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劳教右派张仆

毛泽东时代的共产党,靠制造恐惧和谎言起家,又以谎言和恐惧维持其独裁统制,说谎之大胆,确是脸厚心黑,远远超过厚黑教主李宗吾的《厚黑学》论述的技巧,无以数计的所谓“革命先烈”,为之抛头颅,洒热血,处处荒塚,堆堆白骨,垫定他的皇权宝座。君临天下。

我原以为自己年幼无知,受骗上当,17岁追随革命,19岁与工商业兼地主家庭决裂,参加革命工作,25岁被诬为右派,劳动教养了22年,47岁才知道点受骗上当的道理。

我在“415”劳教筑路支队,“101”中队当组长时,有个张仆组员可是至死也不知道受骗的特殊劳教右派。

张仆原冶金工业部副部长,曾是李井泉抗日挺进纵队的参谋长,因57年时给党委书记提意见,说他是家长式作风,一人说了算,不尊重党内民主,被打成右派后,降职降级,下放到重庆嘉陵江机械厂当监委书记。因始终不承认是右派,多次跑到北京去找他的老首长们申诉,被加重处分,开除党籍,撤销职务,弄到车间劳动,他便更不认罪。他说:“我要直接去找少奇同志,你们说的不算。”为此,厂保卫部派了二名干部白天监督他,晚上又派两名干部监视他的住处,因为他的妻子是重庆外贸局的局长,住的高干宿舍,监视的干部只能在门卫通宵坐守,感到十分疲劳,迫使领导另出良策。保卫部长终于想出了一个万全之计,由单位倒贴工资,申请送去劳动教养。临走前,党委书记找他去说:“张仆同志,你也是老革命,知道依靠组织才能解决问题的道理,所以我们决定送你去学习,依靠那里的党组织,彻底地解决你的问题。”用小车送到我们的“415”,“101”右派劳教队,并编到我的小组。

张仆,大学文化程度,世代书香门弟,北京人,约40岁,身高一米八五,象貌堂堂,那张方型脸上,总挂着一丝善意的微笑,穿着一套兰色高级毛料中山服,确实是有点首长风度。他和气地称大家同志,也没人愿意去纠正他。每天大家出工劳动,他坐在工棚写材料,有时也背着双手,带着微笑到工地巡视一周。晚上学习,他还认真地记录大家的发言,但他自己却从不犮言,也不作任何表态。除了不准他外出,干部们对他不理不采,听之任之。所以我们大家把他看成“特殊劳教右派”。

他真正得意的时候,是支队电影放映员每月来我们队放映的日子。也可能是我们队倪管教从挡案中得知,他能写一手很好的毛笔字。那时放映前,要映很多政治宣传玻板,在玻板上写毛笔字是文化程度极低的干部和放映员们的一大难事,也是张仆能一展才华的大好机会。放映员恭敬地送上茶水,干部们围在办公桌旁,看他捥起袖口,笔走龙蛇,字字苍劲,俨然是首长题词的大家风范。当银幕上出现他的大挥时,所有右派心悦诚服,拍手称好。

1968年,“文化大革命”的邪火越烧越旺,席卷中华大地,也烧到了“415”劳教筑路支队。我们队的大权,被革命造反派的“王土匪”所夺。为什么称他“王土匪”呢?这里得讲一个小小的故事:1967年的端午节,我们队伙食团买了20只鹅,准备给大家过节吃。烧在锅里的鹅肉,正香气四溢之时,王队长带领他的红色造反派哥儿们约50余人,正好经过“101”队,进来休息。他们嗅到鹅肉香味,便起了贼心。他把岳毅指导员叫到院扒里来批斗时说:“你们这些走资派的阶级立场站到哪里去了?谁说资产阶级右派劳教分子还有资格吃鹅肉?既然右派是否能吃鹅肉,没有最高指示,但也不见经传,岳指导员当然不敢吱声。于是,他便命令炊事员全部端出来,让他的哥儿们饱餐一顿,个个嘴角流油,扬长而去。从此我们说:煮熟的鹅儿都会飞。背后叫他“王土匪”。

“王土匪”原名王四海,是部队上一个班长转业到“415”工作的,出身城市流民,没文化,却长得一身横肉,过去在我们队就是有名的打手,不少人都尝过他拳头的滋味。他捆人时,要先用盐水把绳子泡过,所绑之人便会入骨三分,留下终身痕迹。他的掌权,当然是给我们带来了更大的灾难。

为了表示他的红色革命造反派比其它一切造反派更革命,对阶级敌人斗争更坚决,他制定了几项无产阶级专政的新规定。

1、早晚请罪制度。所有右派劳教分子,每天早上7时,晚上7时,列队站在毛主席像前,低头弯腰,口念:我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我罪大恶极,请毛主席宽恕。

2、废除每十天休假制度,改为每十天相互检举斗争日,每人必须揭发他人三条反改造罪行。

3、停止发放每人六至十元的零花钱,作为造反派的活动经费。

政令一出,全队惶然,恐惧使右派们寝食难安。适有广西来队探亲的家属说:“你们这里还算好的,我们那里有个县的五类分子全部杀头。听说还摆了人肉席,大家更觉末日来临。”侯国桓是我队有名的胆小鬼,其人矮小瘦弱,走路都怕踩死了蚂蚁,性格和善,从不与人争长论短,也是我们队年纪最大的右派。为什么他也会成为右派劳教呢?我曾向过他:“你胆小怕事,难道57年也敢给党提意见吗?”他说:“我哪敢提什么意见啊,因为我是铁二局处理枕木防腐工程师,常因坚持操作规范与党支部书记发生争执,遭他报复挨整的。我已近晚年,只想能回北京与老伴和儿女见上一面便死而无憾了。”正巧他这次亲耳听到广西来的家属谈吃人之事,其内心恐惧,可想而知。一连几个晚上,都因他做恶梦大声惨叫,闹得大家不胜骇然。当时正值武斗升温,红色派的铁路工人,攻打巡场芙蓉煤矿红旗派,械斗惨烈,我们住地的公路上,时有死伤的造反派屍体,两派中只要有人作乱冲进来杀死右派们出气,悲剧定会立即发生,谁敢站出来为右派说句话呢。因此大家的担心和恐惧并非庸人自扰。

王土匪规定的一、三两条并不可怕,第二条却给所有的右派们带来无限的恐慌,谁没有说过几句错话呢,万一有人对自己有积怨,都可以乘机报复,所以说是人人自危、个个惶恐,朝不保夕、长夜难眠,怕梦中说错反话,遭到检举,大祸临头。

想不到第一个被捡举揭发出来的遺是特殊劳教右派张仆。他的罪行是书写反动日记,特别是在日记中写有祝少奇同志生日的诗词。王土匪早就看不惯这个官架十足的特殊劳教。他说这是岳毅走资派对走资派的包庇,是威风还没有打倒的大右派,竟敢写诗给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唱赞歌,你等着为刘少奇收屍吧。仅管他把诗说成屍,把赞说成钻,也决不会影响他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打倒右派威风的办法当然是打翻在地,踏上一支足,永远不得翻身。一拳打过去,正中张仆鼻子,脸上开了个五彩花面,红的血白的鼻涕,青的脸,他差点就仰翻在地,幸好还能稳住没倒下,王土匪解下腰间的军用皮带,对准他的脑袋猛抽起来,铜扣打破他的头部,鲜红的血液流在他的眼上,他没叫痛,反而笑着说:“同志,你何必这样呢?”那笑容使我们看了心痛,那笑容更激起了王土匪的愤怒。他将张仆打翻在地,反缚双手,好一顿拳打足踢。他却坚持住不吭一声。王土匪以为打死在地了,便说:装死就是抗拒改造,死了也是自绝于人民。语音刚落,张仆竟站了起来,仍然带着微笑说:“同志,何必呢。”他这种打不湿扭不干的坚强性格,使王土匪拿他无计可施,只好关起来叫他反省。

文化大革命,本来就是一场由毛皇抄作的荒唐闹剧,风起云涌,瞬息万变。几天后,公安部下达命令,劳改劳教部门不准冲击,不搞夺权。王土匪只好灰溜溜地下台,仍作他管生产的分队长。他所宣布的政令当然作废,张仆也放了出来,依然过他的特殊劳教生活。

通过这次被打斗之后,张仆开始怀疑自己的处境,主动找岳指导员质问:为什么要和这些右派劳教关在一起?为什么不发给他原来的工资?为什么要对他进行这样残暴的批斗和打骂?

岳指导员只好明确地告诉他:“你是单位上送来代管的右派,比他们有所不同。有什么思想上的问题,写出书面,我们代转给你的党委。你的工资问题,我们更不知道。我们受委托的责任是:决不允许你外出生事,保证你的身体健康。至于王队长打斗之事,现处文化大革命时期,全国皆然,你是应该理解的。”


张仆之所以是“特殊劳教右派”,除了不劳动外,他还不能享受一般劳教一年可以享受的探亲假,也不能享受工休时请假赶集的待遇,实际上他是划定警界线内的自由犯人。

时逢春节,队部为了解决家属探亲住房,在空地上搭起一大间茅屋,以竹蓆为墙,木板为铺,十分简陋,但能令久别的患难夫妻们,相聚相亲,互诉衷肠,亦是难能可贵的了。但作为右派劳教的丈夫,每天却在工地劳累,晚上两小时学习后还要听岳队长训话,只能有很少时间培伴家属和子女。但张仆却不知趣,每晚必逐家拜访,微笑着坐在一旁,不声不响,久久不愿离去。右派妻子们确实难堪,又不便逐客。我小组的陈道千,妻子带着女儿小燕探亲,深受其干扰,因12岁的陈燕长得活泼可爱,张仆托人买了糖果来送给她,整天坐在家属旁,甚至夜深也不离去。大家得知此情后,非常不满,自发地在小组会上对张仆进行批斗,逼他交待动机和目的。他说:“陈燕很象他的小女张茜,所以爱她,并非有意干扰他们。”我说:“谁教你的妻子是当官的,不敢带女儿来看你呢?”经我一说,他第一次收起了笑容,陷入痛苦的,沉思之中。

春节过后的一个工休天,正是大家吃中午饭时,一辆黑色轿车,开进我们的住地,司机之外,别无他人,下车后通过队部,找到张仆本人,和他热情的交谈后,拿了几包食物给他,先后不到半个小时,又忽然开车走了。我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我托人发了电报,叫妻子带女儿来此见面,她却不敢。这次她到宜宾开会,叫司机小刘送来些食物,就算尽情了。”我也对他同情了起来。晚上,他用脸盆在炉子上煮了一盆面条,请我们小组的人去吃。作好之后,大家一看,却是一盆浆糊。原来他一生未作过饭食,冷水时便将面条放了下去,就变成了一盆糊涂面。一阵笑声之后,免强分而食之,总算领了个情,不拂美意,地红着脸,不好意思地对大家说了好几个“对不起、对不起。”

宜珙铁路建成后,由于国家被毛皇折腾得一穷二白,到了经济彻底崩溃的境地,无钱再修铁路,“415”筑路支队被澈消。我们全部转移到永川新胜劳改茶场。

在与世隔绝,荒凉的东山上,愁云惨雾,冷雨凄风,春去冬来,几经寒暑,苦苦熬到1978年。毛皇死后,政局微开,劫后余生的右派们,全部“改正”安置了工作,从地狱回到人间。成立了20年的右派队宣布撤销,由于张仆系部级高干,须经北京原划右单位办理,剩下他一人未走,只好放在临近的劳改队管理。送去时亦未交待清楚他的特殊劳教身分。劳改干部自然以犯人的监规来对待他,强迫他和犯人一起劳动。张仆反抗不从,多次遭到犯人们的殴打,遍体鳞伤,精神崩溃,痛苦万分。当重庆市委用专车接他回去的途中,便精神失常,疯了起来。妻子知情后,表示坚决不能容许他进入家门。重庆市委只好决定把他安置在高干疗养所,进行长期疗养。他己身残心死,无缘享受天年,不久旧伤复犮,昏然死去。

他的一生是:清醒时糊涂受骗,糊涂时难得清醒。该醒时他却不醒,昏然后无时再醒。

时至反右50周年,余已过古稀,闭目思昔,他的音容笑貌,仍活鲜鲜的出现在我的眼前。故书此文,聊表吊念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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