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哲琴：我从不故作呻吟粗制滥造

她，是一个特殊的音乐人。没有扭捏作态，没有逸事绯闻，甚至没有任何商业痕迹。尽管有人看不惯她特立独行的做派，但也有人虔诚地向她的音乐顶礼膜拜。

　　她，就是游走在现实与梦想之间的朱哲琴。在事业最顶峰的时候，她选择像云雾般消失；几乎被遗忘的时候，她又飘然而至。

　　上周六，久未露面的朱哲琴带着新专辑《七日谈》参加了沪申画廊当代经典现场系列音乐会，同时放映了美国导演罗斯•卡夫曼为她拍摄的纪录片《声音的漫游》。当年，卜伽丘用《十日谈》歌颂爱情；如今朱哲琴则用10年的行走，催生了让人热爱生命、重识人性的《七日谈》。

　　行走旅行为我的心打开一扇门

　　记者：整整十年未出专辑，这些年你的生活是怎样的？

　　朱哲琴：旅行，做个旅行家是我从小的向往。我是一个不看重物质生活的人，尽管生活不能脱离对物质的依赖，比如世界旅行也需要买机票，但可以肯定的是，物质只是手段不是目的。

　　记者：听说你的旅行艰苦好像苦行僧？

　　朱哲琴：我不是单纯的苦行僧，我只是一个行者。我的旅行常常是一个人，或是带很少的同伴；我可能去超五星级的酒店过一晚，也可能裹着睡袋在野外凑合一夜；在阿里地区徒步旅行的时候，我曾一个月不洗澡；在非洲沙漠旅行时遇上大地震，不可抑制地想起很多人、很多事……无论是危险还是幸福，这都是旅行的乐趣。

　　记者：旅行中有哪些难忘的经历？

　　朱哲琴：去印度前曾有很多人对我说那里很危险，但我去了之后发现那里的人和气也善良。在印度徒步旅行，有时我走累了不舍得立刻回酒店，就会在路上随地一躺，马上会有当地人把我摇醒，告诉我照相机不能这样摆，或是拖着我去最近的景点休息。很多人生来会带有很强的抵触感，他眼里看到的都是威胁，而我却不会提前假设哪些是好人哪些是坏人———就像苏轼与佛印的故事：心中有佛万物都是佛，心中有屎万物皆是屎。遇事退一步，看法就会完全不同。

　　记者：这十年最平静的生活在哪里度过？

　　朱哲琴：在每个地方的生活都是一种特殊的经历，而我在渥太华生活的日子就像是童话：住在森林边的小木屋里，睡醒了就去湖里游泳，游完泳就在木屋里安静看书，吃过晚饭就到森林里去散步，天黑以后回到小屋里听音乐，最后满足地睡去……那是最安逸、最与世隔绝的生活。

　　记者：你现在最想去的地方是哪里？

　　朱哲琴：2000年，有记者问我21世纪最想去哪里，我一本正经地说“月球”，他以为我是开玩笑。其实我没有开玩笑，我真的想去月球———我始终认为那位自己花钱去月球的美国富翁真是太有想象力也太会用钱了。我现在已经去了40多个国家，原以为自己在40岁以后才会去非洲，现在这个愿望也提前实现了；最近去的地方是中甸，近期我还想去塞尔维亚和阿富汗，那些都是我向往的地方，我希望能感受到那里人们的真实情感，旅行为我打开了心里的一扇门。

　　音乐《阿姐鼓》度己《七日谈》度人

　　记者：从《阿姐鼓》到《七日谈》，十年的旅行对音乐产生什么影响？

　　朱哲琴：没有自由的土壤就无法创作，十年的旅行对我世界观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我开始使用更自由的音乐语汇，融入了更多地域的音乐素材，我不会去追求定势，而是创造安静的音乐情趣。佛陀说：度己，度人——这也就是我做《阿姐鼓》和《七日谈》时不同的境界。这十年的行走让我体会到很多，我信仰爱，爱给予我再度成长的力量。如果说《阿姐鼓》是从心灵出发，通过西藏表达心灵的向往，那么《七日谈》是游历天下、回归内心，通过内心感悟谈论世界和人的存在。其实前后关注的本质一样，只是看待事物的视角不同。

　　记者：如果说《七日谈》是泛亚洲的旅行日记，那么新的音乐灵感从何而来？

　　朱哲琴：我这个人精神不羁，没有权威，只靠自己的意愿办事，有自己独特的鉴别和品位，可能别人与我的区别就在于他们无法确认自己的需要，在现实社会中即使是诚实地表现自己的意愿都很难。《七日谈》中的7首歌分别表达7天里对有、情、真、生、善、美、无七种元素的觉悟。《七日谈》是我对生活的见解，这七种感受是我的感觉与主张———我不会说不痛不痒的话，从来没有故作呻吟，只会直接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记者：《阿姐鼓》对你而言代表着什么？你如何适应新的音乐格局？

　　朱哲琴：《阿姐鼓》创造了中国唱片史上的奇迹，这是独立音乐人独立制作的一张独立风格的唱片，至今仍然可以在台湾地区的唱片销量榜上排进前三。中国唱片业已进入了全球化阶段，五大唱片公司的垄断格局被网络音乐的传播方式彻底打破了。音乐从无载体到有载体、从无录音到有录音、从唱片到网络下载，唱片业进入了又一轮生产技术革命的时代，这是追求音乐品质的必然要求。音乐除了旋律还有细部的境界，我没把音乐制作纳入当代商业生产市场化的模式里，依然希望做一个电子音乐时代的手工业者，每首歌都是慢慢磨出来的，《七日谈》中绝对没有粗制滥造。

　　记者：你如何看待中国当代音乐的处境？世界乐坛是否有了中国的位置？

　　朱哲琴：中国乐坛与十年前相比变化很大，现在更注重与媒介的结合，但文化内涵和音乐品质却降低了。最近几年的奥斯卡、格莱美，中国音乐人都获得了提名，去年宋祖英获得格莱美提名就是个明确的信号：国际乐坛正在给中国音乐更多关注。世界乐坛过去都是以俯视的角度来看待中国音乐，现在则是放下身段给中国音乐前从未有的热情。那中国音乐又为他们提供了什么呢？我们只看到那些不停拷贝外国的作品，有多少是原创？就像我曾经形容的那样，中国音乐人给世界看的是一条条飞龙，还是一堆堆发霉的爆米花，这是个问题。

　　记者：《七日谈》之后，我们将会面对怎样的朱哲琴？朱哲琴：我永远不会预设未来。

　　纪录片跟着声音漫游

　　记者：如何想到拍摄纪录片《声音的漫游》的？这是对你十年旅行生活的纪念吗？

　　朱哲琴：其实我是一个不愿被记录、不愿对镜头说话的人，我原来并不愿意有人拿着个摄影机整天跟着我拍。当时，《七日谈》的唱片商提出拍摄一部旅行纪录片的设想，因为我没有什么新闻可以提供给他们炒，他们也不愿意刻意为我制造新闻，这部片子是个不错的折中选择，也算是《七日谈》的宣传片吧。

　　记者：怎样认识罗斯•卡夫曼的？为什么选择他来拍摄这么一部纪录片？

　　朱哲琴：他是我认识的第一个纪录片导演，而我是他认识的第一个中国人。在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只知道他已经得了奥斯卡奖，而他对我更是知之甚少。那年我原准备再次到印度旅行，却意外接到朋友的邀请去斯利那加参加当地富商女儿的婚礼。那时克什米尔对于旅游者来说是极度危险的禁区，能受到邀请当然很难得，我便决定改道去克什米尔。由于需要拍摄纪录片，我就把这个设想告诉了卡夫曼，他很快就答应了。出发前，我把我的音乐小样寄给他，并告诉他“我的耳朵比眼睛更重要”，他很重视这个建议，特地带了一个录音师同去。我们都决定把这次旅行当成“发现的旅行”，如果最终一无所获，这个纪录片将不再存在；如果能有所收获，那么也可以单独发行。

　　记者：《声音的漫游》是怎样一部纪录片？拍摄的主题是什么？

　　朱哲琴：这是一部声音的日记，以声音为线索的影片。从克什米尔的斯利那加、印度的德里、尼泊尔的加德满都，到穿越喜马拉雅山回到中国西藏，声音才是纪录片的主角，而我只是声音的追随者，摄影机全程跟随着我———我跟着声音，卡夫曼跟着我。纪录片的旁白都来自我的旅行日记，自然的声音、连贯的镜头和我的视线是全片的主体，所以这部片子始终有行走的感觉，真实记录了我行走四国的过程。

　　记者：你和卡夫曼都是很有主见的艺术家，合作过程中是否默契？

　　朱哲琴：卡夫曼是一位不会抹杀拍摄真相的导演，他2005年获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的《生于妓院》就真实反映了加尔各答红灯区孩子们的生活状况，我也从他身上学会了很多东西。

　　在拍摄的那段日子里，他从不打断和介入我的思想，也没有叫我刻意摆个姿势或打断我的行为，总是改变自己的角度来适应我的状态。在那段日子里，他几乎是24小时工作，即使我休息的时候他也不会停机，所以才有了我在火车上睡觉的镜头、通过卡车反光镜拍我的镜头。在某个雷雨天里，我冲出门外兴奋地大喊：“这是我最振奋的时刻！”他立刻拿起机器就拍，剪辑出来的效果非常好，而这种默契在整个拍摄过程中还有许多次，这部纪录片更像是一部独立的艺术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