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不愧为古往今来造假骗人的行家里手，造假手段形形色色，无奇不有。陈奎德先生曾对同样热衷和擅长说谎的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做过一番精辟透彻的对比。他说，“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二者都是靠暴力和谎言来维系（即毛泽东所说的‘枪杆子’和‘笔杆子’）。但仔细深究，共产主义那一套更精致、更伪善，甚至常常还‘敢于’诉诸道德情感。可以说，共产主义是有史以来虚伪到了顶峰的意识形态。换言之，共产主义所依赖的，是一套精雕细刻的谎言体系，而法西斯主义的话语脉络，则粗糙得多，也不成体系。”
一、先说中共自我美化常用的的四种手段。
第一种是无中生有，凭空捏造。
大跃进时期盛行的“浮夸风”就是一个典型。1957年毛泽东提出：将来，中国要变成世界上第一高产的国家，有的县现在已经是亩产千斤了，半个世纪搞到亩产两千斤行不行呀？高指标的刺激，促成了高产“卫星”的出现。高指标和高产“卫星”相辅相成，刮起了愈演愈烈的“浮夸风”。 “浮夸风”中放出的一颗最引人注目的高产“卫星”是广西环江县中稻亩产130434.14斤的记录。
这颗“卫星”是怎样上天的呢？原来，该县县委书记认定要“争全区第一、全国第一、天下第一”，要放亩产10万斤的“卫星”。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们把原来搞试验的一块一亩一分三厘田地里的禾苗全部拔出来，再犁耙、深耕，将成千上万担各种肥料堆放在田中，将泥肥耙融耙烂。然后动员了当地社员、机关干部、中小学教师等近千人，在两天内不分昼夜地将附近一百多亩稻田中长势最好、已成熟的禾苗，连根带泥挑到试验田中并蔸，密植到小孩在禾苗上爬来爬去也掉不下来的程度。在并兜过程中，为了防止禾苗倒伏，他们用木桩支撑后再用竹蔑片拦腰将田块分割成五六尺见方的格子，四周也用木桩顶实，这样禾苗便直立在一块块的格子里了。
收割时，在乱哄哄的过秤现场，策划者又指挥运粮的人群过完一次秤后，不倒上谷堆，又重新回到未过秤的队伍中再重新秤过一次，如此循环反覆，过秤的数字越来越大。经过十几个小时的折腾，终于统计出数字：亩产130434.14斤，一个全区、全国、全世界历史上空前的水稻亩产最高记录便这样创造出来了。事后，细心的人曾做过统计：当天收割的稻田里，实收谷子26000多斤，从四个生产队的粮仓里挑出了67000多斤谷子，另外剩余的47217.4斤纯粹是在反覆过秤中创造出来的。
第二种是伪造历史，贪天之功为己有。
比如，明明是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领导了中国的抗战，国民政府军才是抗战的主要力量，是他们在从1937年到1945年的整整八年间，在正面战场与日军进行了38,931次小型战斗、1,117次重大战役、22场大会战，牺牲了200位以上的将领，伤亡了330余万人，在台儿庄、淞沪、长沙、独山等正规战，上海、笕桥等空战中给予日军重创，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最终赢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而中共自己，在抗战的前6 年，当1931年9 月18日日本入侵东北时，它竟号召保卫苏联、工人罢工等，还要以武装暴动推翻中华民国南京政府。后8年，它想方设法让日蒋火拚，自己则到“敌人后方去”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在延安搞整风，种革命鸦片，偷敌卖国。其所谓游击战更是“游而不击”，专打国军，不打日军。其所谓“拥蒋抗日”则是执行苏共命令要为保卫苏维埃而行。日军在华毙命的129名将领之中，死于与中共作战的只有3个，其余都是死于国民政府军队手中。中共在抗战中牺牲的高级将领也只有左权、杨靖宇两人。但抗战结束后，中共却闭着眼睛说瞎话，将上述历史事实一笔抹杀，硬是把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领导和进行抗战的伟大功勋记到了自己的功劳簿上，毫不脸红地把自己吹嘘成了领导抗战的中流砥柱。
第三种是贴金遮丑，自我标榜。
历经半个多世纪的验证，越来越多的的人已经清楚地看出，中共在大陆建立的政权，在本质上完全是背离人民的，既不是共和体制，与民主更是一点都沾不上边，而是地地道道的专制独裁。可是专制独裁是个恶名，背离人民更会遭人唾弃，这个本来面目中共是不能也不敢示人的。所以，为了美化自己，它从建立政权的那一天起，就想着法子自我标榜，拚命往自己脸上贴金，什么中华啊、人民啊、民主啊、共和啊。于是，一块分外耀眼的金字招牌做成了，这就是“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可是，了解内情的人都知道，这块牌子表里完全是反过来的。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许多。
第四种是只纵向比不横向比。
中共吹嘘自己的“伟大成就”时，总是纵向比，而不是横向比；总是和战乱年代比，而不是和治平年代比；总是说做到了什么，而不提没做到什么。如果我们比较一下半个世纪以来非共产国家和共产中国的不同道路，就会发现：如果没有共产党，凭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勤奋，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能够获得比现状不知强多少倍的辉煌成就。
以经济为例。中共常说中国人口多底子薄，那我们就看看同样人口多、底子薄，但没有共产党的东邻日本。日本的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339.3人（1998年数据），几乎是中国的三倍。日本国土的71％都是山地和丘陵，土地贫瘠、资源缺乏，自然条件并不优越。二战以后，日本在战争的废墟中起步，仅用了不到三十年的时间，不但摆脱了战争给经济带来的阴影，而且超过传统强国英国、法国、德国、和苏联，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从1955年到1973年，就在共产党发动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把中国闹得天翻地覆的时候，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连续十八年以年均10%的速度高速增长，被世人称为“日本经济的奇迹”。
印度人口和中国处在一个数量级上，和中国具有一定可比性。1980年代，几乎在中共开始改革开放的同期，印度在总理拉．甘地的领导下，开始了温和式的自由改革。1991年开始，印度加快了改革的步伐，1980年到2002年印度经济年均增长6%，2002年到2006年年均增长7.5%，速度上已经接近中共宣称的8%。但印度的银行坏帐占所有贷款的不到2%，远低于中国；基尼系数0.33，而中国同期的基尼系数可能高到0.5到0.6。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源的高投入，而印度GDP增长主要来自生产率提高，而不是来自增加资本或劳动投入。印度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与东亚、尤其与中国截然不同的经济增长模式：主要依赖国内市场而非出口，依赖消费而非投资，依赖服务业而非工业，依赖高技术而非低技术制造业。专家指出，印度经济增长模式能更有效地造福于民众。
二、中共常用的抹黑对手的方法也有四种。
凭主观臆断篡改事实歪曲真像是其一。
以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为例。在毛泽东之前，当年中共文艺界的领导给胡风问题定的性不过是“宗派主义小集团”。1955年4月13日，胡风昔日的朋友舒芜交出了胡风当年写给他的一些私人信件。很快，这些信件经过整理后，被送呈毛泽东审阅。在看了这些信之后，毛泽东未经任何进一步的调查，便大笔一挥，将胡风问题一下升格成了“反党反革命集团”。5月13日、24日、6月10日，《人民日报》分三批刊登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这些材料出自在胡风及其朋友处抄家得来或他们主动交出的往来信函。毛泽东一一过目，亲自编辑，又亲自写了按语。这些按语堪称是凭个人的主观臆断篡改事实歪曲真像从而强加于人的典型。
通过搞逼供信制造假口供假材料是其二。
所谓“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这顶莫须有的大帽子就是这样制造出来的。
“文革”开始后，中共专门成立了刘少奇专案组。调查尚未开始，专案组负责人巫中就划框框、定调子，肯定刘少奇已经“叛变自首”。他说：“查刘少奇罪证关系极为重大这是一项战略任务。有罪证是肯定的，只是查出来查不出来的问题，不存在有没有的问题。”对调查方法，他明确提出：“要经过斗争”，“以政治斗争为主，也要采取一定措施，如斗争会、小型专政等。”按照这个指导方针，办案人员对“知情人”采取了种种威逼手段。通过外调方式谈话得不到他们需要的东西，就以隔离办班为名进行拘留审查，剥夺人身自由，用专人监管，施加压力。一次次的审讯，一次次的威胁恫吓，直到证人俯首就范，让说什么就说什么，让证什么就证什么。一份份刘少奇被捕后如何叛变、如何出卖党的机构和同志、造成共产党多人被捕的假证词，就是这样出笼的。
移花接木张冠李戴嫁祸于人是其三。
如“六四”后中共将因被军方自己误伤等原因致死的士兵说成是被暴徒打死的，许多所谓六四暴徒的“暴行”就是这样造假造出来的。据知情人揭露，当年一位被封为“共和国卫士”的陈姓军人，是部队的宣传干事，1989年5月22日，他乘坐军车撤退，群众欢呼时陈向学生挥手致意，军车突然发动，陈当场被摔死，当时各报都做了报导（短消息），但两天后军委突然对陈授予“共和国卫士”称号，他也因此成了六四的第一位“卫士”，军报并开始宣传他是被群众拥挤的人流挤到车轮下的。另据在澳大利亚留学的前解放军39军雷达站上尉站长李晓明透露，“六四”时他所在高炮团的一名士兵后来被评为烈士，报纸上说是被群众打死的，其实是在驻地时被身边一位战士不小心擦枪走火打死的。团里领导为了团里的利益、同时也是为了这位战士，将他向上级谎报为是被暴徒打死的。李晓明说：“往上报说有暴徒开枪把我们的战士给打死了。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是我们自己的枪走火了。我能证明。”
断章取义穿凿附会罗织罪名是其四。
1957年反右运动中“葛佩琦要杀共产党人”一案便是一例典型。
1957年5月24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应邀前来参加座谈会的该校工业经济系讲师葛佩琦就党内同志不要脱离群众，不要看不起党外知识份子，党员干部不能生活特殊化，努力克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等等，给校党委提了一些批评意见，并语重心长忧心忡忡地简略阐述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
5月26日， 《北京日报》报导了题葛佩琪的这次发言。然而第二天，即5月27日，他看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内部刊物《人大周报》的报导，他顿时觉得炸了头。因为它断章取义横加篡改地说他说了这样的话：“不要不相信我们知识份子。搞得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推翻你们，这不能说不爱国，因为共产党人不为人民服务。”当天下午，他就面见了学校校长、校党委副书记聂真，指着《人大周报》的这段话情急气冲冲地说：这不是有意诬陷我吗？聂真说：葛佩琦同志，你不要着急；党是实事求是的，登错了，可以更正。
可是不但没有更正，而且风声闹得越来越大，越来越离谱，在6月8日全国正式“反击右派猖狂进攻”之前就对他展开了“批判揭露”。
6月8日，毛泽东让《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正式吹响了“反击右派猖狂进攻”的号角，对葛佩琦的批判也随之白炽化。在党中央喉舌《人民日报》的带动下，全国大小报刊迅速掀起大批大揭“葛佩琦要杀共产党人”的高潮，使他成了“人人得而诛之”的头号反共人物，被“理所当然”地划成了“极右份子”。
三、最后再说中共诱骗民众常用的两大招数。
第一种是对症下药，空口许诺。中共的谎言机器是一部相当精准的谎言机器，它善于揣摩民众的每一个心理细节，从而有针对性地抛出诱饵。抗战期间，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知识份子对民主自由的渴望日益高涨，看准这一点后，本性独裁的中共不失时机地打出了争民主争自由的大旗，以此作为争取和利用民众的政治口号。1945年7月，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访问延安时，毛泽东曾当面给他开了一张民主的支票。黄炎培回忆说，“有一回，毛泽东问我感想怎样?我答：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致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的这番话传开后，倍受当时许多民主人士的青睐，但直到中共当政后他们才发现自己上当了，原来，毛当年开的不过是一张空头支票。
藏起屠刀伪装笑脸也是中共常用的一种诱骗招数。最典型者莫过于反右前夕毛泽东玩弄的“阳谋”。 1957年4月27日，中共决定进行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批评建议。许多人为之兴奋，以为春天来了。为了鼓励大家提意见，1957 年4 月30 日，毛泽东在上海局杭州会议上讲了“一定要放”的话，他说“这是有领导的反官僚主义”。半个月后，毛泽东向党内干部打招呼：“大量的反动的乌烟瘴气的言论为什么允许登在报上？这是为了让人民见识这些毒草、毒气，以便锄掉它，灭掉它。”不过，“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7 月1 日是中共诞生36 周年纪念日。毛泽东觉得反攻的时候到了。他选择《文汇报》开刀，亲自为《人民日报》写了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必须批判》，向阶级敌人公开了他的战略方针：“共产党看出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一场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报纸在一个时期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资产阶级反动右派的猖狂进攻不予回击，一切整风的机关学校的党组织，对于这种猖狂进攻在一个时期内也一概不予回击”，“其目的是让魑魅魍魉，牛鬼蛇神大鸣大放，让毒草大长特长，使人民看见，大吃一惊，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些东西”，“从而聚集力量，等待时机成熟，实行反击。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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