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父江冠千是胡兰成亲密助手

2007-08-30 12:04 作者:郑义 ——近廿年中共为汉奸翻案的秘因

内容摘要 : 文章摘要: 原来江泽民的父亲是胡兰成在汪伪中宣部的心腹干将兼社论委员会主任委员。为胡兰成、周作人平反旨在为江泽民的父亲平反造舆论。既然毛泽东能包庇汉奸陈永贵，那么坐镇中南海皇宫的江泽民不能为他父亲鸣不平吗？江泽民混入「革命」队伍是在抗战胜利之后，他和周佛海的两个儿子投奔新四军出于同样的动机──为了「洗底」，只不过江泽民做得更彻底更掩人耳目，他把父亲都「换」了 。
 　
一九九○年十一月十日，汤臣影业公司在尖沙咀海城戏院放映文艺片《滚滚红尘》，招待全港文化界人士。接著，香港报纸的娱乐版出现了百多篇给《滚》片捧场的文章。但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其中不外乎两类内容，其一是电影公司编发的宣传稿，按照广告商的安排，无论左中右报章，都要照登如仪，除非那张报纸不想要电影院的广告订单；其二是该片编剧三毛(陈平)专程来港为滚片作宣传时对娱乐记者的演讲稿，其语句肉麻如「《齐瓦哥医生》(按：俄国作家帕斯捷纳克的诺贝尔文学奖作品)那样史诗式的电影」云云。以上宣传稿的收视率自然不如影评专栏，而专业影评人几乎全都拍案而起指责《滚》片意识不良，善恶不分。香港的报纸容或有左中右之分，但在谴责《滚》片有违中华民族善良风俗、罔顾民族大义方面却显得不谋而合。

《滚滚红尘》是为汉奸翻案的始作俑者

那天的招待场是在上午，我出场时好像吃鸡汤面误食了一只苍蝇，愤懑之情郁结在胸中不吐不快，下午便伏案疾书投书港台各报刊，诸如：明报月刊九一年一月号〈《滚滚红尘》与胡兰成〉、当代周刊一月十九日〈从《滚滚红尘》获奖看台湾媚日风气浓郁〉、开放月刊九○年十二月〈滚滚红尘盖不住历史真相──金马奖的堕落〉、争鸣九○年十二月〈《滚滚红尘》引起台北尴尬〉、龙旗月刊〈影片《滚滚红尘》含意何在？〉、开放月刊九一年一月〈红尘滚滚话台北──传统价值观的崩溃〉以及在九○年十一、十二月《香港时报》副刊连载三十多篇的《滚》片影评，总计五万余言。

消息传到台北，《滚》片的编剧三毛一改已往的宣传手法，矢口否认剧中男女主角以汪伪中宣部副部长与沦陷期间上海流行作家张爱玲为模特儿，却又承认胡张爱情在她创作时「给予不少灵感」。该片导演、谤书《金陵春梦》作者严庆澍(唐人)之子严浩则埋怨香港影评家「看不懂这部片子，完全是捕风捉影心态」，又指观众「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他还以中共当局全力支援此片的拍摄来抵挡批评，言下之意：凡是中共支持的影片就是绝对正确的。同一个严浩，十二月十二日在台北举办的观众座谈会上面临大量指摘时，竟情绪激动当众饮泣，且表示今后要慎拣剧本云。

在台湾批判汉奸，自然引起台独人士的敏感。九○年十二月初，台北新新闻周刊为了声援滚片，特别制作了三万余字、廿三页的特辑〈滚滚红尘里的汉奸疑云〉，该刊总主笔王杏庆(南方朔)干脆否认「汉奸」这一名词的合理性，他说：「当土地已失，统治者又怎能说别人为『奸』？」，并为胡兰成炮制了整整两版吹捧文字，说他不齿于华人社会只是因为他「在一个时代里太突出，太高太远，现在的尺度量不到他的高度」，然而连胡兰成本人都供认「平生知己乃在敌人与妇人」之中。

更有甚者，连中华民国的政府官员都口没遮拦，行政院新闻局电影事业处处长官庆成公开对新新闻记者说，我的影评文章「极为空洞，全是八股文难以引述！」同一个官庆成在金马奖颁奖前后两次以公函向我表示「至为感谢」，这真是「官字两个口，咋说咋有理」。

十二月十三日，南京大屠杀五十三周年纪念日，这部鼓吹「作汉奸也无所谓」的影片竟荣获国家级的「金马奖」八个奖项。

三毛自杀与《滚滚红尘》铩羽有关

翌日，加拿大侨选立委许之远在立法院向行政院副院长施启扬提出质讯，那位德国海德堡大学法学博士敷衍道：「我认为民族大义很重要，我愿意把许委员的意见转达给新闻局长」。

一九九一年一月五日凌晨，三毛在台北自缢身亡。汤臣公司老板娘徐枫对记者说，三毛的自杀与《滚滚红尘》一片有关。


《滚》片在台北得了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等八个奖，唯独未获编剧奖；在一九九一年的香港电影金像奖评选时，该片竟吃了个鸭蛋，毕竟香港民众的政治觉悟与历史常识高于台湾。

事情还没完结。经过多次严厉质讯，五月廿二日许之远委员在立法院联席审查会上将新闻局年度预算删减了一亿一千万台币，还坚决要求官处长引咎辞职。一周后，官庆成被远谪三万里外的巴拿马。六月二日，中央日报社长姚朋(1926-- ，天津人，笔名彭歌)亲撰社论〈扭曲了艺术良知的暧昧荣宠〉，直斥滚片连影艺二、三流货色都够不上，居然被颁予国家级的金马奖，「真是令人笑死愧死」！七月廿八日，中共文化部机关报《中国文化报》刊载署名王钢的文章〈滚滚红尘要告诉人们什么？〉，指责滚片「亵渎抗战的正义和伟大」。这个迟来的正义比诸香港影评家，迟了八个半月！



胡兰成是汪精卫的文胆，日本投降后，他窜至汉口，创办《大楚报》，鼓吹湖北省独立，抗拒中央政府接收。他亡命日本后，写了《今生今世》一书，把汪伪特工总部头目吴四宝这个杀害千百名抗日志士的刽子手美化为「轻财重义，刚肠侠骨」，把吴逆的妻子、曾指挥保镖枪杀英租界警员的女流氓佘爱珍描述为「才气飞扬，义薄云天」，还公然为绑票掳财、背信撕票的吴四宝辩护道：「对瘟孙屈死(按：沪语，指土财主)本来不必客气。生意人蜡烛脾气，你拔他一根毛，他也痛彻心肺；斩掉他一只大腿，他倒也不过如此。对这种蜡烛脾气不见棺材不流泪的人，是要给点颜色他看看，使他晓得晓得，是他的钱值钱，还是人家的言语值钱。」

两岸三地奉旨谀上的周作人、胡兰成热

滚片是台湾商人在香港开设的电影公司与中共合拍的。一九九○年四月至六月，该片在吉林长春开拍，连新华社编印的《了望》周刊海外版都为它大吹法螺，该刊六月廿五日出版的一期，图文并茂介绍了这部「两岸情」拍片散记，声称为求逼真，共方派人跑遍长春找到一幢日本和式老楼，经过一番移花接木的加工、改造，成为四十年代的日式花园洋房，而楼房里的家具、古董都是真的。为了拍摄战争场面、逃难境头，中共当局出动了六千名武警装扮群众角色与中日两军官兵。

中共如此兴师动众、不惜工本协拍《滚》片，无非是为了在中国人的社会恢复胡兰成的名誉，然而胡兰成这个死去近十年的民族败类，究竟何德何能要劳动中共为他涂脂抹粉呢？十五年来我一直沉思这个问题，《滚》片的出笼具有什么样的社会背景呢？

一九八六年四月，南京《文教资料简报》第四期精心编发了一组访问记，其一是(一九四一年的中共北平特委书记)王定南对记者沈鹏年说，那年伪华北教育督办汤尔和死了，他根据中国大学校长何其巩与燕大教授张东荪的意见，安排周作人站到前台出任伪职，也即周作人任伪华北教育督办是秉承中共的意图。其二是该刊同期登载三料间谍、中共国安部离休高干袁殊的话：「周作人不是汉奸，周作人同我党有不少关系」。其三是二○○○年该刊第三期刊出「葛鑫」文章，指中共中央有关部门与「中央负责同志」要给周作人平反，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负责修订的《毛泽东著作选读》中有关周作人的注释已淡化周作人的汉奸身份。



于是，海峡两岸三地同时掀起一股周作人热，周作人的《苦茶随笔》、《知堂回想录》、《知堂文集》大量重印，文化商人唯利是图，可惜两岸的历史学家都绝口不谈周作人赴医院慰问屠杀中国军民的日寇官兵，到电台演说「强化治安支援大东亚战争」以及聘请日本人修订教科书对年轻学生厉行奴化教育等罪行。

由于吹捧、美化胡兰成，爱屋及乌，泽及他的「爱人」张爱玲，大陆各省市竞相翻印久违四十多年的张爱玲旧作，把一个普通的通俗小说作者捧到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水平，还把张爱玲的挚友、另一位曾以文化汉奸被国府起诉的女作家苏青也抬出来凑热闹，一时间，书肆充斥了「皇民文学」与「顺民文学」的作品。而胡兰成的卖国杂文集《今生今世》《岁月山河》一直风行到本世纪初，长踞京沪两地畅销书榜首。

一九九二年《谢振华回忆文集》面世，他回忆自己任山西省革委会主任、山西省军区司令员时，由于按组织程式向上级党委呈报陈永贵曾任日本特务小头目的历史问题，而被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臭骂一顿，王当场责令谢振华回山西接受陈永贵主持的大会批斗，被迫交代「整陈永贵黑材料」的「罪行」，原因是：毛泽东为了维持他的「大寨红旗」，下旨「不准再提陈永贵的历史问题」。谢振华官至昆明军区政委、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要捱到陈永贵死后六年才敢揭露真相，可见历史只是中共当权派手中任意捏弄的一块橡皮泥。

一九九四年六月，中共汕尾市委书记彭禹贤为十巨册的官修《陈炯明文集》题词，称颂这个英帝国主义走狗为「天地正气，古今完人」，端的是颠倒黑白！

泛滥于学术界的「汉奸无罪」论

一九九三年，香港两大左派竞相纪念江文也逝世十周年，誉他为「伟大的音乐家」，又为他文革挨斗打抱不平。我即在一家民营报纸撰文，揭露江文也是日占区的文化汉奸，他所作的〈新民会会歌〉与汪伪〈军歌〉，号召沦陷区青年「奋勇杀敌」，系指屠杀中国抗日军人，这样的人值得纪念吗？如果说「当汉奸是为了吃饭」(《滚滚红尘》编剧三毛语录)，那么音乐家黄自没去大后方，他留在沦陷区没当汉奸也没饿死呀！此后，香港左报再也不敢纪念江文也了。

一九九五年四月北京三联书店推出中共御用历史学家茅海建的四十万言巨著《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称：鸦片战争时，清廷弊在不肯尽早与英国侵略者签下降书。翌年《北方文学》第一期登出无聊文人孙少山的散文〈烟雨五月下扬州〉，侈言「我相信当时的扬州老百姓一定是倾向于投降的……痛恨史可法的自私」，此人把屠城八十万条人命账直接算在史可法头上，毫不谴责侵略者的残忍无道，反而歌颂满清的「帝王之气」与「宽大」，指责爱国将士守土抗敌之「自私」。

一九九六年五月，明报月刊推出《汉奸问题新争议》专题，以未经历过抗战的洋博士罗久蓉所撰〈忠奸之辨与汉奸的迷思〉、王克文撰〈八股「汉奸」论亟须重新检讨〉等三篇文章完全否定抗战胜利后国府的肃奸工作。我立即写了〈概念偷换逻辑混乱──汉奸争议的欺枉与迷惘〉，指出洋博士们错在以时代意见来批评历史意见。

一九九七年七月十八日，我专程赴台北出席中央研究院举办的「纪念七·七抗战六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听到王克文等几个洋博士一窝蜂地发表论文指摘抗战胜利后国府惩治汉奸是「政治迫害」云云，连一篇研究沦陷时期上海电影的论文都要侈谈「为了求生，人人随时随地都要作出沉重艰困的抉择，以两极对立的道德标准来评估这个充满暧昧多义性的处境只会犯下简化历史的谬误」。中央研究院院长李远哲竟张口就说：「日本这样的国家我们巴结都巴结不上，还要谈什么抗日？今后这样的研讨会不许再办了！」我出于义愤，以来宾身份起立驳斥谬论，指出日寇以五十万军队统治三亿沦陷区中国同胞，端赖汉奸为虎作伥；抗战十四年中国军民伤亡三千五百万人，财物损失逾五千亿美元，战后若不惩奸何以服众？事实上当时的中央政府是受民意驱策而动的，何况国府惩奸按人口比例远不及法国荷兰比利时等欧洲国家的百份之一，何「政治迫害」之有？某些学者言伪而辩，荒诞不经，是欲藉标新立异哗众取宠来提高自身的知名度，这是学术道德沦丧的表现。言毕，在座许多老教授、老将军热烈鼓掌，有人告诉我：那几个洋博士本身就是汉奸的后代。

二○○一年福建晋江为汉奸施琅兴建大型纪念馆，其规模比郑成功纪念馆大几倍；河北省政协主办的《文史精华》把坚持反清复明廿年的郑经诬为「民族败类」；中央电视台以几个频道播放连续剧《康熙帝国》，把郑经描绘成小丑，把杀戮明郑官兵万千的施琅美化成「英雄」。

二○○三年，江泽民宠姬陈至立主持的教育部门修订公布〈全日制普通高中历史教育大纲〉，称「不能把岳飞、文天祥称为民族英雄，这些战争是国内民族战争，是兄弟阋墙，家里打架，基于此，只把反对外来侵略的杰出人物如戚继光、郑成功等称为民族英雄」，遗憾的是即使郑成功也早已被施琅的风头压倒了。

在海峡彼岸，中共豢养的文化流氓李敖也隔海唱和，既写书又上电视，为其汉奸父亲诡辩，声称日占期间出任伪太原市禁烟(鸦片专卖)局局长的李逆季恒是「抗日地下工作者」云云。

直至二○○六年十二月，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还播出电视剧集《范府大院》把日伪北平市统税局局长郭彩三描绘成「英雄」，把国府北平市锄奸(原文如此，堂堂中国十几亿人竟无人能分辨奸与奸)委员会韩主任丑化成反面人物，剧终时抗战胜利后被国府逮捕的汉奸郭彩三，被中共北平市军管会蔡部长从监狱放出来，唯一理由是：郭彩三为八路军送过药品。在中共心目中，衡量忠与奸，不是以国家、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准绳，而是以中共的一己私利为归依，「顺吾者昌，逆吾者亡。」《范府大院》堪称汉奸翻案潮的尾声，也可说是强弩之末。

江泽民之父是胡兰成助手

这样的混沌局面持续到江泽民下台尘埃落定：二○○五年九月廿九日，《人民政协报》才刊出一篇国家文物局官员陈漱渝的反正文章〈看谣言如何浮出水面──关于周作人出任伪职的史实之争〉，对周作人热潮作了另一种解释：(一)据王定南函称，他从未派遣周作人去任伪职，事属沈鹏年故意捏造。(二)一九八六年袁殊全身瘫痪，双目几近失明，当他听说沈鹏年引他的话称周作人不是汉奸时，表示十分气愤，指沈鹏年是文坛骗子。(三)二 ○○五年一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龚育之说：中央有关修订毛选的指示中，根本未涉及周作人汉奸历史问题，更未打算给周作人平反。至于沈鹏年与葛鑫怎样揣摸「上意」、为何编造谣言，便无人深究了。

至此，所谓周作人的平反问题，扰嚷了廿年方才告一段落。前所述的王定南投书与袁殊的辟谣函都是一九八七年的事，为什么要拖宕十九年直至江泽民下台才在中央级的刊物上予以公布呢？这个哑谜直至几个月前，我见到一本胡兰成在日本印行的小册子《历史的漩涡》才恍然大悟：原来江泽民的父亲是胡兰成在汪伪中宣部的心腹干将兼社论委员会主任委员。为胡兰成、周作人平反旨在为江泽民的父亲平反造舆论。既然毛泽东能包庇汉奸陈永贵，那么坐镇中南海皇宫的江泽民不能为他父亲鸣不平吗？江泽民混入「革命」队伍是在抗战胜利之后，他和周佛海的两个儿子投奔新四军出于同样的动机──为了「洗底」，只不过江泽民做得更彻底更掩人耳目，他把父亲都「换」了，在年年都要申报的人事档案表格上填写其六叔江上青为父亲，而把培养他上大学、让他锦衣玉食的亲老子江世俊一笔抹煞了。为什么这么多年，海内外的历史学家都看不透这一诡计呢？这是因为汉奸江世俊老谋深算，他担任汪伪职务四年间，改用江冠千的假名，这一障眼法便瞒骗了后世历史学家几十年。

为军阀汉奸暴君翻案，并非始自江泽民，始作俑者乃是暴君毛泽东。毛泽东处心积虑为残暴不仁的秦始皇、殷纣王、曹操、武则天、秦桧翻案，也就是虑及他自己死后的历史评价，他要搞乱黎民百姓的道德标准，迫使全党全民都成为「指鹿为马」的扯谎者，而一群「史盲」必然是最俯首帖耳的顺民，对暴政最不具有反抗力，唯其如此，暴政才能长治久安。

中共历届领导人的政治节操都是不合格的，如毛泽东见日军就退，成天忙于从侧背偷袭国军夺取土地，还热衷于同日军做鸦片买卖*；中共第三任总书记向忠发被国府治安机构逮捕后际求饶欲免一死；中共特务头子康生被捕后自首变节，还滥用职权杀害知情人卢福坦；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潘汉年每月向香港日谍机关提供两份国军抗日情报，以换取两千大洋的特务津贴；江泽民长期隐瞒父亲的汉奸身份，还全力为汉奸卖国贼策划翻案；曾庆红的父亲曾山同日寇合谋夹击国军等等。

*有关中共与日寇勾结以及做鸦片买卖的细节，详见彼得·弗拉基米洛夫所著苏联现代出版社1973年出版的《延安日记》。彼得于1942-45年出任共产国际驻中共统治地区联络员兼塔斯社随军记者，后官至苏联驻缅甸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