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雪天气不上班 唐代长安工薪族的鸡零狗碎

每天上班前看天气,是我们今天的习惯,夏天雨多,更是要注意。可是在没有天气预报的唐都长安,就比较难办了。下小雨当然很显诗意。但是雨下大了也是很麻烦甚至要命的事情。

贞元二年(786年)夏某天,下了一场大暴雨。长安街道上水深数尺,吏部侍郎崔纵去上班,结果在崇义里西门这个地方,被水围困,之后在水中漂浮了几十步远,街道两边店铺里的伙计们看到后,呼叫者相继进到水中救他,才使他免遭一死。但是其它人就没有他这么幸运了。这一天长安溺死了好多人。

类似的事还发生在元和七年(812年),当天的情形,见于《旧唐书·五行志》:“京师大风雨,毁屋扬瓦,人多压死。水积城南,深处丈余,入明德门犹见车辐”。

中国的城市排水工程建设,应该说是有着悠久历史的。唐长安更是修建了比较完整的明渠和暗渠相结合的排水系统。据考古发掘,唐长安城每条大街的两侧或一侧都有水沟。

而上述两起特大降雨所造成的积水,主要是因为长安城排水设施遭到破坏的缘故。从时间上看,上述两起恶性事件都发生在“安史之乱”以后,战争使城市公共设施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城市污水被堵塞宣泄不畅,终酿大灾。

在立秋之后,长安酷热的情况就渐渐好多了,诗人王建这样书写了自己的感受:“住处近山常足雨,闻晴晒曝旧芳茵。立秋日后无多热,渐觉生衣不著身。”

同样,秋雨多了也很是令人犯愁。长安的秋季多霖雨也有据可查。《旧唐书》卷八、九《玄宗纪》里录入几次较大的霖雨。“(开元)十六年九月丙午,以久雨,降死罪从流,徒以下原之。”“(开元)二十九年九月——霖雨月余,道路阻滞。”“(天宝)十载 ——秋,霖雨积旬,墙屋多坏,西京尤甚。”“(天宝)十三载——秋,霖雨积六十余日,京城垣屋颓坏殆尽,物价暴涨,人多乏食。”

霖雨接连下了两个多月,其后果不堪想象,因为霖雨而赦免罪犯,历史上也几乎没有二例。这些能够进入正史的,也仅仅是几次特大霖雨,那些较小的霖雨应该也很多,正史虽忽略不计。细心的诗人们却将之收入囊中,天宝十三年,杜甫就写了三首《秋雨叹》,其中的“秋来未曾见白日”和“城中斗米换衾绸”,与历史记载正相吻合。

交通:道路宽阔平直,没有拥堵和塞车现象

唐代时,官员在苦寒、雨雪、酷暑时均会享受到不上班的待遇。其中尤以雨雪造成泥雨放朝的情况最多,这与长安纯为泥土大道有关。因为若逢雨雪,土道经行人车马践踏,行走会极为不便。白居易写过一首《和韩侍郎苦雨》,就说到了这种情况。韩侍郎就是时任兵部侍郎的韩愈。秋雨下后,朝廷已经发布了放朝的消息,而韩愈没有听到,仍然照常赶赴早朝,走到半路才知情,无奈踏泥而归。那时放朝的消息是通过内廷的鼓声传达给散居长安各街坊的官员的!长安那么大,难免有人会听不到,如果像今天有事打个电话就方便多了。

政府也曾考虑过解决雨天道路难行的问题,在唐代诗文中屡见的“沙堤”就是为了官员上朝方便所铺设。它又叫“沙路”、“沙道”、“堤沙”等等。修沙堤的沙,多取自浐河。天宝三年(744年),时任京兆尹的萧炅首先提到这个建议。他在上疏中称应在长安郭内南北、东西各三条与城门相通的、直至大明宫的交通要道上,将泥土和沙子相混夯实,然后再铺上细沙。萧炅本人是天宝年间奸相李林甫的狗腿子,但是他铺设的沙堤却堪称长安道路建设中造福士庶的一件大善事。所以许多人尽管鄙夷他的为人,但在这一点上还是肯定他的作为。因为“长安大道沙为堤,早风无尘雨无泥”。对习惯了行路苦的长安人来说,走在上面的确感觉很舒服!

众所周知,唐长安城布局极为规整,街道更是南北交错,宽阔平直。长安城从未发生过因道路拥挤,阻塞交通的现象。唐诗里有不少关于上朝、下朝的记载和描述,字里行间,给人的印象是行人稀少,街道极为幽静,毫无熙熙攘攘之状。

在唐长安城的大街两边,还广泛种植有槐树。一些广场上,更是列槐树数百行为队,根本就没有房屋,人们“相与揖让,或议论槐下。”同时也给上下班增添了些许情趣。

唐德宗时,有一个名叫吴凑的京兆尹,当时官街槐树缺少了一些,施工的人就以榆树补缺,吴凑知道后就说:榆树根本配不上九衢大街的气势。立即下令让换栽槐树,等到槐树长成,绿茵罩地时,吴凑去世了,人们就指着槐树,怀念他的政绩!从这个小故事里,颇能看出唐代长安官员对槐树的珍重。为什么会这样,主要是因为槐树坚固耐老,而且多阴凉,在盛夏酷暑之时,长安行人就会走到槐树下,躲避炎热!唐诗中有许多描写槐树的句子。槐叶多露,益发会让人感到秋天的清凉。

就餐:长安街市摊点众多,吃饭很方便

在唐朝关中,尤其京师周边地区灌溉设施修建及管理大大增强,冬小麦产量迅速增加。长安城里,人们开始流行吃面食。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饼的种类和加热手段,可以说在唐长安城基本上也都全部出现了。所以在某些层面,我们今天吃的早餐,和唐代长安百姓所吃的,也差不到哪里去!比如煎饼,在当时就很流行。有记载说,元和十二年(817年)宣阳坊户部吏员家的夜宵就是喷香的煎饼。

在安邑坊的巷口,每天一大清早,就有卖饼的人在那里吆喝。元和十年(815年),刑部侍郎刘伯刍住在这个坊里。他看见那人可怜,给他许多钱做本,每天早晨上班时,都会顺路吃饼。

天宝九年(750年)六月左右,在升平坊的北门内侧,有一间门面房,挂着帘子。里面住着一位卖饼的胡人。他每天拂晓,就点起炉灶。那一会儿在他门外的路边,已经挤满了等待击响晓鼓、打开坊门准备出去办事的人们。这些人都纷纷来到他这里买早点。同样在春明门附近,大和(823—835)初年也有一家在晓鼓敲响前的清晨卖早餐的店铺,生意照样很是红火。大历十二年(777年)的一天早上,上书左仆射刘晏起来晚了,肚子饿的咕咕叫,又着急上朝点卯,恰巧在路上看到有卖蒸胡饼的,就买了捧着大嚼起来,边走边还给同路人赞叹:“美不可言,美不可言!”

还有一天清早,一个新科进士在住所的巷口买糕,这时适逢几个吏员路过,他就赶紧热情的和他们打招呼,并说相请不如偶遇,爽快的请几位可能会成为同事的人吃了早点。

在长安城里,既能看到大街小巷的饭店,也有小贩把饼装在小车上推着边走边卖的,可以说非常方便。宣平坊的一位老人和贺知章住对门,贺知章感觉他道行很深,就和妻子拿了一颗明珠去向他请教,结果老人转手就给了隔壁的小孩子,让替他换了三十多个胡饼。有些人买的饼吃不完了,到处胡塞,西市一个商人家养的狗,就是因为过多吃了行路人扔下的饼,差点噎了个半死!一些饼店还经营旅馆,尤其开设在权贵宅第附近的饼店,因为奔走者众多,一人要出到一千钱的高价才能住下。这些都是见于历史记载的。

不过对于那些被允许能经常参见皇帝的官员,早朝完毕后,朝廷还会给他们管一顿早饭。吃饭时也得守规矩,行为稍有不检点,就会被参劾,遭到处分,看来这碗饭也不好吃。午后下班,吃饭就在自家,或者和朋友们聚餐娱乐了。

时间:白班一般八小时,还要经常值夜班

在唐代都城长安的官署里,共有内官两千六百多人,他们又分为常参官和非常参官。常参官就是每天必须面见皇帝的职事官。一般在五品左右才有资格。人数大约有近千人。官街鼓一般会在今天的早上五点左右响起,而散居长安各处的官员们当会起的更早。因为如果迟到或无故不到,一月白干不说,乌纱帽可能都会玩完。早朝一般在六点半至八点半举行,之后官员们会到各自岗位办公,处理完相关公务,下午三时多就会下班,在沿路商贾百姓们的注视里回到自己的家中。非常参官们不必日日早朝,相对就显得清闲些。

细算一下,唐人每天工作八个小时,和今天相似。有学者考证,今天关中许多农村,人们在劳作之余,早上九点吃早饭,下午两三点吃午饭,很可能就是唐朝遗留下来的作息习惯。

当然这些官署也不能一走而空,每天下白班直到晚上通宵都要留人值班,这和我们今天许多单位的做法类似。皇帝白天和朝臣所拟定的军国大事,许多要在晚上列出相应文件,所以一些重要部门的夜班就更为重要。

夜班可轮流换值,一些官员值夜班与否以及值多长时间可视官阶即公事要紧程度而定。中宗景龙三年(709年),有姓苏的父子二人同在中枢为官,因此常常同值夜班,儿子后来上疏请放自己出外为官,皇帝惜才,没有批准。

值夜班的官员,白天已上了一整天班,通宵之后,还要继续上白班。有的甚至接连上多个夜班,连轴转非常辛苦,常常就有“过劳死”的!

上夜班如果有两三个人陪伴,自然不会寂寞,如果一个人,就显得孤单冷清。所以没事时,官员们就靠做诗打发,或将诗稿送往其它有人值夜班的官署,唐诗中有很多这样的应和酬答之作。朝廷对这些官员自然也有优待,发给他们枕被以供睡眠,还根据时令的不同赐衣赐食,宫女出来燃香。当然下夜班后,有些东西宫女还要收回去盥洗熏香,以备下次之用。

当然如果家中有事,夜班也可请人代值。开元二十年(732年)九月二十日,某部门轮到一个叫梁升卿的人上夜班了,可是第二天恰逢他父亲忌日,就想让同事元彦冲代自己上。元彦冲正和朋友聚会喝酒,不愿意去。梁升卿只好将具体情况写个条子,恳求其代劳,自己就回家了。结果元彦冲喝醉,没有按时到岗,宦官又正好拿着皇帝的命令来问事,发现衙门里没人,回去一禀报,唐玄宗很是生气,随即将元彦冲贬到邠州任刺史,梁升卿贬到莫州任刺史,这俩人都为自己的玩忽职守付出了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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