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奶的升子
奶奶有一个用了几十年的升子(农村一种口大底小的常用量具,一升米大约四市斤),搬了几次家,奶奶都舍不得扔掉,一直带在身边。奶奶去逝时,父亲在升子里装了一点米,放在奶奶的遗像前作为香台。奶奶的这个升子对我们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见证了我们的贫困,它也“帮助”我们度过了食不果腹的艰难岁月。
1966年底,在都江煤矿子弟校做了十年教师的父亲被赶回老家,重新成了一名农民。重回农村后,父亲对农活已经不在行了,队上将他作为半劳力,与妇女分在一起干活。由于父亲不是全劳力,母亲也不是劳动的好手,他们挣的工分很少,我们家年年都是倒找户(农户挣的工分不足以换回必须的基本口粮,须向队上倒贴一定的现金,这种农户被称为倒找户),必须向队上缴纳一定的现金才能分回来一点可怜的口粮。当时一个全劳力全年的基本口粮、粗、细粮加在一起400多斤,半劳力只有300多斤,老人和儿童只有200多斤。我们全家六口人,父母只是半劳力,其余的都是老人和孩子。父母辛辛苦苦干一年,还要将养猪买的钱交给队上,才能换回大约1,500余斤粮食。这是我们全家老小六口人一年的口粮,人均每天不到七两。这点粮食即使全部用来煮稀饭可能都不够吃,何况父母还干着繁重的农活,我们几兄妹也正是吃长饭的时候。
为了能让家里的粮食尽可能吃得久一点,全家一致同意“农忙时吃干,农闲时吃稀”,并将一部分粮食换成玉米、土豆之类杂粮食,虽然质量有所下降,但是数量却增加不少。即使如此,我们家的粮食仍然不够吃,每年青黄不接的春夏之交,都要断粮一两个月。断粮后,奶奶就会端起升子,走东家串西家,向左邻右舍借一点粮食。当时大家的粮食都不多,能够借给他人的更是十分有限。但是奶奶人缘好,娘家人也多,她只要出去走一圈,东家借一小碗,西家借一小碗,最后总会端着满满一升米回来。这些米和上土豆、红薯之类的杂粮,我们全家要吃三到五天。借回来的米吃完后,奶奶又端起升子出去借,一直要等到新粮出来,奶奶的升子才会闲一段时间。第二年,奶奶又会端起升子出去借一点活命的粮食。在我儿时的眼里,奶奶的升子简直是一个神奇的百宝箱,家里没有吃的了,只要奶奶端起它出去走一圈,我们就不会饿肚皮了。奶奶年年端着升子借粮的情况一直持续到1980年后才结束。1979年,四川农村实行“包产到户”,我们家分到了几亩责任田。曾被人视为“窝囊废”的父亲,每日在责任田里挥汗如雨。他的辛苦得到了回报,当年我们的责任田大获丰收,除了应交的公粮外,我们得到了比往年多得多的粮食。那年秋收后,我们全家才开始真正吃上饱饭。
实行“包产到户”大约两年后,开始允许农民进城做一些小买卖。父亲在镇上开了一家“无线电维修店”,由于他的技术好,服务也周到,他的生意还不错,每月都能挣几百元。从此,我们家的日子越过越好,靠借粮度饥荒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日子过好了,奶奶那个救命的升子也渐渐被忘记。很长一段时间,奶奶的那个升子被丢弃在一个角落,上面积满一层厚厚的尘土。
奶奶去逝后,父亲在升子里装了一点米,放在奶奶的遗像前作为香台。一天,我们父子给奶奶上香,父亲插香时,也许升子的里米触动了他尘封的记忆,父亲突然流泪了。
“爸,你是不是想起奶奶借米的情景了?”我低声问父亲。
“是啊!那些年要不是你奶奶,我们全家早就饿死了,哪里还能熬到今天啊!”想起往事,已经60多岁的父亲突然跪在奶奶遗像前大放悲声,“妈呀!你不该这么早就走哇!儿还没有尽孝呀!”
父亲一哭,我强忍很久的泪水也夺眶而出。小时候,我觉得奶奶端着升子去借米是一件很容易的事。现在想来,在大家都很贫困的年代,奶奶年年都要去向人借粮食,换一个人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奶奶做到了,不管多困难,奶奶从来没让全家人饿过一顿饭,其间的酸、甜、苦,辣,也只有奶奶心里清楚了。
现在,那只特殊的升子仍然放在奶奶的遗像前作为香台,父亲无意中放进去的大米已被厚厚的香灰掩埋。每次回家,我都要给奶奶上一柱香,祈求奶奶象生前一样保佑我们全家幸福、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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