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一代人:恐惧、饥饿、屈辱、绝望

——读李大立《中国一个普通家庭的故事》

时事评论员和网路作家李大立先生最近出版了他的“处女作”《中国——一个普通家庭的故事》(彼岸出版社,2007年,香港;以下简称《故事》)。他虽然从八十年代就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并深受读者欢迎,但从来没有将写作看成是一种职业;只是2003年在美国因病开刀,突然面临生死抉择,才思想大变,决定执笔写这本回忆录。《故事》展示的是从香港回到“祖国”的中共地下工作者、知识份子、职员、小市民五十多年来种种际遇的图卷。由于作者人生阅历丰富、读书面广、记忆力惊人、触角敏锐、描写细腻、文笔流畅,可读性非常高。尤其我与作者有相似的经历:六十年代大学毕业、十年大三线山沟生涯、夫妻长期分居两地、工作调动艰难;读之如旧友重逢话当年。那个令人恐惧、饥饿、屈辱、绝望的时代,似乎又重现眼前:我们读书、爱情,甚至性趣固然被无端剥夺,事业、理想也被摧毁殆尽;那种青云无路、报国无门的无奈,至今读来仍愤恨难平。


恐惧
中共掌权伊始,便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被杀害人达数百万之众,且有人数更多的亲人、家属受到株连。“我小学、中学和大学的同学里,都有亲属被杀关管的。他们一生从此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年纪小小又或青春年华,就已经失去了天真活泼的童真和充满活力的青春,个个都不苟言笑,谨小慎微。长期生活在整个社会无时不在的历史阴影下,精神高度压抑,过着政治贱民的生活。”共产党毛泽东取得政权后,对已经放下武器的敌人实行大规模屠杀,以残忍地消灭肉体的方法达到巩固政权的目的,这种暴行是前无古人的。遍地血腥,满天冤魂,国家、民族从此陷进入了一个杀气腾腾、阴森恐怖的世界。

1952年的一天,7岁的作者放学回家,看见“穿着蓝制服,斜垮着帆布子弹带,背着步枪的民兵”站在门口,原来是乡下来人抓外婆回去“斗地主”。后来舅父和母亲通过“华侨事务委员会”多方交涉营救达大半年,外婆才平安回来。外婆在香港住了四十年,乡下的房屋、田产只是她夫家留下的,和抗战前在美国经商的外公寄一些钱回来买的,一直委托乡下亲戚打理,外婆并没有亲身参与“剥削”;相反她还经常减租户的租,分谷子给租户。不过,在共产党的阶级斗争理论下,就算真有这样的事情,也不允许相信,因为这是“阶级调和论”。“土地改革”中,中共杀了100多万地主,广东省由于陶铸、赵紫阳执行“村村流血、户户斗争”的极左政策,杀人尤多;作者外婆得逃此劫,真是例外的侥幸。

学校也是阶级斗争的熔炉,作者读大学的班上有个叫周文德的同学,本是江西省高考状元;可惜中了阶级斗争的毒,可以把一两稀饭、穿衣戴帽等生活细节都上纲为“资产阶级思想”。讽刺的是,像他这种以整人为乐的人,在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的红色恐怖中,也因为说了毛江几句不敬的话,而被逼跳楼自杀。作者那个二十八人小班,就揪出了四个“小爬虫”即“反动学生”;作者也惶惶不可终日,唯恐陷入“全国特务网”或“反革命小集团”之类,随时会被扣押、随时失去自由、随时被拉去批斗。仅在清队中,同济大学就有四十多人自杀,作者亲眼便见到五六个:同济大学副校长蒋梯云、高等数学教授孙国楹等。《故事》中的这类故事,对五六十年代的大学生都是耳熟能详,或是及肤旧疼。

鲁迅说“革命是让人活,而不是让人死的”,然而共产党所有的革命包括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却都是让许多人去死。作者问道:“让包括我自己在内更多的人都活得那么恐怖,那么痛苦,到底这是一种什么革命?!”真是一针见血地揭露了毛共政权的反动本质。

饥饿

1959至1961年,中国饿死三千多万人,是千古奇闻,也是千古暴政。《故事》也描述了三年人祸期间城市的饥饿,学生在学校食堂里吃“双蒸饭”、蕃薯苗、“猪□菜”,没有一点油星。最困难时,学生还吃用甘蔗渣做的“蔗渣饱子”、用稻草做的“人造肉精”、用米糠做的“糠饼”。更有甚者,吃用尿水培养出来的“小球藻”。作者至今仍为当年饥饿难耐偷吃炒河粉而愧疚。作者在香港谋生、年近六十的姑母,每次回广州都要肩挑背驮的带一大铝锅红烧肉,在眼下的年青人看来简直是天方夜谭!

我当时也是中学生,也有强烈的饥饿记忆。当时农村极悲惨,农民是贱民,没有如城市居民般有最低定量的粮食供应,所以三年中饿死的都是农民。那时我老家农民每人每天只有四两半(十六两为一市斤)米,以致年届六十的祖父要冒病上山找野菜、狗脊、野芭蕉等回家充饥;家母就是因饥饿致水肿,而于1962年不治去世,年仅四十一岁。

就是这个给中国人民带来无穷灾难、无能又残暴的中国共产党,却自称是“人民的救星”、是“人民的解放者”、是“伟光正”,还要让饥肠辘辘的老百姓对他们感激涕零、感恩载德,你说他们可耻不可耻?

屈辱

毛泽东共产党专与中国人民为敌,他们憎恨、仇视知识和知识份子。作者在大学里学的是城市建设工程测量,但偏偏分配他去煤矿建设单位。把他分到了广西省来宾县北泗区一个叫石村的山区。在“一个阴沉沉日子,经过了大半天汽车的颠簸,我终于来到了平生第一次亲历其境的山沟,而在这个偏僻的荒野里,还不知道要渡过多少日子?付出多少宝贵的青春?从这一天开始,我就告别了城市,开始了长期山沟荒野的生活,从一个学生变成一个工人,成了人生中的一个转捩点,那时是1968年11月。”

读到这里,一声长叹:普中国的臭老九都有一本血泪账。我与作者竟是相怜同病,作者到石村的时候,也是我从东北发配大西南的日子。当时成昆铁路还在施工,我一个人背着、提着行李从沈阳出发,坐了几天硬座到了西昌,改坐解放牌卡车去渡口(后来改叫攀枝花)。卡车弯弯曲曲地颠簸在崇山峻岭之间,除担心塌方和交通事故外,还担心深山野岭里的土匪,一车人都忧心忡忡。因为车程是两天,所以要在米易住一宿;睡到半夜,来了一伙武装人员查户口,好在我们都是外地人,证件也齐全,扰攘一会之后也就平静了,落得一场惊吓。

我与作者都属专业不对口,学非所用。我学的是热工,却当了砌砖工人和仓库保管员。在大山沟里,缺肉少菜,长期吃茄子:煮茄子、蒸茄子、炒茄子。一周或见一次肉,而且是腊肉。更可恨的是“臭老九”帽子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外出参观学习、转正加工资、评选先进份子、工作调动,甚至在劳保品发放、宿舍安排、办公桌椅使用等,都备受岐视。连交个女朋友,也有人去查我的档案。

当时的大学毕业生,在广西的“起薪点”为45元钱。我在攀枝花,也不相上下。但在那物质缺乏的地方和年代,一个鸡蛋的黑市价是二角,即一天所得不过七、八只黑市鸡蛋,实在可怜。本来毕业工作一年,可以转为十三级,一级一级升上去,到九级就是工程师或者讲师而成为高级知识份子了。可我们这批毕业生,一直拖了六、七年,直到林彪死后的1973年才予“转正”,获得第一次加薪。第二次加薪则难于上青天了,因为加薪名额既有限,又要让党团员、积极份子、进驻科室的工人们优先。我当时是工厂里独当一面的技术人员,但在加薪的顺序表上却排在一个描图学徒工后面,她唯一的本事就是在1978年就开始写1980年的学毛著日记了。《故事》对此也有详细描述,真是斯文扫地,屈辱到了极点。

绝望

在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最让人绝望的是,有才华的人、正直的人,总是被扼杀、被摧残。像《故事》中作者的父母、伯父母、舅父母。作者父亲是普通知识份子,做过广州火车站、佛山火车站的站长。他只“求安稳,只会安安份份地打份工”,然而这点卑微的愿望,在共产集权之下也无法实现。他爱妻子,爱自己的小家庭,所以选择了安分守己一途;但不曾料到,当日由香港返回大陆的一念之差,令他自己和他心爱的家人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所谓“解放”,失去的不只是财富和地位,更是最宝贵的自由。从1956年开始,随着共产党将中国变成党天下、变成特权阶层的私有财产,对全体老百姓进行压迫剥削和斗争摧残,他也和中国大陆千千万万善良无辜的老百姓一样,开始了他们的厄运。而且随着“阶级斗争”愈来愈激烈,社会愈来愈黑暗,他们所遭遇的打击和灾难也愈来愈深重。“父亲也饱尝了被人无端撤职降薪、被人监禁斗争、罚跪殴打、强迫劳动;被人视作阶级异己分子”,“由此自己的子女也跟着被人蹧蹋,上学读书参加工作都备受歧视”;1958年,被下放劳动;晚年又因心爱女儿的早逝,备受精神折磨。他的一生中,“光明幸福的新社会”带给他的痛苦和灾难,千万倍于“罪恶黑暗的旧社会”带给他的挫折和惊险,作者说:“从父亲的身上我完全体会到两种社会的优劣,也更加痛恨祸国殃民的毛泽东共产党。”

作者的伯父也是留用的旧职员,1949年至1952年曾任广州机务段副主任,后改任广州铁路第一职工学校副校长和广东交通学院总务主任,但是1956年肃反运动中却因“莫须有”受到处分,以致影响到他大女儿的入党和留学苏联。1961年至1963年党把他送到三水农场劳改,连“莫须有”三个字也不要了。最令这个苦难家庭雪上加霜的事情发生在文化大革命后期,伯父一个儿子在海南岛生产建设兵团插队落户,不幸溺水而死。赶到海南岛办理儿子后事的伯父,曾哭昏在儿子的坟上,看了令人神伤。然而因为是刑满释放的劳改犯却备受冷遇,不但没有一分一毫的抚恤金,那些军队干部态度还十分野蛮无礼,多么冷酷,多么荒诞!

作者的舅父本在香港一大机构做事,却误信了马列主义而秘密参加中共地下党。1938年发起组织“香港华员会”并首任会长。他在中共指挥下领导九龙海关“起义”,以接收大员身份接管了广州海关。但他不获信任,备受岐视,只因他是地下党,是知识份子。像他舅父这样的,仅广东省就有古大存、方方、冯白驹、吴有恒等为数几万人,几乎全被以“不纯分子”、“特务嫌疑”、“地方主义者”等各种罪名加以打击、清洗甚至肉体消灭。

更加令人绝望的是,共产党的凶残、暴戾的本性至今不但没有改弦更张,反而变本加厉、更加发扬光大。作者说:“当年国难当头,共产党趁机打出抗日和民主的旗帜,迷惑了很多像我舅父和他的朋友们这样忧国忧民的热血青年;如今,我更深一层地想到,假若当初这些天真的青年们能够像胡适、傅斯年、储安平等一样看透共产党专制、反民主的本质,不去盲目地充当共产党的拥趸,中国不但可以避免一场中国人杀中国人的内战,更可避免其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灾难,我的一家和千百万老百姓的命运就完全不同了。”他引用司马璐先生的话:“每一个共产党员都是有罪的,虽然很多党员没有做过什么坏事,但是参与了一个邪恶犯罪的组织,本身对中华民族就是有罪的”。诚哉斯言!其实岂止共产党员,就是黄炎培、章伯钧、章乃器等这些所谓民主人士,也都曾经在共产党谋杀国民政府、切断中国民主宪政之路的罪行中充当了帮凶的角色,有愧于中国人民。

在纪念反右运动五十周年之际,必须全面检讨反右运动的历史成因和每个人的历史责任,吸取历史教训,如果仅因右派份子受过迫害,特别对右派的头面分子,只一味同情或歌之颂之,那就失去了纪念的意义。关于这一点,我与作者的心是相通的。

结语

李大立这本《故事》的珍贵之处还在于他保存了很多民间记忆、平民生活情景,大如昆仑关大捷,广西“联指”在军队的支持下对“四二二”派的屠杀,广西省宾阳县五千多名五类分子被处死,广西、湖南的吃人事件,工矿频发的工业伤亡事故;小至十类地区的工资差额,夫妻分居惨状和探亲制度,工作调动的艰辛,排队买火车票时的愤怒,山区农民生活的悲惨,各种购物证券的繁多以及各种物价;《故事》还保存了大量的旧照片;《故事》及其附录为国共党史、政治运动史、教育史、经济史、工业史、报业史、中外交流史,甚至物价史和服装史的研究者都提供了真实个案。书中对他表姐、妹妹的婚姻悲剧,也写得回肠荡气,予人印象深刻,囿于拙笔,就不一一评述。

写作上作者用了夹述夹议的办法,直抒胸臆,月旦人物,读来如饮醇酒、如品浓茶。故事看起来似乎面面俱到,显得拖拉冗长;但这正是作者“保留历史在细节之中”的苦心经营,读此书者不可不留意,我诚恳地向各位推荐这本书。


──原载《新世纪新闻网》,《观察》转载,

此处是补充本

Tuesday,July10,2007(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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