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撼！看看真实的矿工遗书

爸、妈、弟、妹：

你们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我肯定已经死了。二老别哭，不要难过，尤其俺妈你，更不能哭。我觉得俺爹的腰疼病真该治了，俺弟上学也要钱，主要是俺妹的病，不能再拖了，再拖就太受罪了。光靠攒钱看病，不定什么时候攒够。如果我的死能换来你们不受罪，我死得也就值了。

我不知道我怎么个死法，要是一次死得多，矿主瞒不住，上级来查，死的人每人可以赔20万。如果就死我一个两个，你们就和矿主私了，您问他要25万。半月前砸死的那个人就是赔25万私了的。爸妈，你俩一定不要来，路太远，又太难走，可不能受这个罪。你让俺明起、明发哥来，他们见过世面，能说出话，个子又大，有派头。再让西院俺三婶也来，她泼辣，能哭能闹。对他们说，先开口30万，矿主肯定不给，就和他们闹，就说要找报纸、电台，把矿上出人命的事说出去，矿主就害怕这个。但也别真说，咱就是吓唬吓唬他，咱好多要两个钱，最低25万，当然能多要一万两万的更好。你们可得咬死口，不要顾惜他们，他们挣钱厉害了，哪天不挣个十万八万的？只是他们不想给，怕开了口子，今后再有死人比着要。所以您对明起哥他们说，该闹就闹，软的硬的都得使，能多要一万，俺妹就多活年把。但是您可不能让明起哥他们勒得太紧，逼急了，这些矿主黑道上都有人，可别让明起哥他们吃亏。

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落下个身子，如果找不着就算了。有的话，你千万不要往回运，雇个车去咱家一趟得一万多呢，咱不花这个冤枉钱。你让明起哥在这里把我烧了，带骨灰回去就行。我的零花钱，都放在抽屉里。那个小收音机，就给我带走吧。

爸妈，有了这25万，爸你别去当壮工了，你的腰不得劲，可不能再爬高上低。妈你也别包人家的地种了，你俩可得好好歇一歇了。先给俺妹治病，可真要是花十五六万也看不好，你也别硬往里砸钱了。您二老得留些养老钱，再给俺弟留点儿。他上学这几年的学费得个五六万吧？还不知好不好找工作，娶媳妇什么的，花钱的事多着呢。我没上出来学，可得好好供俺弟上学。只有上出学，才能不出力，走出咱这穷山窝。再把借大姑、二姑、俺姨、俺舅、叔叔大爷的钱都还上，他们家里都有一大摊子事，都是该用钱的时候。还有，俺姑家的表弟前一阵子也想上这里来干，你对他们说，在家挣300也别上这里挣3000。这里苦累不说，真是太危险了，你可不能让他们来啊。

爸妈，我不能给您二老打影旗摔老盆了，让俺弟给您传宗接代、养老送终吧。在这里，您的不孝儿子大光给您磕头了。祝二老下半辈子过上好日子，祝俺妹快看好病，祝俺弟事事如意。


还有：咱家的老屋明年也该翻盖了，要不又漏雨又受水的，对爸的腰妈的腿俺妹的病都不好。还有就是天冷了，你们每人都得买几件新衣裳，再买一个电视。

一定要买彩电，让俺妹也看看彩电，给俺妹买个面包服，给俺弟买个皮鞋。一定得买，回家就买。别怕人家说什么闲话，这是咱不偷不抢挣来的钱谁能笑话？您都吃好了穿好了，我也就死得安心了。


儿：大光2006年10月8号


2006年12月4日，贵州矿工李大光在下煤窑时罹难，工友按他的生前约定，将遗书带回他家。此版修改了标点，改了8个错别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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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到的矿工生活

作者：李海鹏

近一年来我曾4次到煤矿采访，发现无论是在哪个省份，无论是在国营煤矿还是在小煤窑，矿工们的生活形态庶几相同。工作危险、生活沉闷、对个人命运的掌控能力较低和子女缺少受教育机会，是他们的共同特征。在经济方面，过分渲染矿工阶层的贫穷显然会悖离事实，由于煤炭价格上涨带来的利润，他们可以获得比周围乡镇里的人群更好的收入。不过如果说矿工们是这一轮市场化改革的受益者，可能距真相更远。

对于矿工的利益，国营煤矿管理者和私人煤矿主的共识是“多劳多得”。在山西大同一国营矿，支架工可以每月收入3000元，机电工则只能收入1500元。造成这一明显级差的原因，就在于煤矿上普遍采用的“向采煤一线倾斜”的薪酬体制。

山西煤质出色，矿工的收入因而比其他地方要高得多。在内蒙古某煤业集团下属的6家煤矿，一线工人的月收入为1500左右，二线为1000元左右，井上人员则往往只有500多元。

同样，他们的收入也高于周围乡镇的一般人，这正是他们甘于冒险的动力所在。劳动力这种商品的价格往往取决于市场供求关系，农村的高失业率，使得采煤成为值得人们羡慕的工作，它的收入水准也就被大大降低。

更值得注意的是，与一般规律不同，拿到较高薪水的采煤工并不能因此获得比其他职工更好的社会地位。

这些矿的一线矿工们就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他们的队长。这里的矿工们的工资发放中存在着一个叫作“背牛”的概念，即每月都会被队长扣掉一部分，具体用于何种用途，他们却从来得不到解释。在2004年发生矿难的河南大平煤矿，矿工们中间也普遍流传着与此类似的说法。

这实际是一种在矿区中普遍存在的冒领和回扣。队长向领导虚报下井的矿工人数，以此获得更高的工资总额，而矿工们拿到了较高薪水后，又必须把虚报的部分返还给队长。如果一个矿工想进入高收入的采煤一线，那么就不得不遵守这一潜规则，尽管他们不得不在工作时冒生命危险。

这些矿都使用综合采煤系统，一线工人们操作这种机械，利用直径1.8米的金属割轮切割煤层和矸石，噪音巨大，煤粉飞扬。由于井下空气溽热，矿工们常常把呼吸器挂在脖子上，而不是罩在口鼻处。不过与一些私人煤矿相比，这已经是再好不过的工作环境。在大同的后所沟，大多数小煤矿还在使用一些好像多年以前的电影中的道具似的机械。没有传输皮带，没有溜子，“绞车拉煤车”，工人也没有呼吸器。

这种做法使得采矿成本非常低廉。一些国营矿在2004年的采煤成本是133元／吨，而这里可能只有40元／吨左右。

其中一个叫作“前进矿”的私人煤矿采取的是炮采的老方法，即在煤层中打眼，塞进雷管，放炮崩塌煤层，然后向地面搬运。这是一个斜井，在煤层和矿车轨道之间有 800米的距离，矿工们在这里使用一种专供拉煤的骡车。由于薪水要按照出煤量计算，出煤又要依赖骡子的体力，因而这些矿工的收入多少实际上是由骡子来决定的。

在一个矿井下，我注意到，一个瓦斯探头上的数字显示为1.2，而矿工们仍在如常工作。这一数字意味着当时当处的瓦斯浓度为1.2%，按照国家的安全生产规定，瓦斯浓度超过1%就应该停工通风。但矿工们对这些数字司空见惯。在一定程度上冒险作业，在全国各个煤矿中都是一种“惯例”。

矿区的社会结构还是最传统的那一种。我们曾与某矿区的党委副书记和几位矿工一起吃了顿饭。其中一个矿工，在副书记还是文学青年的年代曾是后者的诗友，有点儿喝多了。“我得跟你反映个事儿，”他对副书记说，“这个事我只跟你说。”然后他开始讲述一些井下不注意安全操作规程的事例。我注意到，这位矿工似乎喜欢 “哥们儿”式的人际关系，又认同着官本位的秩序，脸上交织着真诚和讨好的神情。副书记的脸立刻就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