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铁骑问鼎中原 元朝国号汉人定

元朝开国,趾高气扬的蒙古人以征服者自居,他们成功地打了天下,却不懂如何治理。定鼎中原之后,这个马背上的民族,极力推动草原游牧的生活方式,跑马占地,荒废农桑。甚至还流传一个极为蹩脚的政策,把臣民划分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

蒙古族是战胜者、当权派,自然是龙头老大。色目人,主要指西域人,如钦察、唐兀、畏兀儿、回回等。汉人则是淮河以北、原金朝境内的汉、契丹、女真等较早被蒙古征服的云南、四川两省人,以及东北地区的高丽人。南人俗称“蛮子”,指最后被元朝征服的原南宋境内各族。

在这种政治高压与民族歧视的政策下,汉臣想与蒙古政权谋求合作,并施展自己的雄才大略,几乎是天方夜谭;但是,偏偏有一位汉臣博得了元世祖忽必烈的信任。此人,得以进入最高权力核心,参与了元朝许多重大决策——他就是刘秉忠。

刘秉忠(1216-1274年),初名侃,字仲晦。原籍瑞州(今江西高安),曾祖是金国官吏,因为工作关系,迁居邢州(河北邢台)任职。蒙古人来了,刘秉忠出任邢台节度府令史,不久,又躲进武安山。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前,到处物色人才,就这样,刘秉忠走入了忽必烈的视野,并留下任职。从此,开始为忽必烈出谋划策,成为“智囊团”里的“高参”。

忽必烈即位后,刘秉忠备受宠信,他的建议,事无巨细,一般都会被采纳。虽说是辅弼“异族”,但这个深受儒家文化浸润的文化人,终于实现了“治国、平天下”的最高理想。他做了如下两件大事:

一,帮蒙古人定国号“大元”

刘秉忠拜光禄大夫,太保,参领中书省事。面对蒙古皇帝的知遇之恩,他改了名字,自称“秉忠”。以他的政治地位,可以直接参与制定国家大典,参与设计草案时,刘秉忠最大限度地施加了自己的影响。他还建议忽必烈,取《易经》中“大哉乾元”的寓意,将蒙古政权更名为“大元”。忽必烈满意地采纳了这一国号。

二,主持修建“元大都”

刘秉忠是元朝“大都”和“上都”的总设计师。尤其是修建元大都,等于划定了现代北京的原始轮廓。至元三年,刘秉忠受命开工。新城规模宏伟,耗资庞大,刘秉忠与同僚张柔、段桢等人事必躬亲,尽心竭虑。至元九年,忽必烈根据刘秉忠的建议,命名新都为“大都”。至元十一年正月,大都宫阙建成。

刘秉忠参照《周礼·考工纪》等古籍的形制,总揽规划元大都,这是我国历代都城最接近“周礼之制”的一座都城。其中洋溢着汉族统治者建都的主导思想,也就是前朝、后市、左祖、右社之制。

新落成的元大都,城墙周长28公里,大街宽24步,小街宽12步。此外,还有384火巷、29弄通。元大都从1267年开始修建,直到1285年才告完工,前后历时18年之久。宫殿巍峨,寺庙雄伟。《马可·波罗游记》曾对这座13世纪末兴起的“国际性大都市”做了详细描述,西方人对东方帝国佩服得五体投地,甚至认为东方遍地是黄金。

至元十一年,也就是1274年8月,刘秉忠在南屏山别墅无疾而终,时年59岁。元世祖闻报,悲痛不已。他对群臣说:“秉忠事朕三十多年,小心缜密,不避艰险,言无隐情。其阴阳术数之精,占事知来,若合符契,只有朕知道。别人是不会了解的。”于是,专门委派礼部侍郎赵秉温护丧,厚葬于大都。后来,改葬邢州祖茔——今河北邢台县贾村。

刘秉忠死后,哀荣无限,他被朝廷追赠“太傅”,封“赵国公”,谥“文贞”。元成宗时,赠“太师”,谥“文正”。元仁宗时,又晋封“常山王”……元朝开国,汉臣能受如此恩宠优待者,恐怕仅此一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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