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而大惑

孔圣人曾经说过“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可是我,社会基层的一个男人,三十岁没有立起来,四十岁反而困惑越来越多,简直可谓是“四十而大惑”。

困惑之一,不会利用关系永远被人看不起。

我刚分配到一家设计院工作时,是抱着远大理想去的。工作不久,我就发现这个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从上到下并不怎么讲究科学权威,只在乎领导的权威。人们挖空心思讨好领导及其家属,就为了多得那么一点点利益。

有几个院领导的子女也在本单位工作,他们处处享受优待,分房、就业、奖金等等,不需要他们操心,早就有人替他们办好了。1993年前后,院里买几台车子,都是院长的公子一人操办的,他从中一下子赚取十多万元。当时一个职工一年的收入也就4000元左右吧。后来,院领导的孩子在外面把人打成重伤,也是公家出几十万元摆平的,一点事也没有。领导的子女受到许多优待,时间一久他们就心安理得了,职工们也习以为常了。有个公子经常当众痛骂院机关的处长们,处长们总是小心地陪着笑脸,尽管公子只是其晚辈。

我看在眼里,心中暗自盘算:单位风气如此,我即使受不到照顾也肯定吃不了亏,因为岳父是总公司老总,正好管我们单位。可在单位呆半年以后,我发现越来越不对头,开始怀疑自己的判断。院领导提起我岳父时,总是称之为老同事,几乎没有视为他们的领导,故他们在我面前总以长辈和领导的双重身份自居,我不得不对他们毕恭毕敬。院领导不照顾我,中层的及基层的头头更不把我放在眼里,我在他们眼里好像是一个领救济的人一样。外业勘察最苦,可我一干就是十多年呀。领导的孩子从来不搞勘察,因为这行辛苦,长年在外奔波顾不上家,收入也只是勉强而已。有关系的职工子女在外业干几年就转行了,只有我和少量人长期地干下去。

头几年,同事们以为我只是镀金来的。可是,当他们意外发现我和他们一样干时,纷纷劝我“利用你岳父关系,搞个处级或者赚个大钱多好,干嘛这么辛苦地干呀,我们都是些没关系的人。”后来我才弄清楚,岳父的总公司名义上能管我单位,由于中央的一个部不放权,实际上他们没有实权,下属单位自然就不买账了,只是表面应付一下了。由于岳父原则性强,不会利用官场的潜规则,院领导根本不害怕他。

我搞了几年施工,所受的屈辱太多了。当时的院领导都是近60岁的人,快要退休了,项目经理一般是近40岁的大学毕业十多年的人,他们都在努力向上爬,争院领导的位置。我在那里埋头苦干,几个项目经理常批评我“要不是看在你岳父的面子上,早就让你走了。”我确实想不通,项目部十多人,说是从事管理实际上就是在工地转一圈就走了,什么实际问题也解决不了,就是靠分包来挣管理费。我天天守在工地,晚上回来还要加班打字,一人干两人的活拿一份工资,他们吃喝玩乐凭什么来教训我?

我向岳父诉了苦,不想在这个单位干了。但岳父总是那句话“路要靠你自己走,不要靠我。”我只得硬着头皮熬下去了。“有这么硬的后台不用利用,太没板眼了,我要是你早就挣几百万了,不在这里受气了。”同事们“关心”的话简直要把我的耳朵磨破,他们见我确实混不出名堂就不再理睬我了。我成了一个特殊的人,司机、炊事员、新来的年轻职工都可以指挥我。

有几次,某领导的公子路过这里,几个经理用最高规格招待,还像婊子陪客人一样满脸媚笑“你来我们项目部工作吧,哈哈,我们这里条件差了”“你这个破地方,我才不来呢。”公子不屑一顾。当然,公子走时,他们几个一起跑动买最好的礼物作纪念。

我有时感叹他们狗眼看人低,可人家还真比我看得高,反而是自己不会混事。我更加谦卑了,诚心诚意对待每个人,但人家不领情,因为我不会混事。我万万没想到,他们把我看得最低,我还真的摆脱不了这样的命运。也许狗眼高了人眼就反而看得低了。

1998年,国家政策大的调整,部委不再管企业了,岳父的总公司有实权管我们单位了,我的好日子该来临了,那些瞧不起我的人该来巴结我了吧。不料,命运再次捉弄了我,岳父此时刚刚退居二线,他身体健康,离正式退休还差好几年呀!难道像他这样的清官,职工喜欢的领导干部也和小人预测的下场一样吗?我虽然想不通,可自己在社会最底层苟且求生,又有谁能听到我的声音?

再说岳父吧,30多岁就到了厅级岗位,担任领导职务时间够长的了,但他从来不为家庭谋私利,也没有提拔一个子女。现在,他下台了,他习惯于抽好烟喝好酒,在台上时收入高还无所谓,如今下台了退休工资仅能维持他烟酒的开销,他还要四处奔波挣些小钱来补贴自己的生活。哪怕他只提拔一个子女,子女有了地位就自然有人送烟酒了,三个子女都不沾烟酒自然会转送于他,他还会经常为烟酒钱发愁吗?他晚年陷入经济困境,难道这就是清官的结局吗?也许社会上势利小人连他也看不起吧,也许一个人就应该以权谋私才对吧,也许用关系赚大钱才正常吧?反之,靠血汗挣钱就是一个异类,就会被人鄙视和嘲笑吧?

困惑之二,十多年熬成老媳妇

本院勘察部门下设很多小组。当我二十多岁刚参加工作时,小组长都是些40岁以上的人担任,也有近60岁的人。小组长不算是什么官,但是项目主办,一般来说也是生产一线的负责人。当时班组长没有多大的实惠,但是想往上晋升的话,这是必由之路。这种晋升包括行政职务,也包括技术职务。我不爱搞关系,爱干实事,对当官兴趣不浓而对职称却很重视,毕竟是吃技术饭的人呀。

我们的工地在大部分在外地,经常在外出差,小组人吃住在一起,像一个大家庭的人一样。我对比自己年长者十分尊重,工作上生活上尽量多干一些。后来,陆续又分来一些新职工,比我年轻的来了几批,我同样关心他们。当时我想,论资排辈现象很普遍,人们能熬咱也能熬,十年媳妇熬成婆嘛,到时候我自然就有地位了。

但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兢兢业业地干了十好几年,身边的人都升职了,只有我一人还在原地踏步。到了2000年前后,院一级领导陆续换上40岁左右的人了,处级班子也是这个年龄段的人,他们基本上和我同龄,是恢复高考后的头几届大学生。而班组长们忽然变成了比我年轻的人了。转眼间我也快40岁了,从理论上来讲我还有机会上,但实际上连百分之一的机会也没有了。公司领导和一些同事私下议论我说“这家伙一辈子完了,定型了。”

这么多年来,院里进行多次改革,可改来改去,始终朝着一个方向:名义上是按贡献拿钱,实际上按职务拿钱。院领导一年合法收入在20万左右,处领导在12万左右,就是当个小组长,一年也比职工多拿3万元。实际上,本单位一直有一个公开的秘密,就是各级领导都有灰色收入,官越大灰色收入就越多。上层的我说不准,就说小组长吧,他们每年通过报销现场开支就可以多捞3万元左右。层层多拿,层层剥皮,最基层职工一年到头拚命干也只能解决温饱问题。职工有意见也没用,改革最绝的一招是基层职工的命运握个小组长手里。“不想干就滚蛋!”小组长如此说,处领导也如此说。院领导呢,基层职工的事他们根本不管,因为他们高高在上,他们关心下属单位给自己送多少红包。

本单位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各级管理人员都有很高的风险奖,但却不承担任何风险;所有的风险全部集中到一线班组了,但这些人从来沾不上风险奖金的边。我们的产品主要是技术图纸资料,只要有一个数据计算错了就属于质量事故,经手的一线职工的奖金要扣掉几千甚至上万元,而各级领导和总工却一分也不扣,口袋里装满了几万元的风险奖,暖洋洋,乐融融。

不当官算了,总得给个高级职称吧,我降低了对自己的要求。因为在这种科研单位,职称不受指标的限制,到时候就评上了,尤其是常年在生产一线干的人。更让我想不到的事,职称也上不去了。院职称评委说,本人没有主办过大项目,职称就不能上。可是,一些行政人员的职称也上了,他们又主办过什么项目?我何尝不想主办项目,可领导从来不安排我主办,我无可奈何呀。前几年,领导说我年轻,再过几年就可以主办了,我觉得有道理。可是,近几年他们又改口了,说我年龄大了,出于关心我的目的,就让我协助年轻人来工作。这话说的也对,但不久我就发现是骗人的,比我大的还在主办,比我小的也当主办,自己年富力强却一直当配角。想不通也无法,作为社会弱势群体的一员,谁能听到我的声音?如果我发泄不满,他们不仅不听我的,还要无情地整我,因为我没有地位,因为我无足轻重,就算把我活活逼死也对单位没影响,更对社会无影响。

这么多年了,我感觉自己像一个单纯的小孩子,和一群小孩子在一起玩游戏“排排队,吃果果”。我耐心地按规则排除,诚实对待前后左右。游戏在进行着,我前面的人都排上了,就要轮到我时,主持人突然宣布游戏规则变了,整个长队向后转,把排除秩予倒过来发果果,这样后来的又先于我拿到了果果,我又成了最后一名了。

十年媳妇熬成婆,这话在周围的人身上应验了,在我同学们身上应验了。如今,和我同时大学毕业的人大多成为处级了,在军队的也混成师团级了,搞技术的也成为教授、总工了。他们已经成为社会上和既得利益者,有地位有保障,受人尊重。而我呢,十年媳妇熬成老媳妇了,根本没能升级为婆婆,成为受人厌恶的黄脸婆、黑脸婆了,成为谁也不喜欢的人了。对比我年长的,我要毕恭毕敬,对比我年轻者更要以礼相待,因为他们比我这一代人更势利,更浮躁,更难以对付。

我有一个精神残疾的儿子,他需要我守在身边照顾他。我对单位说过多次,可领导总是说“你的处境我们理解,家里问题要自己解决,还要干好工作呀。”如今,我儿子快15岁了,精神不正常也不能上学,同龄人的孩子都健康成长,领导的孩子更是时代的宠儿,许多人在关心着他们。有几次过年,我守着病儿冷冷清清,不禁心痛得哭了起来,都是自己没有本事害了儿子,我要是经常在家里他也不至于这样呀,我要是有个一官半职,就会有更多的人来关爱他,而他缺乏的就是最基本的关爱呀。

困惑之三,儿子残疾多磨难

我在农村长大,但思想比较开通,受传宗接代的思想影响很小,对婚后是否要孩子看得很淡,对男孩女孩一样喜欢。我对其他人就富有爱心,对自己的孩子更会充满爱意了。但是,命运再次残酷地捉弄了我,让我先有个健康可爱的儿子,再把他沦为精神残疾。

儿子长得很俊,心地善良,这点像我。可是,他三岁时后脑受过重伤一次,加上他母亲思想不成熟而对孩子不耐烦等,他就很快变成不正常的儿童了。我原来指望他读博士,可他只上一年幼儿园就被退回了。

我们花很多钱四处为他治病,可是就是检查不出来他的病症,不能确诊。曾经不少医院判断他是儿童孤独症,但又不像。可是,就在给他治病过程中,医院的做法太令人想不通了。
1995年他在儿童医院住院一段时间,出院结账时医院硬是多收了400多元的化验费。据知情者透露,是医生把自己的一些开支划到患者头上了。

不久,在妇幼保健医院里,本市著名的一位女医生为他诊断测试。女医生五官端正,言谈举止都显示她的爱心。她给我们开了一种中成药,并解释道“不要乱吃药,这药有效果我才让你们的孩子吃的,全市只有我这里有。”她还要下我们家的电话,说“以后有什么医学上的进展或者治疗信息,我会打电话通知你们的。”后来,她唯一打过一次电话,是让我们再开几个月的同样的药。我那天立即赶到了,而药房的这类药不多了,她还和药房里人吵一架,让他们去仓库领回来。我等了两个小时,再拿1200多元的药,女医生记下我买药的数量就什么也不说,让我回家了。后来,我请一位专家看了她开的中成药,专家说“都是些普通的成分,不会有效果,她哪是关心你们呀,分明是为了拿药厂的回扣。”我想也是的,她不让我们给她打电话,只是她单线与我们联系,这本身就不正常。

河南一地区精神病医院里,某专家开药方让我儿子吃氟哌啶醇,这是副作用较大的抗精神类药。他要求从一天吃一片开始逐步加大剂量,最多一天可以吃十五粒。当时我在外地出差,由我父母来照顾儿子。当儿子一天吃六片时,可能是药量太大了,他完全不能说话了,也不动了,眼睛也没神了。我听说匆忙回家,就让他减少剂量,又经过半年多的训练,他才开始说话。而这个所谓的专家还在讲“加大剂量,加大就好了。”几个月后,武汉同济医院的陈教授听说后愤怒地说“庸医害死人啊!”

儿子离开幼儿园后的头两年,没地方可去就呆在家里,我也为之主动下岗一年来照顾他。一次,我领他逛大街,路过他的幼儿园,他慌张地跑了起来“不上幼儿园,不上幼儿园!”第二天,我故意领他从另一个路口经过幼儿园,他无意中看见幼儿园,就吓得脸变了色。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幼儿园受到过多大的伤害?因为他不会完整地向家长学话。如果真是这样,那也太残酷了,幼儿园本来是爱的园地,这样可怜的孩子也受伤害就太不可思议了!

儿子到了学龄而不能上学,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乱动一气,又不能及时治好,我们又为他的归宿忧心如焚。我为了挣那几个可怜的钱,还得四处奔波,就不得不把他送给我父母了。我父母对这个孙子很好,可他们都快70岁的人了,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并且经济条件也不宽裕。可是,他们毫无怨言地照顾孙子,不止一次为他累出了病。

我父亲的几个朋友建议“你这个孙子没有希望了,不如找个地方把他抛弃算了,你们还可以再要一个健康聪明的孙子。”父母知道朋友是好心,但他们怎么可能下了这样的手?附近几里范围内也有几个这样的孩子,都先后被亲人领到火车上遗弃了,至今下落不明。他们的父母当初下狠心遗弃之,几年后又生下正常的孩子过上幸福的生活。而我们家人善待病儿,几代人付出这么多心血,一家人都快被拖跨了,可儿子还没有好转,还要继续拖累一大家人。苍天啊,你睁开眼睛看看呀,你不分好歹何为天?地呀,你错勘贤愚枉做地!

儿子先后丢失过多次,每次都是所有亲人四处寻找,把他找了回家。像他这样的孩子,不能正常和人交流,手上也没有钱也不会花钱,一旦走失也就意味着回不来了。有时我曾下了狠心,他自己走丢了就不找他了,全家人卸下一个大包袱算了。去年春节前后,他又走丢了,我们发动了20多亲友全力寻找四天三夜才找了回来。三九寒天,正常人在外面呆一个晚上就会冻死,而他竟然还活着。他回来了,全家人心里轻松一下,可不久又沉重起来了,这个包袱越背越重,不知道还能背多少?

这几年,我也结识了一些同病相怜的人,他们家里也有同样精神不正常的子女。他们也都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来,也看不出任何希望。他们建议我给孩子办一个残疾证,以后说不定有补助。我专门到社区居委会问,工作人员说“办个残疾证对孩子只有好处没有害处,到14岁就可以领救济金。你到医院开个证明交上来就行了”

我到市精神病医院,才知开证明十分麻烦,每月只有几天办,还要单位开证明,还要交1000元。我说自己经常出差,抽不出时间来这里,可医院不管这些。后来我到区里指定一家医院,领孩子跑了几趟,一位女医生才接待我们。她说院长要我们交500元,我说这么钱我们交不起,有这样的孩子家里本来就十分困难了。她后来才格外开恩,让我交一百元,给儿子开了个证明。几个月来,他的残疾证办下来了。

到儿子满14岁后,我就找居委会要求补助。居委会主任说“没有这项补助,你们家三口人平均收入低于120元了,就可以吃低保。”我不理解了“照你说三个人一月360元,我儿子一个人也不止花那么多呀,他现在大了,力气也大了,弄不好对社会危害也要大,社会当真一点也不管吗?”

主任说“国家太穷了,管不了。”

我反问“你说管不了,重担全让我们家庭来担我们承受不起,再一个他以后打人伤人了,责任谁来付?”

“当然由你们监护人来付责任了。”

“哪有这种逻辑呀,我们苦得要死没人管,也没机构来过问,可了出事责任全部由我们来担当。你说是吗?”激动了,嗓门也大了起来。可嗓门再大也没有用,社会这么冷漠无情,把人逼死逼疯了也无所谓。

今天,儿子快15周岁了,肯定成不了人才,也成不了正常人,而注定成为残疾人了。从他3岁多生病至今,我们夫妻一直陷入一个很深的疑惑之中,到底该不该要第二个孩子?亲友们纷纷劝我们“再要一个孩子吧,生活有个寄托,以后他长大了好照顾哥哥,你们老了也就放心了。”他们的话很有道理。我也不止一次想再生一个,因为本人特别爱孩子,我把不少爱心献给别人,别人还不理解,有的还恩将仇报;那么,我对自己的孩子多一些爱心总可以吧,他至少可以理解我吧?等我们老了,他长大成人了可以照顾哥哥吧。可是,多想一步后我就不想再要孩子了。在这个弱肉强食、尔虞我诈的社会里,孩子如果像我一样诚信善良就会被他人吃掉,就会活得很痛苦;孩子如果性格和我相反,集坑蒙拐骗于一身,就会专门欺负那些老实人,就会吃掉他们而壮大自己,那也是我所不愿意看到的。想来想去,干脆不要孩子算了。

近几年,我和家人始终没有走出这个漩涡之中。因为我40岁了,要孩子是最后的时机了,再不要就没有机会了。妻子也处于犹豫之中,看来,我们还要在水深火热中挣扎好久好久呀!

困惑之四,陷入泥潭不可自拔

古代时有一种严厉的刑罚,叫五马分尸,就是用五个马把一个人向五个不同方向拽,最后拉得支离破碎。现在,我觉得自己也被几匹马向不同的方向拉着,它们不马上把我处死,而是慢慢折磨而死。其中,最主要是工作和家庭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挣钱少和负担重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我想回报父母和儿子让他们极度受累之间的矛盾。

我很想守在儿子身边,因为这有利于他的病情好转,也可减少我为人父的内疚之情。儿子身体发育正常,长得也很帅,特别是爱笑,笑起来很甜。每次我出差回来,他见了就向我身上扑,让我有种当父亲的自豪感。他至今喜欢听我哼小曲,这是他很小时我哼给他听的,至今百听不厌烦。我的口哨吹得不好,但他最喜欢听,也许他心灵中这是天下最美妙的乐曲了。
可是,我为了挣钱就要出差,而一出差就离他几千里远,就不能照顾他了。他不会打电话,无法听到我的声音。多年来,我的良知让我往家里拉,守着儿子不能不离家,让他天天有个好心情;但工作却让我远离家庭在外漂泊。两种强大的力量把我往相反方向拉,不把我拉得粉身碎骨才怪呢。

家人常对我说,我一走儿子就念叨“爸爸回来”。他不爱说话,也只能说几个简单的句子,但这句话正是表达了他的心灵需要。可是,我连这点要求也做不到呀,我愧对儿子。

我多次找单位领导谈,想换一份工作,可领导总说“我们很同情你,但你还是在外干吧,至少比你在社会上乱闯强。”领导也只是在应付我。

咱体谅领导的难处,就到外面闯。有家大企业打算聘用我任办公室副主任,讲好待遇很高,还没上班就发现原来是一场骗局,是利用招聘来做广告,其实根本不需要人。后来,我去当业务员搞各种推销,业绩干得都可以。正当我要扩大业绩做下去时,老板突然不见了,原来他们追求短期行为,赚点钱就跑了。

再后来我尝试跑保险,因为这行业不需要关系,靠刻苦就行了。一干方知,该行来挣钱太难了,我跑几个月一分没赚反而还赔了几百元的交通费和通讯费。因为人不愿意听保险的事,他们连讲的机会都不给我,我无处施展本领,只有做不成了。这件事对我触动十分大,跑保险也需要关系,在中国任何事全要靠关系。一般业务员都是从亲友手里拿订单,亲友的生意做完也就完了,在本行业的生涯也就宣告结束了。还有的能力强一些的,靠亲友再介绍些客户生存下去,然后靠自己拉保险业务员扩大业绩,就和做传销一样坚持下去。

说起来可笑,我实在太想拿保单了,就对一些熟人说“我儿子病了,想在保险行业里长期干,就差一个保单可转正了,你照顾一下买我一份吧?”结果出乎我的意料,他们不仅不买保单,反而对我疏远了。也许不能说他们缺乏同情心,但可以断定在社会上你混得越倒霉,你越痛苦,就越没人理睬你,你混得越好,来关心你的人越多。这一条可以说是真理,在所有单位都适用。

我用工作之余爬格子,试图通过写作来闯出新路来。前几年还感觉自己在进步,近两年越写越找不到感觉了,越写发表越难,稿费越来越少,根本不足以维持一人基本的开销。我反思,是因为自己写的东西太真实了,而现在的报刊迎合读者心理,猎取新奇、无病呻吟的东西,自己不符合人家的风格吧。我索性把真实进行到底,就花费一年的心血写了近20万字的长篇,几经修改后打印出工工整整的稿子,专程送到省出版大厦。那是2005年的儿童节,天气很热,我手持沉甸甸的书稿到了一家出版社,总编办的一位女士说“我们这经办人不在,你到其它出版社问问吧”这个大楼有十几家出版社,我一一跑遍,除了一家有一个编辑翻了一下稿子外,其它的都是看也不看就说不行。我几乎哀求“我跑一趟不容易,今天就把稿子放这里你们细看行不?”他们还是拒绝了。我跑了一头汗,没有一个人给我端一杯水喝。我彻底失望了,回家就把书稿烧了。

我下决心不在单位干了,要自己闯路子。父母理解我,但他们经济薄弱,为我带孩子把身体累坏了,就让我还在单位干下去。岳父退休了,他还是那句话“你要靠自己。”所有亲友都是那句话“你还在单位干吧,好歹一个月能挣几千块”。弄来弄去,外在的各种力量总是推动我原地转圈子,还在单位干下去。

那么,靠自己的力量能闯出去吗?一个40岁的男人给人家打工已经不行了,人家也不会要了。最好的办法是自己创业,这是我多年的梦想。可是,妻子不同意我自己闯,经济上不支持,我眼睁睁望着时光流逝几年了,至今也无法迈出实际性的一步。一分钱能难倒英雄好汉,况且我不是英雄好汉,只是一个普通的人呀,是一个身陷泥潭长期不可自拔的人,是一个在众多围观者的目光下将要沉沦的人!

我们家里开销大,存款不多,还要为儿子留下一大笔钱,这点我理解妻子。于是,我想通过贷款获得启动资金另开辟新天地。可是,贷款要抵押,我那套房子也押不几个钱。穷人本来没有钱,再贷不到款,这样一辈子命运就定下来了,就是终生受穷。据说,我这样的家庭有残疾孩子,政府在创业方面有专门照顾。我打电话问报社,他们不知道,问居委会,回答是没听说,要我找残联问问。我感觉十分纳闷,自己每年仅个人所得税就交了几千元呀,这钱都到哪里去了?我作为纳税人,不指望像发达国家纳税人那样的政治地位,但是当我困难时,怎么没有一个机构来主动关心我呀?哪怕来一个电话问问,你需要哪些帮助?我有个朋友在美国失业后,几天里就接到社会很多机构的电话,把应该退给他的钱和应该享受的保障金全部打入他的帐户。理由很简单,他以前是纳税人,这一切都是应该享受的。

如果继续保持下状,还在单位混下去,没有前途是小事,油水榨干后被一脚踢走也是小事,关键在于我走不出如此死循环,挣钱――花干——挣钱——不够花。加上不能照顾儿子精神上的压力,也许不久本人精神上彻底崩溃,儿子的病没治好,社会又多了一个成年精神病人。这不是随便的猜想,一个长期承受巨大精神压力的凡人肯定有一天会全面崩溃的。在本市,已经有两个和我一样的苦命人自杀身亡了,其中一个近40岁的男人跳楼死的很惨。我哀悼并同情他们,一点也不觉得他们比常人脆弱,说不定他们比常人还要坚强,只是他们的压力超出了允许的范围太多了,太多了!

在我身边,也有几个人在看我的笑话。他们说三道四,说我脆弱等等,“他不就是孩子有病吗,有什么大不了的?要是我精神状态肯定比他强”。说这番话的是一些凡人中的庸人,自己没有多大本事而靠幸运生存着,他们苦难较少但也活得痛苦不堪,同时也让周围的人活得很苦。他们的能力在于正常吃饭,然后通过消化转化成大便,说白了就是动物本能。如果他们承受我一半的压力,经历我一半的磨难,我敢断定他们早就疯了,早就光着屁股在大街上乱跑一气,乱叫一气,说不定还要伤及无辜。

算了,不为他们担忧了,还是说自己吧。我预感迟早有一天,我会被逼成疯子,也光着屁股上街大喊大叫,手持大刀见人就砍,见人就打,最后自己累死笑死为止。也许,那时我就没有什么困惑了,彻底从苦难的深渊中解脱出来了。那时,社会上站出来一大批智者对我进行评论,让更多的人从中吸取教训云云。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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