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拿到中国驾照的第一天起我就担心可能会在路上发生什么状况。北京拥挤的道路环境和人们不规矩的驾驶习惯总让我对自己和家人的安全提心吊胆。不过除了这些最让人头痛的问题之外，我还有别的顾虑。
我听说过发生交通事故后一些老外会被围观并骚扰。我太太白佩琪(Rebecca)的一位美籍华人同事曾告诉我，几年前她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对方是一位行人。她立即下车察看那人的伤势，但随后就有一群人围过来要求她赔钱给他。我太太的同事强烈地感觉到她被人算计和利用了，因为她非常肯定自己根本没有真正撞到那人──是他自己过来拍车，顺势跌倒的。双方争执了半天，这位深感受到胁迫的女士最终开车带那人去了医院，检查结果是那人一点伤都没有。
一个中文流利的人尚有如此遭遇，我真不知道自己会面临些什么。我不由得回想起在我初到北京的前几周，一位让我搭顺风车的美国同胞曾谆谆告诫我说，她丈夫的公司（一家世界500强企业）给了她一个紧急电话号码，并告诉她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要锁好车门在车里等待帮助。
交通事故发生后双方发生摩擦的可能性很大，因为中国以前的法律和习惯做法都要求当事人在警察来现场拍照并记录前不能移动车辆。我经常看到两辆车停在路上，司机们在一旁理论──通常语调平静，但有时也有气急败坏的。我注意到人们有时要等上个把小时警察才会到达现场，在这期间车子一寸挪动不得，即便不停鸣笛的汽车已在后面排成了数英里的长龙。
我在北京开车的头七个月一帆风顺，当时我的“坐骑”是一辆1992年的切诺基(Cherokee)，坑坑洼洼的车身颇有“垮掉的一代”的风范。可是，我的新车才买了两个月，麻烦就来了。当时我试图并入车潮涌动的京顺路时，和一辆轿车发生了追尾。那位司机挥着烟、咆哮着朝我冲了过来，但我很快就设法让他平静了下来，因为我认错态度良好，并且保证赔钱。他的车身后部被我撞得严重凹陷，在美国修这样的车应该要花500美元，我不知道在中国得花多少。
我给白佩琪的办公室打了电话，行政部经理告诉我公司会派一个人来协助我处理。后来我把电话交给那个司机，他得知这一情况后表示不想等人从市中心赶过来，只想要人民币 300元（约合40美元）来修车。可我当时身上只有250块钱，不过他还是微笑地接受并友好地和我挥手“拜拜”了。有一小群人从远处从头看到尾，不过他们并未靠近，我也丝毫没有受到威胁的感觉。这个价钱对我来说看起来还挺划算，我甚至对当时身上没带够300块钱感到有些内疚。
几个月之后的另一起事故可就令人不快了。我当时正带着6岁的埃里(Eli)和3岁的安娜(Anna)在一条小路上开车，一连串的公共汽车使我无法顺利并入京顺路，我停了下来，但仅过了两、三秒钟就感到了来自后面的撞击。这次碰撞不算严重，孩子们也只是略受惊吓，没有受伤。我先到后面看了看孩子们的状况，并绕到后面查看了车辆受损情况。
撞我的车是一辆大众(VW)最新款轿车，司机和我年龄相仿，一看就是典型的中产阶级。我们嘟囔着算是彼此打了个招呼。我看了看我的后保险杠，上面有些刮蹭但都不严重，所以我就用我生硬的中文说了句“没问题”，招手示意他可以离开了，我也钻回了自己的车准备重新启动。因为在追尾事故中都后车负全责，所以我想只要我说OK了那就是OK了。
但他却连声说“有问题，有问题。”他走到他的车前，指着前保险杠给我看──在车轮的上方处有一块凹陷和一点破损。我只好再给白佩琪的行政部经理打电话，告诉她事情经过并请她向那个司机解释。
在和那人交涉一番后，她告诉我那个司机说是我的全责，是我突然停在了路上，他才会追尾的。这位行政部经理建议我在原地等候警察过来处理。但我一想到要等那么长时间就害怕。于是她提议我也可以给那人一些钱，但我拒绝了，因为责任并不在我。
正当我站在那里的时候，一辆一辆的汽车为了并入主路而不得不生硬地拐弯绕开我们。我觉得这样太危险了，容易出事，我可不愿意再看见另一起追尾事故了。所以我挪动了车，把车停在了仅仅几英尺以外的路肩上，清空了驶入主路的道路。这看起来应该是明智之举。
我在离开车之前告诉埃里我们必须等警察来处理事故，他一下子就吓哭了。他说“爸爸，我们开车跑吧，别让他们来抓你！”我向他保证我不会被抓走的，警察来只是拍些照片，这样他才稍稍平静了下来。然而此时，那位司机却被激怒了，显然是因为我违反规定、移动了车辆。
我走回来后他走上前来飞快地和我说了些什么，但我根本听不懂。所以我就再次拨通了行政部经理的电话。他们在电话中谈判了许久，后来她告诉我那人想要500块钱。我们都认为这太可笑了，也许那人以为我挪了车就只能当冤大头了。于是她建议我等警察过来处理。
我说：“不过他们会说是我的责任。”
行政经理说：“有可能。不过你的保险公司会赔偿，你不用自己掏钱。”
我说：“在美国，要是发生了追尾事故总是后车的责任。”
她说：“你现在不在美国呀。”
我说：“我知道，我只是想知道中国的法律是不是和美国一样。”
她说：“我不知道，我不开车。等我查一查，给你回电吧。”
这时，从我车里传来的一声尖叫打断了我和行政经理的通话。我飞奔过去发现埃里正在用路克天行者(Luke Skywalker, 译者注：电影《星球大战》主要人物)的人偶玩具打安娜的头──因为安娜在过去十分钟里不停地烦她哥哥，直到最后埃里彻底抓狂了。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从钱包里掏出了300块给了那人，告诉他多要一分钱也是做梦。
他没有拒绝。我觉得自己多少受到了侮辱，但感到欣慰的是，舍弃了不到50美元，我总算可以回家了。
我听说过发生交通事故后一些老外会被围观并骚扰。我太太白佩琪(Rebecca)的一位美籍华人同事曾告诉我，几年前她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对方是一位行人。她立即下车察看那人的伤势，但随后就有一群人围过来要求她赔钱给他。我太太的同事强烈地感觉到她被人算计和利用了，因为她非常肯定自己根本没有真正撞到那人──是他自己过来拍车，顺势跌倒的。双方争执了半天，这位深感受到胁迫的女士最终开车带那人去了医院，检查结果是那人一点伤都没有。
一个中文流利的人尚有如此遭遇，我真不知道自己会面临些什么。我不由得回想起在我初到北京的前几周，一位让我搭顺风车的美国同胞曾谆谆告诫我说，她丈夫的公司（一家世界500强企业）给了她一个紧急电话号码，并告诉她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要锁好车门在车里等待帮助。
交通事故发生后双方发生摩擦的可能性很大，因为中国以前的法律和习惯做法都要求当事人在警察来现场拍照并记录前不能移动车辆。我经常看到两辆车停在路上，司机们在一旁理论──通常语调平静，但有时也有气急败坏的。我注意到人们有时要等上个把小时警察才会到达现场，在这期间车子一寸挪动不得，即便不停鸣笛的汽车已在后面排成了数英里的长龙。
我在北京开车的头七个月一帆风顺，当时我的“坐骑”是一辆1992年的切诺基(Cherokee)，坑坑洼洼的车身颇有“垮掉的一代”的风范。可是，我的新车才买了两个月，麻烦就来了。当时我试图并入车潮涌动的京顺路时，和一辆轿车发生了追尾。那位司机挥着烟、咆哮着朝我冲了过来，但我很快就设法让他平静了下来，因为我认错态度良好，并且保证赔钱。他的车身后部被我撞得严重凹陷，在美国修这样的车应该要花500美元，我不知道在中国得花多少。
我给白佩琪的办公室打了电话，行政部经理告诉我公司会派一个人来协助我处理。后来我把电话交给那个司机，他得知这一情况后表示不想等人从市中心赶过来，只想要人民币 300元（约合40美元）来修车。可我当时身上只有250块钱，不过他还是微笑地接受并友好地和我挥手“拜拜”了。有一小群人从远处从头看到尾，不过他们并未靠近，我也丝毫没有受到威胁的感觉。这个价钱对我来说看起来还挺划算，我甚至对当时身上没带够300块钱感到有些内疚。
几个月之后的另一起事故可就令人不快了。我当时正带着6岁的埃里(Eli)和3岁的安娜(Anna)在一条小路上开车，一连串的公共汽车使我无法顺利并入京顺路，我停了下来，但仅过了两、三秒钟就感到了来自后面的撞击。这次碰撞不算严重，孩子们也只是略受惊吓，没有受伤。我先到后面看了看孩子们的状况，并绕到后面查看了车辆受损情况。
撞我的车是一辆大众(VW)最新款轿车，司机和我年龄相仿，一看就是典型的中产阶级。我们嘟囔着算是彼此打了个招呼。我看了看我的后保险杠，上面有些刮蹭但都不严重，所以我就用我生硬的中文说了句“没问题”，招手示意他可以离开了，我也钻回了自己的车准备重新启动。因为在追尾事故中都后车负全责，所以我想只要我说OK了那就是OK了。
但他却连声说“有问题，有问题。”他走到他的车前，指着前保险杠给我看──在车轮的上方处有一块凹陷和一点破损。我只好再给白佩琪的行政部经理打电话，告诉她事情经过并请她向那个司机解释。
在和那人交涉一番后，她告诉我那个司机说是我的全责，是我突然停在了路上，他才会追尾的。这位行政部经理建议我在原地等候警察过来处理。但我一想到要等那么长时间就害怕。于是她提议我也可以给那人一些钱，但我拒绝了，因为责任并不在我。
正当我站在那里的时候，一辆一辆的汽车为了并入主路而不得不生硬地拐弯绕开我们。我觉得这样太危险了，容易出事，我可不愿意再看见另一起追尾事故了。所以我挪动了车，把车停在了仅仅几英尺以外的路肩上，清空了驶入主路的道路。这看起来应该是明智之举。
我在离开车之前告诉埃里我们必须等警察来处理事故，他一下子就吓哭了。他说“爸爸，我们开车跑吧，别让他们来抓你！”我向他保证我不会被抓走的，警察来只是拍些照片，这样他才稍稍平静了下来。然而此时，那位司机却被激怒了，显然是因为我违反规定、移动了车辆。
我走回来后他走上前来飞快地和我说了些什么，但我根本听不懂。所以我就再次拨通了行政部经理的电话。他们在电话中谈判了许久，后来她告诉我那人想要500块钱。我们都认为这太可笑了，也许那人以为我挪了车就只能当冤大头了。于是她建议我等警察过来处理。
我说：“不过他们会说是我的责任。”
行政经理说：“有可能。不过你的保险公司会赔偿，你不用自己掏钱。”
我说：“在美国，要是发生了追尾事故总是后车的责任。”
她说：“你现在不在美国呀。”
我说：“我知道，我只是想知道中国的法律是不是和美国一样。”
她说：“我不知道，我不开车。等我查一查，给你回电吧。”
这时，从我车里传来的一声尖叫打断了我和行政经理的通话。我飞奔过去发现埃里正在用路克天行者(Luke Skywalker, 译者注：电影《星球大战》主要人物)的人偶玩具打安娜的头──因为安娜在过去十分钟里不停地烦她哥哥，直到最后埃里彻底抓狂了。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从钱包里掏出了300块给了那人，告诉他多要一分钱也是做梦。
他没有拒绝。我觉得自己多少受到了侮辱，但感到欣慰的是，舍弃了不到50美元，我总算可以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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