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山西黑砖窑案已经平安落幕了，张宝顺、于幼军，不但不须负包庇、纵容、渎职的罪责，还把自己打扮得一脸英明、一身正确。正如张三一言先生所说：我们那个名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共产党私有国，是奴隶国。是用民主、共和、国家、民族、人民、无产阶级、工农大众、大公无私、为人民服务等等几乎所有道德与政治社会学正面词语一层又一层地密遮着它的污秽、罪恶、羞耻；又用它亮丽地把奴隶制国家包装成为人民共和国。山西奴隶砖窑，是这个奴隶国的具体和典型的体现。当然，它又不是孤立的，它与人民公社、劳改农场、血汗工厂以及北京奥运会都是一脉相承。】
(一) 、山西黑砖窑案平安落幕了
山西黑砖窑案已经平安落幕了。这起惨绝人寰、天人共愤的反人类罪案，虽然惩处了95人，看起浩浩荡荡、阵容鼎盛，实际上全是以乡村一级虾兵蟹卒来充数或当替死鬼的；县一级也只有第二把手、洪洞县的县长宋延龄受处分，而且仅是免除职务。被采取司法措施的6人，全是广胜寺镇的工作人员。
众所周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由中国共产党当家的。只要有屁大点的“好事”，都忘不了“这是党英明领导的结果”，那怕到香港上个市、“招商引资”，签个意向书、合同什么的，也都是中共的省、市、区、县、镇的委员会书记挂帅带队。不信，请查查香港的《大公报》、《文汇报》上的大幅广告，凡是外出捞好处的活动，十居八九都是当地中共第一把手抢着出风头。但偏偏做了祸国殃民的坏事，党委书记可以置身事外。至于省里、部里的官员更是“刑不上大夫”，事虽关己，仍能逍遥法外。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张宝顺、山西省长于幼军，不但不须负渎职、包庇、纵容的罪责，还居然当起“法官”来，把自己打扮得一脸英明、一身正确。
(二)、党国头目以“批示”欺世
山西黑窑事件张扬出来后，党国大小头目一直在那里搞“批示”欺世，开展新一轮的愚民运动，什么“震惊”呀，“高度重视”呀，“严肃查处”呀，装出一副天真无邪、如梦初醒的模样。殊不知这一类令作呕的表演搞得太多了，反而暴露了这伙人民公敌的残暴、贪婪、嗜血、无耻、昏瞶、无能的真面目。
只要是尊重事实的人，都不难明白，中共这个非法的、丧尽天良的流氓政权才是这一切罪恶的总根源。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坚持“四个基本原则”、“三权分立不容讨论”、“党的一元化领导”、党大于法、“稳定压倒一切”、GDP挂帅、消灭新闻自由、破坏教育、迫害异见分子……几十年来的这一类倒行逆施，导致今日中国政治的日益靡烂，中国大地的罪恶丛生。
山西黑窑是新生事物吗？原来不是。五年前，山西省万荣县六毋村曾因使用河南籍童工被罚14万多元。五年后的现在，《南方周末》记者在六毋村又发现，这里的六十余家瓦窑厂仍有童工，仅记者视野所及便不下20个。据曾三次赴山西采访的《河南电视台》记者付振中披露，在山西运城和晋城一带，这类窑厂至少有一千家以上，童工、黑工更不在少数。但他们都到哪儿去了？那一千多个失踪儿童都哪里去了？显然，在警方清理前，他们被连夜转移，甚至被杀人灭口了。到底有多少人被活埋，多少人被扔进搅拌器，多少人被封在小煤窑里？在铁桶般的山西乃至新中国，这都已经成了党国最高机密，永远没有人知道了。
九年前的1998年5月，湖南省石门县新关镇的陈建教就已在山西省榆次和河北省沧州市东光县找王镇西姬的黑砖窑解救出数百名“包身工”；工人们入黑厂后日夜干苦工，不准出厂、转厂，不准写信，不准打电话，并有8名打手日夜看守，完全剥夺了人身自由；一名15岁的童工忍受不了折磨，逃跑3次都被抓回，打得半死；有个老民工被贩卖3次，民工编了号，叫号不叫姓名；还有十几名弱智民工，不知自己姓名、来自何方；至于工资，砖厂根本没有打算给。
据中国官方媒体报导，象山西、河北这样的黑砖窑在全国很多地方都存在。于是陈建教在2006年就上书总理温家宝，建议在全国开展一次整治“黑砖厂”的行动，全面解救被囚禁的民工。然而，这个动不动就掉眼泪的伪君子，仍然以“批示”来买空卖空，明明知道存在很严重的问题，明明“知道问题的根源何在，但就是不愿从根子上去解决”。以致使奴隶制在中国全面复僻，中国人民继续在水深火热之中煎熬、挣扎。
(三) 、大跃进时代的奴工
而几亿新中国的农民集体成为奴隶，可以认为是从高举三面红旗的时代开始。李锐先生在《大跃进亲历记》中记载：河北省徐水县由四百八十名妇女“奋战”三昼夜，修成了一座一万三千立方米的“妇女水库”。
七百名学生加四十名教员“苦干”一天，就建成了一万五千立方米的“红领巾水库”。这是以前的奴隶能做得到的事吗？
当时的中共徐水县委书记张国忠就有办法叫他的奴隶们做到。奴隶总管有的是无产阶级专政手段来收拾不听话的奴隶们。抓人、打人、服苦役是家常便饭。1958年一年中，张国忠在三十一万人口的徐水县内，就抓了四千六百四十三人，其中一百九十人是生产队干部和中共党员，其余是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许多人在他的劳改队中被折磨致死。
大饥荒暴发时，徐水县有大批人被饿死，许多人要外逃讨饭渡荒，可是中共徐水县委却派人在各车站堵截，结果许多农民就在堆满从农民那里掠夺来的粮食的国家粮仓旁边活活饿死。当年任河南信阳地区专员的张树藩后来承认，到1960年2月为止，信阳地区有三十万以上的农民饿死。而全新中国则有四千万人被饿死，其中绝大多数是幸福的人民公社社员。
李锐被发配北大荒劳改时，亲眼看到村干部深更半夜突击性地挨家挨户，到农民家里搜查、抢夺粮食。东北的老头在向李锐诉苦时，“无不乐意回忆伪满时期过的好日子，说当年喂牲口的东西也比现在好得多，真是人不如畜。”（《大跃进亲历记》）这种强盗式的公然抢劫，在大陆广大农村，随处可见。乡村干部向农民征收苛捐杂税，一直是用这种办法。李昌平《我向总理说实话》、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陈桂棣夫妇《中国农民调查》中都有大量记载。现在，与时俱进，早已动用现代化的军队和武器“征用”农民的土地和城市居地的房屋了。
(四) 、劳改农场里的奴工
更早些的奴隶，是劳改农场里的右派分子。甘肃省酒泉县夹边沟劳改农场，从1957年10月开始，那里羁押了近三千名右派分子。其中右派分子八百八十七人，反革命分子八百九十八人，坏分子四百三十八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六十八人，贪污、违法乱纪分子七十八人……但到了1961年所谓要“抢救生命”的时候，被抢救出来的只有六百来人了，而这些人在抢救过程中又死掉了不少。这样的杀人农场，甘肃省还有酒泉安西农场、酒泉边湾农场、饮马农场、小宛农场、酒泉十工农场、酒泉四工农场、酒泉城郊农场、敦煌棉花农场、玉门黄花农场、下河清农场、丁家坝农场、长城农场、新华农场等十四处之多；全中国更不计其数，黑龙江八五O农场、北京市团河农场、四川四一五筑路队、新强塔克拉玛干农场、马宗山煤矿、河南省万胜山林茶场、安徽省白茅岭农场……数以百千计的“右派屠场”遍布国中，不，整个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新中国就是一座阶级灭绝的炼狱、就是一部滥杀无辜的搅肉机。
黑龙江云山畜牧场新领导，经常拿着小镰刀在右派分子的身后和左右指指画画地进行“督战”。他们和朱麻子、尹队长等人一样，他们的口头禅是：“完不成定额，就不准吃饭，不准收工！”北大荒的季节是春季来得晚，冬季来得早。每当7月底8月初抢收麦子的时候，才是它的“霉雨”季节。一天，又一场大雨谤沦。马车送来了午饭，武副书记和张副主任也不准大家吃饭，强迫大家在雨中光着脊梁弯着腰，吭嗤吭嗤地向前割，连腰也不能直一下。可是大家从两点钟起床吃罢早饭下地，干到中午12点已干了9个小时了。而他们自己，则穿着从日本进口的漆黑的塑料雨衣，还打着伞，空站着挥舞着小镰刀，对我们大嚷大叫：“就是天上下锥子，你们死也得死在地里！”听了这种奴隶主对待奴隶般的训斥，很多难友怒火中烧。人人不是枯干黑瘦，就是明晃晃的浮肿。夜盲，形呆，晕倒雪地，熏倒于炭窑，层出不穷。这些人原本是堂堂的国家干部、共产党员、知识分子，现在通通变成了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奴隶！
结果直到下午一点多，才让右派分子吃午饭，吃完饭又接着干，一直干到天黑才让收工回住地吃晚饭。右派们两点起床吃早饭下地，直到晚上十点钟才能吃晚饭，若再洗洗涮涮，至多只能休息三个小时。而且早饭与午饭、午饭与晚饭之间的各九个多小时，都得不停地干活，真是比最冷酷的资本主义还要冷酷。(戴煌：《九死一生》) 由于寒冷、饥饿、疾病、超强度苦役，加上千方百计、无所不用其极的虐待、迫害，劳改农场开始大量死人。
作家郑加真在《北大荒移民录》一书中，也说到困难时期农场职工死亡情况：“有的职工死在山上，个别死在路上，不知因何而死，更不知死者为何人?死后善后工作也未很好处理。857农场有的职工死了40余日，尸体还停放在陈尸室内无人过问……死者有的无棺材，用席子卷埋。”
究竟死了多少人？农场和公安部始终都没有公布过。但据在一个队里当统计兼文书的杨崇道说，光是他所在的那个队百十来名右派中，经他的手写了死亡报告的就有三十余人，几乎占这一个队右派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勉强活着的也都已到了灯枯油尽的地步，随时随地都可能魂归西天。“我们的生命如此不值钱，连畜生都不如！”李定国向朱凤藻叹息着说，“猪和牛马都喂得饱饱的，我们却挨饿！至于荷兰种牛的待遇，更不知比我们的要高出多少倍！不定什么时候，我们也会被饿死！”是啊，人世间最可宝贵的是人，而不是牛羊猪狗。但在具有奴隶主意识的人看来，则奴隶不如他们的牛羊猪狗，这在我们这个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国度尤其如此。 (戴煌：《九死一生》)
(四) 、锦西煤矿劳改队，一千二百人饿死了一千人
曾慧燕小姐在纪念她父亲的《悲欢离合三十年》中说：“塞外的隆冬，寒风凛冽，滴水成冰。气温低达零下三四十度。在营房里，虽有热炕取暖，但由每天上午十时开始，都要外出劳动(十)四五个钟头。人们开始百病丛生，先是感冒，继而肺病、心脏病接踵而来。最可怕的是冻僵病，脚趾一冻伤，就要钳掉。幸运的，即使医好也变成残废；不幸的，染上破伤风，便要向阎罗王报到了。知识分子怎经得起那些繁重的体力劳动以及疾病侵袭，父亲的身体不到三个月就垮了，在工地上晕倒，醒来才发觉躺在病床上……在病房中，每天都有病人死去。一年下来，同来的人中，死掉的已约有六分之一。”
辽宁省的锦西煤矿劳改队，经过“大跃进”后的饥饿岁月，1,200名右派、犯人已饿死了1,000人，还没有饿死的 200人中的198人，都已骨瘦如柴或全身浮肿地卧床不起，成了还剩一口气的殭尸。另两个人靠吞吃活剥青蛙、蚱蜢和蝴蝶，才能下床走动走动……(戴煌：《九死一生》)
四川省“415”筑路支队，这个拥有五千名右派分子的劳改队，在“文革”前忽然解散时，大约不足一半的人活着回到了社会；二千多名右派分子，不是死于饥饿、就是死于工伤，不是自杀、便是逃跑，不是被杀掉、便是被判刑。著名右派分子铁流先生是少数的生还者之一。直至今天，他仍怵目惊心、心有余悸，常有恶梦相伴。(《铁流文集》)
正是这个铁流先生，一个偶然的机会在北京潘家园发现了一份《一九五八年中央各部和军委各部送北大荒850农场劳动改造的右派分子名单》，这份名单中的一千个才华卓著的青年俊杰，一千条活鲜鲜的生命，他们都把美丽的青春消耗在飞雪茫茫的北大荒，甚至许多人在那里断送了生命。
江苏省大丰劳改农场面对黄海，1957年由上海市、江苏省公安、司法部门创办管理，占地20多万亩，有10多个水产、农副产品加工厂。这里原来是一片海水冲积的盐土和沼泽地，当年是由江苏、上海、浙江、安徽、山东等省的右派分子开发的。高峰时有4万多名右派分子在这里劳动改造。2005年一月还发生了一万多人的集体大暴动，造成五百人伤亡，有一千一百多服刑人员外逃。可见劳改农场的残酷、黑暗，也在与日俱进；逼得奴隶也只有揭竿而起了。
(五) 、全国到底有多少劳改农场
现在再看黑龙江省，从1950—1960年10年间，就建了38个劳改农场：梧桐河农场、密山劳改管教大队(沈阳市密山农场) 、青山农场（黑龙江省第九劳改管教队）、笔架山农场、香兰农场，后来又把梧桐河农场二分场扩建成鹤立河劳改农场。
1955年8月和1956年4月，经周恩来批准，北京市先后在密山县建立兴凯湖农场，在甘南县建立音河农场。当年为了安置浙江、辽宁两省的大部分罪犯，又在黑龙江省西部地区德都、嫩江、北安等县新建了23个劳改农场；开荒100万亩。同年9月又建七星泡劳改农场，1956年开荒27,2万亩，播种12,8万亩。那年创建的较大型的劳改农场还有龙门、格球山、门鲁河、科洛河、尾山、引龙河、襄河等。当年开荒均在20万亩以上。1956—1960年，全省又陆续创建永丰、依安、莲江口、北安、长水河等劳改农场，使黑龙江全省劳改农场总数达38个。
兴凯湖、密山、音河、七星泡、山河、嫩北、花园、福安、龙镇、华山、永丰、长水河、襄河、莲江口、依安、老莱、海伦、绥棱、岔林河、泰来、凤凰山等都是当年受难者闻名丧胆的地方，是多少受难者家属的苦难记忆。至于全新中国到底有多少劳改农场？恐怕也是永远算不清了。
农改农场开垦了这么多的土地，种了这么多的粮食，然而，开垦、劳动的奴隶---右派分子们却活活地被饿死了。正如现在的中国，是世界上第三大经济强国，然而却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奴隶队伍。据统计，眼下主宰新中国命运的0.4%的奴隶主家庭占有了全中国70%的财富，所以新中国的奴隶队伍只好要不断地壮大。
(五) 、世界工厂是血泪工场
广东省东莞市法定最低工资为574元(人民币，下同)，但根据香港中文大学学生的调查：有的工厂底薪只有330元。旺季时每月加班工时超过120小时，每天工作12—13小时，工作时间和加班时间远超法律所规定；而且加班工时也得不到法定的补偿。节假日不许休息，连生病也不让请假，即使如此，每月也不过600—1,000元。淡季则被迫放无薪假，每月只有300—400元的收入，难以维持最低生活。另一方面，这些工厂扣压工人工资的情况十分严重，数量由两星期至一个多月不等，工人要辞工，即使按法律规定提前一个月通知厂方，也要受刁难、得不到批准，特别是生产旺季；工人要离开就得放弃被扣压的工资，工人自由选择工作的权利完全被剥夺。
大部份电子业工厂只与工人签订一至三个月短期合约。短期合约同时成为工厂逃避给工人福利和向工人负责的工具，如女工怀孕假、产假等；工人没有安全感，生活也得不到保障。很多工厂都不为工人购买保险，或只少买。珠三角工人都面对严重不安全的生产环境：有毒化学物、金属粉尘、焊接烟雾、噪音、缺乏良好通风等，严重影响健康，职业病十分严重。大部份工厂没有为工人提供职业安全训练，没有提供保护用品。如冲压工人没有配载护耳；金属打磨工人，没有面罩；压制机械亦缺乏保护装置；绝大多数职业病、工业事故伤亡，在官商勾结之下，都得不到赔偿或赔偿不足。(香港中文大学学生墙报)
珠三角等地关于工人集体被烧死、集体食物中毒，工人被打死、被打伤、被虐待、被逼下跪，劳资纠纷、工人罢工，都时有所闻；但在稳定压倒一切、金钱决定一切的黑社会主义新中国里，很快也消声匿迹了。
(六) 、新中国的国粹：奥运奴隶
中国除了盛产农业奴隶和工业奴隶之外，还盛产名为“体育明星”的奥运奴隶。2008年北京奥运会，就要开幕了，现在正是奥运奴隶加紧魔鬼式训练、加码受罪的时候；但等他或她们拿到金牌，为党国领导人争了光之后，他或她就当垃圾扔掉了；1990年赢得48公斤级全国举重冠军的邹春兰，19岁那年又囊括了另外的四枚全国冠军头衔，但当她于1993年退役后，在举重队厨房干了三年多粗活，最后被要求离开。因为手无寸技、胸无点墨、身材畸型，连生育能也损失了；所以，她只能在工地上搬砖、在大街上卖羊肉串、在公共澡堂当女按摩师。他或她们除了成为货真价实的劣等奴隶被抛弃之外，还有什么别的选择呢？据《中国体育报（China Sports Daily）》报导，中国近三十万退役运动员中，近80%在失业、受伤或贫困挣扎。许多运动员受到训练引致的运动损伤和健康问题的折磨。
还有，别忘了杂技奴隶和特种兵奴隶，在爱护动物团体要求取消马戏团以免动物受虐待的今天，河南、河北、江苏等所谓“杂技之乡”正有千千万万的青少年，以及为了保护权贵们的特种兵战士，正受着非人的折磨。这篇文章写了好几天，今天恰巧看到古德明先生也在谈杂技问题。古先生说：为了娱乐胡锦涛三分钟，几十个孩子辛苦排练了一个月高风险、高难度的“空中飞人”。排练中有多少孩子跌伤或跌死，没人知道；但知道，这些孩子为了排练和到处演出，是不用读书了。(《杂技里的国民教育》，〈苹果日报〉)唐文宗当年做皇帝时，只有十八岁，见到“迭踏以至半空”的百戏，尚有“恶其太险伤神”的不忍之心，“遂不复作”，不让再表演了。然而，六十五岁的胡锦涛却看得兴高彩烈、欣然鼓掌。“上以风化下”，黑砖窑、黑煤矿、黑工厂、黑农场、黑戏班、黑兵种、黑狱遍布域中，自是顺理成章，不值得国人或“友邦诧异”了。
最后我想用张三一言先生的话来做我这篇文章的结束语：我们那个名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共产党私有国，是奴隶国。是用民主、共和、国家、民族、人民、无产阶级、工农大众、大公无私、为人民服务等等几乎所有道德与政治社会学正面词语一层又一层地密遮着它的污秽、罪恶、羞耻；又用它亮丽地把奴隶制国家包装成为人民共和国。山西奴隶砖窑，是这个奴隶国的具体和典型的体现，只是表现得太真实和赤裸裸而己。(《包装的奴隶国和赤裸的奴隶窑》)(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一) 、山西黑砖窑案平安落幕了
山西黑砖窑案已经平安落幕了。这起惨绝人寰、天人共愤的反人类罪案，虽然惩处了95人，看起浩浩荡荡、阵容鼎盛，实际上全是以乡村一级虾兵蟹卒来充数或当替死鬼的；县一级也只有第二把手、洪洞县的县长宋延龄受处分，而且仅是免除职务。被采取司法措施的6人，全是广胜寺镇的工作人员。
众所周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由中国共产党当家的。只要有屁大点的“好事”，都忘不了“这是党英明领导的结果”，那怕到香港上个市、“招商引资”，签个意向书、合同什么的，也都是中共的省、市、区、县、镇的委员会书记挂帅带队。不信，请查查香港的《大公报》、《文汇报》上的大幅广告，凡是外出捞好处的活动，十居八九都是当地中共第一把手抢着出风头。但偏偏做了祸国殃民的坏事，党委书记可以置身事外。至于省里、部里的官员更是“刑不上大夫”，事虽关己，仍能逍遥法外。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张宝顺、山西省长于幼军，不但不须负渎职、包庇、纵容的罪责，还居然当起“法官”来，把自己打扮得一脸英明、一身正确。
(二)、党国头目以“批示”欺世
山西黑窑事件张扬出来后，党国大小头目一直在那里搞“批示”欺世，开展新一轮的愚民运动，什么“震惊”呀，“高度重视”呀，“严肃查处”呀，装出一副天真无邪、如梦初醒的模样。殊不知这一类令作呕的表演搞得太多了，反而暴露了这伙人民公敌的残暴、贪婪、嗜血、无耻、昏瞶、无能的真面目。
只要是尊重事实的人，都不难明白，中共这个非法的、丧尽天良的流氓政权才是这一切罪恶的总根源。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坚持“四个基本原则”、“三权分立不容讨论”、“党的一元化领导”、党大于法、“稳定压倒一切”、GDP挂帅、消灭新闻自由、破坏教育、迫害异见分子……几十年来的这一类倒行逆施，导致今日中国政治的日益靡烂，中国大地的罪恶丛生。
山西黑窑是新生事物吗？原来不是。五年前，山西省万荣县六毋村曾因使用河南籍童工被罚14万多元。五年后的现在，《南方周末》记者在六毋村又发现，这里的六十余家瓦窑厂仍有童工，仅记者视野所及便不下20个。据曾三次赴山西采访的《河南电视台》记者付振中披露，在山西运城和晋城一带，这类窑厂至少有一千家以上，童工、黑工更不在少数。但他们都到哪儿去了？那一千多个失踪儿童都哪里去了？显然，在警方清理前，他们被连夜转移，甚至被杀人灭口了。到底有多少人被活埋，多少人被扔进搅拌器，多少人被封在小煤窑里？在铁桶般的山西乃至新中国，这都已经成了党国最高机密，永远没有人知道了。
九年前的1998年5月，湖南省石门县新关镇的陈建教就已在山西省榆次和河北省沧州市东光县找王镇西姬的黑砖窑解救出数百名“包身工”；工人们入黑厂后日夜干苦工，不准出厂、转厂，不准写信，不准打电话，并有8名打手日夜看守，完全剥夺了人身自由；一名15岁的童工忍受不了折磨，逃跑3次都被抓回，打得半死；有个老民工被贩卖3次，民工编了号，叫号不叫姓名；还有十几名弱智民工，不知自己姓名、来自何方；至于工资，砖厂根本没有打算给。
据中国官方媒体报导，象山西、河北这样的黑砖窑在全国很多地方都存在。于是陈建教在2006年就上书总理温家宝，建议在全国开展一次整治“黑砖厂”的行动，全面解救被囚禁的民工。然而，这个动不动就掉眼泪的伪君子，仍然以“批示”来买空卖空，明明知道存在很严重的问题，明明“知道问题的根源何在，但就是不愿从根子上去解决”。以致使奴隶制在中国全面复僻，中国人民继续在水深火热之中煎熬、挣扎。
(三) 、大跃进时代的奴工
而几亿新中国的农民集体成为奴隶，可以认为是从高举三面红旗的时代开始。李锐先生在《大跃进亲历记》中记载：河北省徐水县由四百八十名妇女“奋战”三昼夜，修成了一座一万三千立方米的“妇女水库”。
七百名学生加四十名教员“苦干”一天，就建成了一万五千立方米的“红领巾水库”。这是以前的奴隶能做得到的事吗？
当时的中共徐水县委书记张国忠就有办法叫他的奴隶们做到。奴隶总管有的是无产阶级专政手段来收拾不听话的奴隶们。抓人、打人、服苦役是家常便饭。1958年一年中，张国忠在三十一万人口的徐水县内，就抓了四千六百四十三人，其中一百九十人是生产队干部和中共党员，其余是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许多人在他的劳改队中被折磨致死。
大饥荒暴发时，徐水县有大批人被饿死，许多人要外逃讨饭渡荒，可是中共徐水县委却派人在各车站堵截，结果许多农民就在堆满从农民那里掠夺来的粮食的国家粮仓旁边活活饿死。当年任河南信阳地区专员的张树藩后来承认，到1960年2月为止，信阳地区有三十万以上的农民饿死。而全新中国则有四千万人被饿死，其中绝大多数是幸福的人民公社社员。
李锐被发配北大荒劳改时，亲眼看到村干部深更半夜突击性地挨家挨户，到农民家里搜查、抢夺粮食。东北的老头在向李锐诉苦时，“无不乐意回忆伪满时期过的好日子，说当年喂牲口的东西也比现在好得多，真是人不如畜。”（《大跃进亲历记》）这种强盗式的公然抢劫，在大陆广大农村，随处可见。乡村干部向农民征收苛捐杂税，一直是用这种办法。李昌平《我向总理说实话》、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陈桂棣夫妇《中国农民调查》中都有大量记载。现在，与时俱进，早已动用现代化的军队和武器“征用”农民的土地和城市居地的房屋了。
(四) 、劳改农场里的奴工
更早些的奴隶，是劳改农场里的右派分子。甘肃省酒泉县夹边沟劳改农场，从1957年10月开始，那里羁押了近三千名右派分子。其中右派分子八百八十七人，反革命分子八百九十八人，坏分子四百三十八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六十八人，贪污、违法乱纪分子七十八人……但到了1961年所谓要“抢救生命”的时候，被抢救出来的只有六百来人了，而这些人在抢救过程中又死掉了不少。这样的杀人农场，甘肃省还有酒泉安西农场、酒泉边湾农场、饮马农场、小宛农场、酒泉十工农场、酒泉四工农场、酒泉城郊农场、敦煌棉花农场、玉门黄花农场、下河清农场、丁家坝农场、长城农场、新华农场等十四处之多；全中国更不计其数，黑龙江八五O农场、北京市团河农场、四川四一五筑路队、新强塔克拉玛干农场、马宗山煤矿、河南省万胜山林茶场、安徽省白茅岭农场……数以百千计的“右派屠场”遍布国中，不，整个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新中国就是一座阶级灭绝的炼狱、就是一部滥杀无辜的搅肉机。
黑龙江云山畜牧场新领导，经常拿着小镰刀在右派分子的身后和左右指指画画地进行“督战”。他们和朱麻子、尹队长等人一样，他们的口头禅是：“完不成定额，就不准吃饭，不准收工！”北大荒的季节是春季来得晚，冬季来得早。每当7月底8月初抢收麦子的时候，才是它的“霉雨”季节。一天，又一场大雨谤沦。马车送来了午饭，武副书记和张副主任也不准大家吃饭，强迫大家在雨中光着脊梁弯着腰，吭嗤吭嗤地向前割，连腰也不能直一下。可是大家从两点钟起床吃罢早饭下地，干到中午12点已干了9个小时了。而他们自己，则穿着从日本进口的漆黑的塑料雨衣，还打着伞，空站着挥舞着小镰刀，对我们大嚷大叫：“就是天上下锥子，你们死也得死在地里！”听了这种奴隶主对待奴隶般的训斥，很多难友怒火中烧。人人不是枯干黑瘦，就是明晃晃的浮肿。夜盲，形呆，晕倒雪地，熏倒于炭窑，层出不穷。这些人原本是堂堂的国家干部、共产党员、知识分子，现在通通变成了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奴隶！
结果直到下午一点多，才让右派分子吃午饭，吃完饭又接着干，一直干到天黑才让收工回住地吃晚饭。右派们两点起床吃早饭下地，直到晚上十点钟才能吃晚饭，若再洗洗涮涮，至多只能休息三个小时。而且早饭与午饭、午饭与晚饭之间的各九个多小时，都得不停地干活，真是比最冷酷的资本主义还要冷酷。(戴煌：《九死一生》) 由于寒冷、饥饿、疾病、超强度苦役，加上千方百计、无所不用其极的虐待、迫害，劳改农场开始大量死人。
作家郑加真在《北大荒移民录》一书中，也说到困难时期农场职工死亡情况：“有的职工死在山上，个别死在路上，不知因何而死，更不知死者为何人?死后善后工作也未很好处理。857农场有的职工死了40余日，尸体还停放在陈尸室内无人过问……死者有的无棺材，用席子卷埋。”
究竟死了多少人？农场和公安部始终都没有公布过。但据在一个队里当统计兼文书的杨崇道说，光是他所在的那个队百十来名右派中，经他的手写了死亡报告的就有三十余人，几乎占这一个队右派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勉强活着的也都已到了灯枯油尽的地步，随时随地都可能魂归西天。“我们的生命如此不值钱，连畜生都不如！”李定国向朱凤藻叹息着说，“猪和牛马都喂得饱饱的，我们却挨饿！至于荷兰种牛的待遇，更不知比我们的要高出多少倍！不定什么时候，我们也会被饿死！”是啊，人世间最可宝贵的是人，而不是牛羊猪狗。但在具有奴隶主意识的人看来，则奴隶不如他们的牛羊猪狗，这在我们这个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国度尤其如此。 (戴煌：《九死一生》)
(四) 、锦西煤矿劳改队，一千二百人饿死了一千人
曾慧燕小姐在纪念她父亲的《悲欢离合三十年》中说：“塞外的隆冬，寒风凛冽，滴水成冰。气温低达零下三四十度。在营房里，虽有热炕取暖，但由每天上午十时开始，都要外出劳动(十)四五个钟头。人们开始百病丛生，先是感冒，继而肺病、心脏病接踵而来。最可怕的是冻僵病，脚趾一冻伤，就要钳掉。幸运的，即使医好也变成残废；不幸的，染上破伤风，便要向阎罗王报到了。知识分子怎经得起那些繁重的体力劳动以及疾病侵袭，父亲的身体不到三个月就垮了，在工地上晕倒，醒来才发觉躺在病床上……在病房中，每天都有病人死去。一年下来，同来的人中，死掉的已约有六分之一。”
辽宁省的锦西煤矿劳改队，经过“大跃进”后的饥饿岁月，1,200名右派、犯人已饿死了1,000人，还没有饿死的 200人中的198人，都已骨瘦如柴或全身浮肿地卧床不起，成了还剩一口气的殭尸。另两个人靠吞吃活剥青蛙、蚱蜢和蝴蝶，才能下床走动走动……(戴煌：《九死一生》)
四川省“415”筑路支队，这个拥有五千名右派分子的劳改队，在“文革”前忽然解散时，大约不足一半的人活着回到了社会；二千多名右派分子，不是死于饥饿、就是死于工伤，不是自杀、便是逃跑，不是被杀掉、便是被判刑。著名右派分子铁流先生是少数的生还者之一。直至今天，他仍怵目惊心、心有余悸，常有恶梦相伴。(《铁流文集》)
正是这个铁流先生，一个偶然的机会在北京潘家园发现了一份《一九五八年中央各部和军委各部送北大荒850农场劳动改造的右派分子名单》，这份名单中的一千个才华卓著的青年俊杰，一千条活鲜鲜的生命，他们都把美丽的青春消耗在飞雪茫茫的北大荒，甚至许多人在那里断送了生命。
江苏省大丰劳改农场面对黄海，1957年由上海市、江苏省公安、司法部门创办管理，占地20多万亩，有10多个水产、农副产品加工厂。这里原来是一片海水冲积的盐土和沼泽地，当年是由江苏、上海、浙江、安徽、山东等省的右派分子开发的。高峰时有4万多名右派分子在这里劳动改造。2005年一月还发生了一万多人的集体大暴动，造成五百人伤亡，有一千一百多服刑人员外逃。可见劳改农场的残酷、黑暗，也在与日俱进；逼得奴隶也只有揭竿而起了。
(五) 、全国到底有多少劳改农场
现在再看黑龙江省，从1950—1960年10年间，就建了38个劳改农场：梧桐河农场、密山劳改管教大队(沈阳市密山农场) 、青山农场（黑龙江省第九劳改管教队）、笔架山农场、香兰农场，后来又把梧桐河农场二分场扩建成鹤立河劳改农场。
1955年8月和1956年4月，经周恩来批准，北京市先后在密山县建立兴凯湖农场，在甘南县建立音河农场。当年为了安置浙江、辽宁两省的大部分罪犯，又在黑龙江省西部地区德都、嫩江、北安等县新建了23个劳改农场；开荒100万亩。同年9月又建七星泡劳改农场，1956年开荒27,2万亩，播种12,8万亩。那年创建的较大型的劳改农场还有龙门、格球山、门鲁河、科洛河、尾山、引龙河、襄河等。当年开荒均在20万亩以上。1956—1960年，全省又陆续创建永丰、依安、莲江口、北安、长水河等劳改农场，使黑龙江全省劳改农场总数达38个。
兴凯湖、密山、音河、七星泡、山河、嫩北、花园、福安、龙镇、华山、永丰、长水河、襄河、莲江口、依安、老莱、海伦、绥棱、岔林河、泰来、凤凰山等都是当年受难者闻名丧胆的地方，是多少受难者家属的苦难记忆。至于全新中国到底有多少劳改农场？恐怕也是永远算不清了。
农改农场开垦了这么多的土地，种了这么多的粮食，然而，开垦、劳动的奴隶---右派分子们却活活地被饿死了。正如现在的中国，是世界上第三大经济强国，然而却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奴隶队伍。据统计，眼下主宰新中国命运的0.4%的奴隶主家庭占有了全中国70%的财富，所以新中国的奴隶队伍只好要不断地壮大。
(五) 、世界工厂是血泪工场
广东省东莞市法定最低工资为574元(人民币，下同)，但根据香港中文大学学生的调查：有的工厂底薪只有330元。旺季时每月加班工时超过120小时，每天工作12—13小时，工作时间和加班时间远超法律所规定；而且加班工时也得不到法定的补偿。节假日不许休息，连生病也不让请假，即使如此，每月也不过600—1,000元。淡季则被迫放无薪假，每月只有300—400元的收入，难以维持最低生活。另一方面，这些工厂扣压工人工资的情况十分严重，数量由两星期至一个多月不等，工人要辞工，即使按法律规定提前一个月通知厂方，也要受刁难、得不到批准，特别是生产旺季；工人要离开就得放弃被扣压的工资，工人自由选择工作的权利完全被剥夺。
大部份电子业工厂只与工人签订一至三个月短期合约。短期合约同时成为工厂逃避给工人福利和向工人负责的工具，如女工怀孕假、产假等；工人没有安全感，生活也得不到保障。很多工厂都不为工人购买保险，或只少买。珠三角工人都面对严重不安全的生产环境：有毒化学物、金属粉尘、焊接烟雾、噪音、缺乏良好通风等，严重影响健康，职业病十分严重。大部份工厂没有为工人提供职业安全训练，没有提供保护用品。如冲压工人没有配载护耳；金属打磨工人，没有面罩；压制机械亦缺乏保护装置；绝大多数职业病、工业事故伤亡，在官商勾结之下，都得不到赔偿或赔偿不足。(香港中文大学学生墙报)
珠三角等地关于工人集体被烧死、集体食物中毒，工人被打死、被打伤、被虐待、被逼下跪，劳资纠纷、工人罢工，都时有所闻；但在稳定压倒一切、金钱决定一切的黑社会主义新中国里，很快也消声匿迹了。
(六) 、新中国的国粹：奥运奴隶
中国除了盛产农业奴隶和工业奴隶之外，还盛产名为“体育明星”的奥运奴隶。2008年北京奥运会，就要开幕了，现在正是奥运奴隶加紧魔鬼式训练、加码受罪的时候；但等他或她们拿到金牌，为党国领导人争了光之后，他或她就当垃圾扔掉了；1990年赢得48公斤级全国举重冠军的邹春兰，19岁那年又囊括了另外的四枚全国冠军头衔，但当她于1993年退役后，在举重队厨房干了三年多粗活，最后被要求离开。因为手无寸技、胸无点墨、身材畸型，连生育能也损失了；所以，她只能在工地上搬砖、在大街上卖羊肉串、在公共澡堂当女按摩师。他或她们除了成为货真价实的劣等奴隶被抛弃之外，还有什么别的选择呢？据《中国体育报（China Sports Daily）》报导，中国近三十万退役运动员中，近80%在失业、受伤或贫困挣扎。许多运动员受到训练引致的运动损伤和健康问题的折磨。
还有，别忘了杂技奴隶和特种兵奴隶，在爱护动物团体要求取消马戏团以免动物受虐待的今天，河南、河北、江苏等所谓“杂技之乡”正有千千万万的青少年，以及为了保护权贵们的特种兵战士，正受着非人的折磨。这篇文章写了好几天，今天恰巧看到古德明先生也在谈杂技问题。古先生说：为了娱乐胡锦涛三分钟，几十个孩子辛苦排练了一个月高风险、高难度的“空中飞人”。排练中有多少孩子跌伤或跌死，没人知道；但知道，这些孩子为了排练和到处演出，是不用读书了。(《杂技里的国民教育》，〈苹果日报〉)唐文宗当年做皇帝时，只有十八岁，见到“迭踏以至半空”的百戏，尚有“恶其太险伤神”的不忍之心，“遂不复作”，不让再表演了。然而，六十五岁的胡锦涛却看得兴高彩烈、欣然鼓掌。“上以风化下”，黑砖窑、黑煤矿、黑工厂、黑农场、黑戏班、黑兵种、黑狱遍布域中，自是顺理成章，不值得国人或“友邦诧异”了。
最后我想用张三一言先生的话来做我这篇文章的结束语：我们那个名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共产党私有国，是奴隶国。是用民主、共和、国家、民族、人民、无产阶级、工农大众、大公无私、为人民服务等等几乎所有道德与政治社会学正面词语一层又一层地密遮着它的污秽、罪恶、羞耻；又用它亮丽地把奴隶制国家包装成为人民共和国。山西奴隶砖窑，是这个奴隶国的具体和典型的体现，只是表现得太真实和赤裸裸而己。(《包装的奴隶国和赤裸的奴隶窑》)(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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