公仆们,恰恰可能是最腐败的。当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想家任不寐先生曾反复地说:“象说的那样去生活”。今天仔细回味起这句话,其中所包含的思想份量,竟让人感觉到是那样地沉甸甸。是的,我们这个民族什么时候才能如他所说的那样去生活呢?让我们一起共同努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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