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放逐

一
（写在前面的几句话：若干年以来，当有朋友问及我个人的那段经历时，我一直没有像本文这样娓娓道来。在今天披露那些往事并非是单纯想吸引大家的眼球，藏在记忆深处的那些逃亡映像有时候会冷不丁的从脑海里冒出来，一个个我所认识、不认识但都真心帮助过我的人的面容仍是那么的亲切和熟悉，一次次无私相助的场景仍历历在目。现在，我决定将这些故事讲给大家听，主要目的是基于一种感恩的心态，在事情过去了N年之后，我要通过这种方式向曾经有恩于我的你们表达我的敬意和真诚的感谢。这篇文字依然是我真实的回忆，出于对某些问题的顾忌，其中的一些人名我将选择隐去。）

渔船的马达声终于平息，漆黑的船舱夹层里突然安静了下来，耳朵里机器的共鸣声慢慢减弱之后，海浪轻轻拍打船舷的声响就渐渐显得清晰。我按了一下手腕上的电子表，微弱的光亮显示出此刻的时辰：北京时间20点47分（某年9月23日）。从行船的时间上判断我们身处的这艘渔船已经进入香港水域，一刹那间我突然感觉到鼻子的一阵酸楚，我这一次疯狂的举动缘于对自由的渴望和企盼远离恐惧，而现在，在经历了太多的艰难之后，我成功地达到了自己想投奔的目的地：香港，一名不折不扣的偷渡者则是我到达香港时的真实身份。

我们搭乘的是一艘沿海常见的小吨位渔船，所处的夹层依附于船底的中央，是一个由钢板焊结成的金属盒子，面积约有8-9个平米，高度约80厘米。这个设计完全是为了走私物品的需要，这是广东一带走私人员各种瞒天过海的船只改装把戏之一。所以要藏身于此就毫无舒适可言，在经过近8个小时的海上颠簸后，夹层里的10来位同行者大多昏昏欲睡，大家分散着躺在冰冷甲板的各个角落里，空余的地方摊着一堆堆呕吐物，晕船、心理压力、异味充斥和伸手不见五指的环境，让夹层里的多数人被折磨得死去活来。

一阵响动之后，夹层的暗门被打开了，一束耀眼的手电筒光亮照了进来。“到了！你们动作快点，马上出来！”船老大压低了声音急迫地告诉大家，这话音刚落，夹层里立即就生动起来，大家争先恐后地坐起身子，猫着腰在夹层里移动着，迈过脚下的污秽物，迅速地从狭小的暗门爬了出去。

夹层的暗门藏在船的某个舱里，当我通过一段黑暗的通道，探头从船的窗口往外望去时，那扑面而来的满目城市灯火顿时让我激动不已。当我在香港稳定下来之后，我凭着记忆，在香港维多利亚港湾附近寻找了2天，终于找到了我到达香港时登陆的地方——香港岛西环靠近维多尼亚海湾的一处高架桥下面，附近有一个小小的四方形避风港。

二

那是一个初夏闷热的下午，铅色的天空中飘荡着黑色的烟雾，孕育着一场随时要倾盆而来的风雨。当我被好友的自行车驮着吃力地回到中央戏剧学院学生宿舍时，在楼道里聚集的同学和老师们对我伤势都大吃一惊：左额头上有一个隆起的血包，高出原地约4 厘米，经过纱布缠绕更夸张了伤处的造型。我浑身上下都布满了淤血的印迹，从伤痕的形状看可以判断出是什么肢体部位、物体所造成的。

我斜靠在被子上，努力想找一个让自己舒服的姿势，尽量不要碰着比较严重的伤处。同屋的同学按我的意思帮我收拾衣物，塞进一个箱子里，我觉得继续呆在学校里不是当前的第一选择。老师、同学在我所在的寝室进进出出，大家在安慰我时都表情凝重，眼里闪动着泪花，在一种压抑的氛围里我虽接受到的是只言片语，但我心里却有太多的感动。我没有告诉大家我下一步的去向，只告诉大家我可能要离开这个城市，那一刻我对未来不敢有任何奢望。一位同学交给我1200元钱，这是山东一所艺术院校同学们捐出来的，这些钱在后来的日子里给了我极大的帮助，所以我愿意在此对那些既为谋面、甚至不知道姓名的同学道一声谢谢。学院当即决定派轿车送我到我想去的地方。

我坐着学院唯一的一辆轿车，在老师同学们的目送下离开了长满翠绿爬山虎的宿舍楼，轿车行驶在街头时那雨点也开始掉落下来，而在我面颊滑落的则是一滴滴发热的眼泪。

轿车离开南锣鼓巷往地安门方向，很快就到了我要去的地方。那是位于厂桥附近的一所四合院，我一位朋友在院子最里边有一间小平房，我打算暂时到那里住上几天养养伤。晚上，几位朋友来到这里，大家分析了一下时局，但不管如何他们都劝我尽早离开这个伤心的城市。大家说话时都压低了嗓门，因为前一排房子里就住着一位老太太，她是街道上的居民代表，平时对我们的言行从来就没有顺眼的时候。但是就是在这个晚上，老太太自己亲手做了一大海碗鸡蛋面，叫她儿子给我送到房间来，并叫儿子转告她对我们的担心，原来老太太是看见我走进院子，我那一副惨兮兮的样子叫她立即明白了几分……写到这里，眼泪就有些挂不住了，那一刻的感动虽然流经N年，但在我心里仍是如此的清晰。

第二天一早，一位在中国音乐学院读书的老乡用一架小板车拉着我去火车站，赶到火车站时正好有一列火车要发车，终点是山西太原。我临时补票上车，在车厢坐下后我这副扮相引起了好些人的注意。旁边坐着的是一位北京交通大学在读的女研究生，个头不高，架着一副高度数的眼镜。经过简单交流，我们之间大致就有了了解，她也是在父母的催促下要回到在太原的家里。她见我伤势不轻，就叫来列车长，那列车长是一位中年女性，她见状立刻安排我去硬卧车厢躺着，还安排列车员照顾我的饮食。当天晚上，列车准点到达太原车站，我出站后因为人生地不熟，正犹豫去哪里落脚为好时，那位交大女生的母亲前来接站，当她清楚我的情况后就邀请我去她家里小住。

三

那位女研究生的家就在离火车站不远的地方，她的男朋友也非常欢迎我的到来。我在他们的照顾下静养了2天，在能够正常走动时我就走出房门，顺着太原著名的迎泽大街漫无目的的瞎逛。那时候太原的气氛不算紧张，街头的动荡已经趋于平息。我还去找了家住太原的同学，他们是中戏山西歌剧班的，大家见面喝了一顿酒，谈起时局都不住地叹气。

第3天，我觉得伤势有些好转，脑子里就有了回学校的念头，于是告别了那好心的一家人，登上了北上的列车。遗憾的是我没能留下那位女生家里的电话，从此与他们一家失去了联系，真希望那些他们好心的举动事后没给他们带来麻烦。多年后我去太原出差，曾试图找到那片记忆中的宿舍区，但那附近几条街区已是新建筑林立，模糊的印象再次陷入新的茫然。

有时候你真的不知道什么叫命运，有时候命运就突然出现在你的面前让你不得不相信一些所谓的神奇。我至今也无法知晓整个事情的背景，但从那军人口里说出了几句话之后，才真正开始改变我的命运。就在转身的那一刻，我作出了一个关于我自己今后命运的决定。

那是在12日的13点左右，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午后的阳光明晃晃地照着大地，我多半是出于好奇，产生了要回那地方去瞅一眼的想法。我用一顶帽子遮挡着头部的伤痕，骑着一辆自行车到了那附近，然后推着自行车边走边看。约百米之外的路口设有一个军人的执勤点，有几位要路过此地前往工作单位的人正向军人解释要经过此地的理由。我见周围气氛平和，就推着自行车朝他们走去，想近距离看看那熟悉的景致。我已经走到执勤军人们的面前，那几人因为还没被放行仍努力地向军人们解释着什么。我装出平静的样子，仿佛心不在焉地张望着远处。这时候一个着军人干部装、背着冲锋枪的军人径直走到我的面前，说了一句“你走吧！”，我迟疑了一下，还以为这里属于管制禁区不让闲人滞留，但是他接下去说出的话让我惊出一身冷汗，这个军人见我没什么反应，就用更为严厉地口吻说：“你赶紧走吧，我们都认识你！你走吧！”军人说完这话若无其事地往旁边去了，我心里当时受到的震撼几乎让我呆在原地，但是我立即就彻底明白了那军人的好意，我故作镇静地转过身来，慢慢骑上自行车，我对那军人心存感激的同时又感到莫大的威胁，这个“我们都认识你”的说法从何而来？对方幕后都有哪些运作？我将为此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越往后想我心里越不是滋味，一走了之的愿望立刻就涌上了心头。

四

第二天上午，我就坐在了去重庆的火车上，经过几十个小时的摇晃回到重庆渝中区储奇门家里。当党报记者的父亲自然不完全同意我的所作所为，我们之间有过N次激烈的争论。其实我父亲对有些东西在反右时已经明白过来，他在那一次惊心动魄的运动中与恐怖之网几乎是擦肩而过，单落下一个什么警告处分。那几天媒体上接连有所谓“英雄榜”发布，我担心会不会突然间自己也榜上有名，因此给家人带来不必要的痛苦。所以我在回家的第二天又登上了去广州的列车，与家人不辞而别。

在列车上我认识了几位去九寨沟旅行后回家的青年游客，大家经过交谈很快就相互熟悉起来。在分手的时候还互留了电话，他们还答应在广州给我做导游，不料后来当我陷入经济困境时，就是他们中的一位女孩给了我无私的帮助。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广州，举目无亲。但是我此行已经有了非常一个明确的目标，先进入深圳，再伺机偷渡香港，与那些是非作一个彻底的了结。到达广州的当天下午，我就开始着手相关的信息收集，我先是打听到在火车站前广场附近有办理去深圳的证件，到了那里才发现所有的窗口都因为相同的原因停办了这项业务。但是路边有人搭讪，说可以私下办理去深圳的《边防证》，为了消除我对事情的疑虑，他们承诺，办好证件并带我上火车到达深圳后，他们才收取费用。就是用现在的眼光看，人家的客户意识那算一个到家。但我毕竟还有几许遵纪守法的观念，我还担心当局有可能拿这件事说事儿，加重对我的处罚。所以我没有立即选择这个方案，想看看有没有更为安全的方式进入深圳。

但是，那时节风声鹤唳，几乎所有正常进入深圳的门已对我等关闭。就连我的扮相、我的口音在当地就显得突出，你去旅馆办理入住、你去叫出租车，人家两句话后就会问：你是从哪个什么地方来的吧？随后会再多看你几眼，看这张脸是否在“英雄榜”出现过，真是抬举我了。
我在广州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中午我就下定决心要与那帮黑道分子打交道，通过他们的渠道进入深圳。我收拾完行李，来到火车站前面的广场，找到昨天见过的那人，经过讨价还价，最后以170元成交。他当即带着我搭乘公共汽车来到郊外的一个照相馆里，拍了证件照，照片很快就冲印出来。他又带我到了广州天河火车站，那时候天河一带还是一个大工地，十分的脏乱。

下午广州去深圳有一班列车是从天河站发车，我们十来位选择如此方式进入深圳的人分散坐在空空荡荡的候车室里，我努力调整自己的心态，准备去面临不一样的挑战。接近发车的时间了，那人悄悄地递给我了一张《边防证》，我打开一看，除了看出印章是刚盖上去的以外，还真看不出别的毛病。当时坐火车进入深圳需要查验三次证件，第一次是上火车的时候，第二次是在列车上，第三次是在深圳出站口。

我手里拿着这张可能决定我命运的纸片，坦然地走向站台上了火车，途中甚至还给验证的公安一个微笑，最后凭着这张与我姓名、年龄和出身地不符的《边防证》顺利进入深圳。把费用支付给那人的同时，那张可爱的《边防证》又回到了他的手里。

我当时如果要继续拥有这张纸片，就需要额外支付200大洋，但是我有些心疼银两，就没舍得花这笔钱，结果导致第二天的牢狱之灾，心里怎一个悔字了得。

五

在深圳我还有几位认识的人，但是在当天天黑前我竟一个没找着，不是电话没人接就是找上门后被告知人已去外地，我顿时感到失望之极。那时在深圳，没有《边防证》任何酒店或招待所都不敢接收你的入住。夜幕下的深圳一片灯红酒绿，而我独自一人，疲惫、不安地在人群熙攘的街头走来晃去，盘算着下一步的去处。

快到半夜了，我来到一家石油公司的招待所，在与前台接待小姐一阵狂聊后，她终于相信了我没《边防证》的理由——被朋友拿去买机票去了，而朋友有急事去了广州。于是我便在那家招待所住了下来，一个套房里安排了好些个床位，我一看也没住几个人。直到半夜我被人们的嚷嚷惊醒去卫生间时，才发现套房里其实住了好些漂亮的妹子。

第二天早上，我与一位朋友打通了电话，原来他一夜搓麻未归，现在正准备睡觉呢。好在他住所就在招待所后面不远，我就赶去见了一面，我们约定白天我就出去四处走走，见见深圳的场面（我当时也就一内地来的土老冒），晚上再回到他家里住宿，其余的事情容慢慢商议。

有时候人不能太聪明，我自信有曾经的侦察兵经历，在面对危险行动时反而会更加细致，心理承受能力也应该没什么问题，结果正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我上街后买了一份深圳地图，把城市周边与香港接壤的部分地形研究了一番，发现往东去的盐田、小梅沙等地方存在的机会也许多一些，我就搭公车去盐田和小梅沙一带实地查看。到了小梅沙，我躺在松软的沙滩上，看着远处香港水域的那几个岛屿，通过目测，我觉两地之间的距离在4公里左右，按我当时的水性游上5、6个小时一定能泅渡过去。我发现小梅沙海滩东面还有一个边防巡逻艇的基地，我就耐心等待，看看他们出巡的时间安排。我甚至想租一部海边供游客娱乐的单人摩托小艇，趁人不备时在海面划出一道白浪朝香港方向疾驶而去，但我清楚地知道枪支的反应快慢和子弹的有效射程，而且摩托艇的速度似乎也不如巡逻艇，我那个惊险或浪漫的想法才没有实施。我当时的设计就是先回城采购一些必要的物资，如食品饮水、安全工具等，然后坐末班车到小梅沙，先潜伏在海边的灌木丛里，待夜深人静时再下海顺着退潮往外海游去。当然，这是我设计的一个最后方案，如果能得到朋友帮助、有别的办法可以顺利出去我何乐不为。

下午时分我又返回城里，去商店买了一些相关的物品，然后坐进一家小餐馆，默默地把计划反复推演，希望找出一些什么漏洞来。这时候我脑海里又冒出一个新的想法，我搭车去小梅沙两次经过沙头角，我觉得沙头角距香港那才叫零距离，如果在那里也有相同的泅渡机会哪岂不是事半功倍？起码节省大半的体力啊。我想着想着就走出餐馆，找到去沙头角的公车站，毫不犹豫的上车奔沙头角方向去了。

那时候沙头角的建筑远没有现在的多，靠近海边的地方就根本没有什么房子。只是有一条不高的堤坝沿着海岸线修建，有许多纳凉的人三三俩俩的在海边走动。我到达沙头角的时候太阳已经下山了，我出于警惕先在距海边远远的地方观察附近的情况，我反复查看觉得好像四周也没什么危险存在，在海边执勤的武警并不干涉那些在海边纳凉散步的人群，我就顺着小路慢慢走近海堤。百十来米的对岸就是香港，一个陌生与熟悉的交织的地方。陌生是因为从未涉足半步，熟悉是我知道那里是一个与我们所处的国度几乎完全不一样的世界。

我把附近的地形位置细看了一遍，觉得没什么机会。武警警戒哨位多，在夜里爬上海滩都相当的困难。就在我打算往回走回到公路上的时候，对我大为不妙的一幕出现了：约一个班的持枪武警分散着朝海边走来，他们沿路检查海边散步人群的证件。我后来才知道，这一地带一到黄昏时就开始戒严，直到第二天天明时刻。而我要回到公路上没有别的道路可以选择，只有与他们迎面而过。

我慢慢走近他们，一个武警士兵看见了我，他叫我拿出《边防证》，我自然没证件可以出示，就连《身份证》还押在招待所里，我向他解释着，说《边防证》放在酒店里了、《身份证》与《边防证》放在了一起云云，这战士看着听着突然后退了一步，举起步枪对着我，“不许动！”他立即叫来另外一个战友，对战友说：“这人看起来是一个学生。”靠！在那些日子里连学生的身份都与疑犯直接挂钩了。于是这两位战士一人担任警戒，一人上前搜查我的腰包，那些让人不用联想就知道你要干什么的东西就显露出来。我腰上系着的皮带被抽掉了，只好两手提着裤子，两只乌黑的枪口一直对着我。带队的武警干部闻讯赶过来，满脸兴奋的样子，连声表扬那战士有识别疑犯的好眼力。我心里那叫一个沮丧，一位曾经见过真枪真炮的侦察兵，居然败到了武警新兵的手里，而且败得十分窝囊。我那时候就暗暗发誓，一定要再来一回，一定要赢上一次。这就是我的性格，一切本性难移。那一天是6月24日，我一辈子都记着这个日子。

六

我被带到了武警部队的营地，在简单审问后就把我关在一个建在操场下面的笼子里，三面砖墙，铁栏杆为门。因为地处室外，那哼哼着小曲的花蚊子便从铁栏外纷至沓来，前赴后继地与我玩起了博弈游戏。我坐在地上，双手不停地驱赶着蚊子，但效果还是逐渐在我身上多处区域显现出来。我听出有几位战士是四川人，就主动搭话攀老乡关系，不为别的，就是想他们给我弄几盘蚊香。还真有一位战士给我拿来了两盘蚊香，算是救急。到了后半夜，不知道英勇的武警战士在哪个场合抓来几位 MM，就关在我号子的隔壁，这下可热闹了，几乎是整个晚上，那几位MM就不停给与哨兵聊天，话题之广泛和大胆，真出乎我的意料。后来我在深圳收容转运站也遇到同样的一幕，那是后话。不过我特理解血气方刚的战士有这样的所为，毕竟我也是当过两年兵的。

早上天刚亮，几位官衔不低的武警首长驾车来到这里，把我从简易笼子里提出来。就让我坐在操场边的石凳上，把我围在中间开始了细致的审问。我还是昨天晚上的那套话，动机源于对深圳发展的好奇，但是明白在没有边防证的情况下来深圳也是不对的，一时的糊涂而已。偷渡？连想都没想过。那些东西？平时就有买零食的习惯。吹气的塑料球呢？给我侄女买的。他们就是不信，但是缺乏我偷渡的证据。不过他们对中戏学生在活动中的表现好像有所耳闻，便一再指责我们往日的种种不是。我也就听之忘之，不会去当面计较什么。
接着，他们要按规定把我移送深圳公安系统，于是用吉普车把我押解到深圳公安局，在一间办公室里办完交接。负责我这个案子的警官是一个瘦瘦的中年人，是个处长。他看完我前面的笔录后，说“喔，原来在五十军当过兵的。”我问他是哪个军的，他回答是四十一军的。我就告诉他，七九年我在广西参战时我们师就是配属他们军的。他说是的是的，还问了一些作战时的细节，这几句话显然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他问我吃饭没有，我说从昨天晚上起就没吃饭了。

处长马上叫一位女警员出去给我买盒饭。有意思的是那位女警员买回盒饭后，就一直在我身边看着我吃饭，不时地问上一两句话，可以看出她对事情背后故事的关心和对我的同情。

吃完饭，处长说要开车带我去市拘留所。在去的路上，我对处长说，听说新人初进拘留所，都会有一顿“杀威棒”伺候？处长说没那么严重，我会把你安排在一个模范仓里（深圳公安内部把监号叫作仓，不知别处是否也是如此称呼）。一切都按例行手续：搜身、搜个人物品、登记，然后大门被重重的关上，而我，已经在门的里面呆着了。那个拘留所刚修好不久，里面也没关几个人。我这间仓里同时还关了一个学生。

我清楚地记得，负责我这个案子的干警在二十四小时内，连续提审了我四次，不论是半夜或者清晨。算我记忆力好，他们每次得到的纪录都是一样的，同样的问题自然会有前后一致的回答。最后一次审问完，在我在笔录上签字以后，一位主审官说，现在我们已经问完了，接下去也不会有什么纪录，你就告诉我们，那些事情到底是如何如何。我笑着说，你们会有录音机的。那主审说，真的不会录音的。我思索片刻，坚持说：我把知道的都说完了，事情背后的故事都在报纸里和电视上披露了，还是以喉舌说的为准吧。大家相视一笑，再没有多言。

七

到了第四天，他们说要把我移到别处，我忐忑了半天，不知道当局对付我们的后续手段为何。结果是把我从拘留所移到了收容所，而收容所就在拘留所的隔壁。处长果然没有食言，把我放到了一个比较文明的仓里。全仓10人，大多与走私行为有关，还有一个小偷，在仓里明显被人看低。我因为有人照应，进仓后就被指定睡靠近仓门的第三号床位，这就意味着我在这里面的地位排行第三，跟政治局排座次似的。新进仓的人就有一项工作任务，负责天天打扫卫生，好在仓内面积不大，就一个大炕似的床，一条狭窄的过道，最里面挖有一便坑，打扫干净对大家都有好处，我便坚持担当起清洁员的角色。

让我简单地描述一下呆了两个月的深圳收容所的建筑设计、装修风格和物业管理吧。两道大门后面是一条通道，左右两侧分出三、四条支通道。主通道的两边是物管人员的办公区和医务室，支通道的一边是一排编有号码的仓，另一边勉强算是一条绿化带，生长着小树和杂草。每个仓的后面有一个三面墙的露天小院，院子顶部装有鸟笼一般的钢筋，院子面积约八、九平米，是供仓友放风的场地，中间有一道自动化的铁门，一天按时开关两次。仓的上部有两个加了防逃铁栏的窗口，管教们在上层走廊上就可以将仓内的任何角落一览无余。仓铁门上方有一个对话口，是管教要找人说话用的，下方还有一洞，专用于给仓里送饭送水。收容所的最外圈有一道约四米高的水泥墙，上面还架有电网。自来水的源头估计是直接与水塘连接的，一到下雨水就会变得沙沙的、黄黄的，完全符合绿色环保要求。整个建筑为混转结构，大面积的白墙，红色的标语和黑色的门应该是全所的主色调，简单明了。仓里的灯在夜是不会关掉的，以便于夜间的管理。每天送两餐饭、送一次温热的饮用水（怕咱们烫着了）。每周有一次肉食，多数时候是大肥条做的红烧肉，因为皮上的猪毛太多，我给它取名为“刷子肉”。如果遇到米饭里糠太多，就放些自来水进碗里，搅和搅和，让糠浮上来然后随水倒掉。不定期会有额外的烧鸭或烧鹅、方便面、腐乳、鱼罐头、饮料等食物送到仓门外出售（用兑换的代金券购买），价格就物以稀为贵了。因为所里隔三差五的会安排大家做一些手工活，把半成品的塑料花组装起来，所以偶尔也有由此带来的伙食改善。所里还有一间医务室，条件尚可。

说到这些，就必须提到所里的管理人员，心平气和地讲，那里的管教人员是比较称职的，对仓内人士管理有度，态度较为和蔼。对我们这样身份的人，更是客气有加。印象里所内有像我这号的人有6、7 位。其中一位所长几乎每天上班后都会来我门外聊上几句，让我安心地呆在这里，等候上面的裁决。负责我这个仓的管教是一位二十六、七岁的年轻人，平时还给我找书找报纸看，还叫我去办公室打扫卫生，变相的给我放风，到了办公室可以喝喝茶、与警官们聊聊天。那位驻所大夫更是一个好人，常常叫我去医务室坐坐，话题毫无禁忌，讨论也很深入。我初来乍到对这里警官的素质普遍较高觉得有些诧异，因为我在内地对这种场合的内幕了解得相当的多。我判读这可能当地与香港接壤，香港那种法治的观念或多或少都传入影响到大家的言行，还有就是所里有部分香港人士在押，大家的言谈举止都比较注意一些。但愿我这些表扬不会给所里的警官们带来什么不便，只是谁现在还想拿多年前的往事来找茬，以此来打击同事，那真叫卑鄙得到姥姥家了。不过里面销售食品的物价偏高，不知今日降下来没有。

八

在仓里的日子节奏很慢，没有了钟表我们确定时间的方法，就是看阳光映在墙上的影子到了什么位置，光线划过墙上一道道粗糙的刻度，提醒我们该吃饭了、该放风了，如果遇到阴天，时间概念就变得模糊。大家能玩的一是打牌（锄大地），二是看书、看报，书籍以武侠小说为主。相互交流案情和法律知识也是一个重要的活动。闲极无聊还可以看蚂蚁搬食物、搬家，或独自面壁发呆。放风的时候十来号人就围着小院跑跳，做俯卧撑。但是令人最难受的是几乎所有仓里的人都染上了皮肤病，人身上的许多部位出现溃疡，逼得大家有时候宁愿全天候裸体，反正仓内外全是男性，管教也就不太在意这事。

所里唯一的一间女仓，就位于我们这排的第一间，有一次某警官告诉我说，关押的女疑犯里有一位好像是你的校友，是广东什么文艺团体的人，也是因为与我差不多的原因关进来的。一天上午，那警官带我从那女犯仓门经过时，还专门叫那位女士与我隔着仓门聊了几句话，那女士年纪或许比我大一些，好像也着戴眼镜，她神情坦然，对我说了几句安慰和鼓励的话，当时有一种悲情和感动涌上了我的心头，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我努力使自己平静一些，故作坚强地点点头，也说了几句意思相同的话，警官就催促我赶快离开。毕竟还是学艺术的人，感性的东西多一些，遇到这样的场面就容易动情流泪。真希望那位女士现在一切都好。

时间一长，我对仓里的许多内幕也逐步了解，如仓与仓之间如何传递信息，怎么能买到严禁销售的香烟、怎么把信件夹带出收容所或者带信件进来，我甚至还见过仓里还藏有用于磨断钢筋的薄砂轮片，可见另一个世界的精彩。大约两周之后，排在我前面的二位同样的走私罪名，一个被起诉，一个被判劳教。他俩离开后，我居然就成为仓里的第一负责人。但是我从来没做一件欺压同仓的事情，反而同大家一起把卫生做得更彻底一些，经常与大家玩玩游戏或说说荤段子什么的，大家关系十分融洽。

时间就在这样的情形下慢慢的溜走，我通过看报纸也觉得外面的局势似乎也稳定下来。我问所长，我们什么时候能得到一个最后的处理结果？所长显然不清楚事情的进展，只有安慰我别着急。记得是八月二十六日，我突然有了一个注意，我认真地写了一个字条，上面写着：“我有还重要的事情要报告”，条子经管教转交给了管这个案子的人。第二天下午，那个我见过几次的人出现在我所在的仓外，令人意味深长的是，那人并没叫我出去单独听我所谓的报告，而是一见面就大声说：你的问题不都交代清楚了吗？你还有啥好说的？我就给他解释，说现在临近开学了，如果我没什么问题是否可以放我出去，如果有问题就请你们该怎么着就怎么着。那人回答说，你这个人的情况比较特殊，一般的人我们把材料报到当地后人家很快就能给个答复，我们就该放放、该送走就送走了，而你的材料报到原籍后就一直没什么动静。要不我们再问问他们吧。我与他就这么简略的几句对话，那人随后就离开了。

第二天下午3点钟左右，管教在仓外叫我的名字，说要放我出去。我毫不在意地说，你开什么玩笑？那天正好有一位经济问题上出了麻烦的人关进了我们仓，他一进来就担心挨打，我给他解释这样的事情是不会发生的，他就按惯例开始给大家简单讲述他的案情，这时候管教就开始叫我了。管教说这是真的，并挥了挥手里的纸条。我将信将疑，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出了仓门后在办公室见到了昨天见过的那人。那人说，我们再次给那面发去信息，但是那边仍没回应，我们觉得你就一学生，也没做什么天大的事情，所以决定释放你。但是我们需要把你交给民政部门的收容遣送站，由他们送你回当地。我说你们为什么不能直接放了我？他解释说以前是可以这样做的，但现在不允许这样做了。

九

我离开深圳公安收容所的时间为八月二十八日的下午，一辆吉普车把我和另一位来自同一城市的哥们儿，一起送到深圳的收容遣送站。那哥们儿也算倒霉，因为上街未带身份证，加上一口纯正的京片子，就被夜巡的警察查获后送进收容所，这一身份核实工作一搞就是一个半月，据说是当时需要核实的人数太多了。

民政系统的收容遣送站的管理明显的比警方要严厉得多。关押场所的条件更是糟糕之极。一进大门在办理登记的时候就每人收取五十元，说是当晚的餐费。然后大家被要求按来自祖国不同地区分开，列成方阵在阳光下的操场上蹲着，等待由各处押送来的人到齐，四周有威武的武警战士持枪监视。由于在深圳做小姐的被抓获后也是通过这一渠道被驱逐，所以被收容人员里靓女如云。到了下午四点来钟，晚餐就送到了操场，每人发了一盆蒸熟的米饭，上面还有不多于十条的咸菜干。这是我享受过的最贵的晚餐之一，所以印象深刻。在张扬的管理人员来回走动的催促声中，那碗饭吃了一半就再无法往下咽了，因为连一口菜汤都不提供。大家把搪瓷碗码成一堆后，就按男女分别赶进一间大屋子，百十来人一起挤在约三十来平米的房间里，里面除了有一个水泥砌的台子和一间脏得几乎无法涉足的厕所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供人住宿。大家只好挤坐在水泥台上，看着铁窗外的天色渐渐转暗，直至夜幕完全降临。

我与那位哥们儿一起聊着相互的境遇，两人唏嘘不已。那一夜唯一的乐趣，是隔壁女监里的那帮胆大的女流与室外担任警卫的武警战士，整整调了一夜的情。战士每小时换岗一次，但是他们之间放肆的暧昧话题就从来没中断过，相互间的过招那叫一个精彩。直到天边现出微明，双方的精力都耗费得差不多了话音才减弱下去。那哥们儿有一位女朋友也在深圳，当她知道他被转送到这里来后，就积极展开了外围的营救工作。半夜时分，突然房顶的天窗外有武警在叫那哥们儿，我俩深感诧异。那武警随后就叫他到天窗下面接东西，随着几个鱼、肉罐头，几个水果就此从天而降，在全屋人羡慕的眼光中砸在了他手里。哥们儿告诉我说肯定是他女朋友的所为。

第二天上午，全体人员被押上几辆破旧的大巴车，经过一段时间的行驶，大巴车开进了深圳边防管制线外的樟木头镇收容遣送转运站。这个转运站更让人感觉恐怖，一个不大的空地四周都是黑乎乎的关押人的房间，条件十分简单恶劣。大家将在这里按原籍地区不同，分别关进房间里，在凑齐一车后就沿途转交到各地的收容转运站，直到把你我送回原籍所在地为止。

我们下车后全部被要求蹲在空地的一侧，一位胖胖的中年管理人员手里拿着大家的材料，他叫到谁谁就加入到另一个区域去蹲着，这样就把收容人员各自的原籍区分出来，便于再分别关进不同的房间。当他叫到我时，在材料上多看了几眼，他叫我到他跟前，小声地对我说，你这种情况回去就惨了，沿途的日子肯定不会好过。他接着问，在这里有没有人保你出去？我说没有，就连“保人出去”一说也是刚从你这里知道的。他马上叫来那位哥们儿，问他有没有人来担保？那哥们儿说有人。胖胖的中年人立即告诉他说，你把这人也一起保出去吧。哥们儿当即答应下来，我这时看到了收容我的材料上公安列出的收容原因，上面就两行字：没有边防证进入深圳，在审讯中承认在某城市参加过“街头行为艺术”。由于有收容所里那人的热心和正直，我居然就这样被保了出来，我当时连五十元保费都是那哥们儿给支付的，我当时身上所带的盘缠也所剩无几。

走出樟木头收容遣送转运站，我与那哥们儿就搭上了回广州的火车。在火车上，哥们儿与他漂亮的女友还请我吃了一餐丰盛的午饭。本来说好我们回到北方后找时间一起聚聚，但是我回城后没几天随即又踏上了出逃的旅程，就再也没联系上哥们儿。在此一并对樟木头收容专送站的那位胖哥和哥们儿，表达我永远的感激，在我命运一个可能出现拐点的地方是你们真挚地帮助了我，让我度过难关。

十

到了广州我找到一家便宜的旅店住下，便急着联系北方的朋友尽快给汇些银两过来，以解燃眉之急。在那种时刻和我当时所处的背景，要主动找朋友相助还需斟酌一番，因为毕竟大家都有多次运动的经历，知道与我等打交道或许会有意料不到的麻烦，我也不忍心看到可能出现的尴尬局面。我最后找到一位在中央某新闻单位就职的朋友，叫他给想些办法，经过他的联络，总算找到广东某新闻机构的人，由广东的这人接收到汇款时转交给我。
那时候银行还没有电子系统，从北京汇钱到广州还需要好些天时间，我兜里的钱实在是不能支撑下去了，到后来连一日三餐都难以为继。我抱着试一试的想法，给我来广州时在火车上认识的一位女孩打电话，不料那女孩立刻表示愿意帮助我。当天晚上，她还请我在珠江边一座高楼顶层一家讲究的
餐馆里请我吃饭，在第二天就托人帮我买到了紧俏的回北方的火车票。

记得那天广州天空一片阴霾，大雨下个不停。那女孩约我在火车站附近的一个路口见面，我因为步行加上道路不熟悉就晚到了一会儿，走到那路口时只见她撑着一把尼龙伞静静地站在雨里。她给我车票的同时还塞给我四十元钱，说是给我在路途上应急用的。她还说了些叫我注意安全之类的话，我心里一激动就有些犯傻，嘴一哆嗦就只剩下翻来复去几句感激的话。那女孩当时是在广州的一家电池厂工作，若干年后，当我有机会再次回到广州想当面感谢那女孩时，她办公室的一位同事告诉我，那女孩子已经嫁到澳门去了。

在那些日子里，有许多素不相识的人给予我种种形式的关照与爱护，他们不为别的，就是因为我曾经经历的故事。所以，所谓民心所指自然明确无误，我以为这就是散布于民间的一种基本良知和正义感吧。

回到居住的城市后，我觉得局势好像也不像预计的那么复杂，便决定回中央戏剧学院去看看，如果有可能还是把书读下去，毕竟考入中戏是一件艰难的事情它太来之不易。但是接着发生的两件事情让我对继续学习的念头产生了动摇，让我下决心再次出逃。

我回到学院后的第二天，去拜望徐晓钟老师，晓钟老师当时是学院院长，自然对自己学院的学子一直关爱有加。晓钟老师对我的境遇非常关心，当我简单地介绍完在深圳的那段时日后，晓钟老师立即对我说，你在那里面呆了这些日子，身体或多或少会有些问题，你不如请病假回家吧。我听到这话有些犹豫，晓钟老师又一次表达了希望我请病假回家的意思，晓钟老师那种关切的眼神和欲言又止的话语也许给了我某些暗示。我似乎明白了些什么，但是我当时还是坚持说要留下来在学校继续学习。

更令人感到不安的是当晚我们几个朋友在一起聚会时，有一位在市里某图书馆工作的女孩对我的出现大吃一惊，她说，就是在昨天，市里有关部门的专案组成员还到图书馆来找她，要她说出我在那一段时间里的表现。在几乎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她重复地回答不知道、不清楚、不了解。等那几人离开图书馆后，她的领导还表扬她说，这次你可能又救了谁。女孩还说，真不知道他们是如何知道她还认识我的。我听到这些再联想到晓钟老师的话心里才明白，关于我的幕后故事其实并没有结束，只是可能他们人手有限，工作量太大一时忙不过来而已。那位在图书馆工作的女孩是毕业于北大的研究生，后来去美国继续深造，回北京后在美国某政府机构驻京代表处就职。

一位拍过许多影视剧的导演是我的好朋友，他知道我想去南方后，就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那是他认识的一位曾经赞助过剧组的福建商人。于是，我再次离开北方选择的第一站，就是福建福州附近的一个地方。

十一

我离开学院之前，我给几位同学中的意见领袖含蓄地提到我将远行的想法，并告诉他们如果开学后有关方面要追查什么事情，可以把某些责任往我身上推。那天中午我去学院食堂吃了最后一次饭，连碗筷都是同学给找的，记得当天还吃了酱肘子，那可是学院食堂的招牌菜。但是去意已决，胃口并不是那么的好，几位男女同学围坐在一起，谈论的话题大多带有伤感的情绪。即将离开生活了三年的学院大院，心中的滋味实在是不好受。

从踏上去福州的火车那一刻起，我就铁了心要离开大陆，而福建与台湾隔海相望，如果有朋友的帮助渡海去台湾也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时候对台湾也没有更多的了解，只是有机会在CCTV的某个部门里看过大量的台湾华视拍摄的新闻节目，大致知道台湾社会的生态现状，同时对那位在八十年代初红极一时的台湾华视新闻女主播的语气神态也颇有感觉。

火车到达福州是出发第三天的上午，火车站还是有大量的警察抽查来自北方乘客的证件，气氛仍让人感到压抑。我拎着简单的行李走出车站，到站前广场上找到了要去目的地的中巴车。当天下午，中巴车把我带到惠安附近，找到那位朋友后，我就在他的安排下去了一个靠海边的小渔村。那渔村的建筑几乎全部选用石材，从颜色上就能分辨建筑年代的远近。接待我的是一位搞海洋运输的老船工，我与他们一家人相处甚好。接下去的一周里，我几乎无所事事，去海里游泳、看潮涨潮落，或者听渔民们讲渔村过去的故事，跟着女主人学做几样当地的美食。

在与村里的人比较熟悉之后，我也试图向他们打听去台湾的方式和可能性，有一位朋友说他也许可以做到，但是需要一笔钱去买一艘基本能出海的小渔船，而且送我去台湾后那船工也需要留在台湾。一天下午，就在我与这人继续商量多种渡海可能性的时候，有人来告诉我说，当地派出所的人知道了这个渔村来了一个北方的大学生，正打算前来了解一下情况。我一听这话马上回到住所收拾行李与那老船工告别，然后叫了一辆载客的摩托立刻离开小渔村。在去城镇的路上，那辆有警方标志的吉普车在狭窄的沙地小道上与载着我的摩托车擦肩而过。我到达城里后立即去了长途汽车站，挤上一班经厦门去广州的班车。半夜时分，我搭乘的这辆大巴驶入广东境内，路过汕头附近时，我突然想起我还认识居住在这里的一位朋友，我决定下车去找找他，看有没有其它的运气。没想到那位朋友居然在家！

十二

我朋友居住在一个面向太平洋的小镇上，镇上有晒盐工场、一个有模有样的小码头，小镇上明着的交易以渔产为主，暗着的买卖则是家用电器和香烟走私。全镇人都是一种口音说话，更没有人戴近视眼镜。我吸取了以往的教训，出门在镇上溜达时一是不说话，二是坚决不戴眼镜。经过几天的观察了解，我大致知道了这个小镇的脉络，那建得最好的房子是镇书记的，当时就值四十余万。与书记相邻的是几位做海外地下物流的好汉，邻居们都很识趣，自觉地把房子建得比书记的住所要矮上几分。你在此地感觉不到所谓党国的气息，镇上的事情大多由几位名流左右，只是镇上街道墙面的几条常换常新的标语，让人明白此地的坐标还在大陆版图之内。

我通过朋友，认识了几位镇上的实力人物，到后来还经常去他们家作客，吃各种叫不出准确名字的海鲜、看他们打麻将豪赌。他们对北方所发生的事情所持的基本观点与香港社会基本一致，因为他们对香港的熟悉和认同远远高于对北方的关心。我向他们提出了去香港的愿望，他们表示愿意在这个问题上帮助我，但是需要寻找合适的时机以策安全。

九月中旬快结束的一天，一位当地的朋友告诉我说，有一条船要带人去香港，问我愿不愿意一起走，但是那蛇头他们不是很熟，所以可能需要交给蛇头一些费用。我说需要多少钱？那朋友说要两千余元。这笔钱在当时也算一个大数字，我直说我身边没带这么多钱，能不能由朋友先给我垫付，我去香港后叫家里人如数归还。那朋友说这不是问题，只是需要注意安全，而且如果被抓住也不要告诉是谁安排的此事。我答应不论如何我都会替他保守秘密。于是，我就开始准备随身带的东西，并找朋友要了一套当地人习惯穿的衣服，以便掩护自己的北方身份。那朋友还反复教我说几句当地的话，因为去那个乘船的地方需要经过两道边防武警部队的防线，如果执勤武警问你是从何而来、到哪里去，你一定要用地道的方言回答出来。接下来的两天里我坚持练习着那几句话，但是传到朋友的耳朵里还是漏洞百出，可见潮州话是多么的难学。

这天早上，那朋友用自行车载我来到镇子外的一条田间小道上，那路边树丛里停着一辆陈旧的面包车。车里已经有六、七个男女，看得出是也想去香港淘金的。等十来位同行者到齐后，面包车便挑着乡村小道狂奔起来，以避免路途可能出现的警方临检。中午我们在一个村头的小卖部里买了些食物将就了一餐。到了下午，面包车终于要走向海边的一个港口，而那两道边防检查站就设在去港口的沿途。

那蛇头渐渐明白我是来自北方的人了，而带我们这样的人出海一旦被查出来后，一般会罪加一等。但是他已经收人钱财，起码的“职业操守”起了作用，他也不得不面对一下多余的风险。蛇头又反复纠正我需要说的那几句话，到最后他还是觉得我的口音会被边防武警听出来。

远远地，我就看见横在路中间的那根横杆和路边站着的三名全副武装的武警战士。坐在副驾位置上的蛇头回头看了我一眼，叫我别慌张。其实，他此刻比我更为紧张多了。面包车在横杆前停车，一位武警拉开面包车的侧门，探头进来察看，我就装成昏昏欲睡的模样，睡眼惺忪地看了武警一眼，然后又闭目，斜头靠在旁边坐着的一位人士的肩上，做出要继续入睡的样子。那武警把车上的每张脸都扫了一遍，没发现什么异样，他退身关上车门，挥手让另外的武警抬起横杆，面包车就通过了第一道关口，其实我当时因为紧张，已经把那几句话忘了个干净，只要那武警一问话我就会来个大穿帮，但是这次运气帮了我。第二道检查岗我几乎是如法炮制，作昏睡状，那武警绕车看了一圈，也看出什么破绽，一挥手就放行了我们的车辆。于是，我们就这样来到一个距离香港比较近的一个港口，等待上船出海的时刻。

十三
到了港口蛇头告诉我们，那条船还在船坞上维修着，什么时间能离岸尚不清楚。那种关键时刻的等待是如此的显得漫长，以至于我有时候觉得可能被当局抓住何尝不是一件好事，起码身心可以得到彻底的解脱。

蛇头安排我在港口的一间小客栈里住下，那是一个位于二楼的房间。我进门后首先查勘了一下周围的环境，我把窗户上的木条弄断一根，如果有人查房我可以从窗户外的水泥平台上逃到左边的一个院子里。晚上睡觉之前，我会用桌子和床把门死死的顶住，以便于有时间从窗户从容离开。

白天我就装成哑巴在港口小街上溜达，那时候单从服装和举止上我与当地人已别无二致了，只是不能开口讲话。第二天傍晚，蛇头说当晚港口可能要戒严，要我离开客栈躲避，我只好选择海边废弃渔船的船肚子里猫了一个晚上，那破渔船里的老鼠和蚊子怎一个多字了得，我躺在一块还算平顺的船板上眼巴巴的期盼着黎明的来临。

第三天上午，那条渔船终于启动离开内港，停泊到的港口之外的海域。中午时分，蛇头见守卫港口的武警都去吃饭了，就叫我们登上一摆渡船，向港口外驶去。那内港与外海之间只有一条狭长的水道，武警们就在水道边的台阶上蹲着用餐。摆渡船经过他们的时候，我头上顶一张遮阳的毛巾，眼睛直呆呆地望着他们，就这样从他们眼前划过。摆渡船已经很接近那条渔船了，但是机灵的蛇头突然发现有一艘边防的快艇跟了过来，蛇头立即叫摆渡船的艄公把船开向另一条船的方向。那边防船径自奔我们打算要上的那条渔船去了，当场把我们这船上的人惊出一身冷汗。武警快艇上有人登上渔船，然后把船老大叫到快艇上，快艇随即返回港口。而我们则佯装着要找别的船上的谁谁的样子，捱过那惊心动魄的时光。蛇头见势有些不妙，就令艄公驾船返回内港。

我们一干人坐在海边一个船舶修理厂的角落里，饿着肚子熬到了下午。消失了几个小时的蛇头又回来了，他说不知是哪儿出了问题，边防武警上船把他们船上的证件收缴了，但是现在事情已经解决，该补办的出海手续也已办完。我们又再次上了一条摆渡船，重新在执勤武警的眼皮底下经过，在港口之外，我们终于登上那条勉强能行驶的渔船。我们那帮人是分两批乘摆渡船登上渔船的，等人一到齐，船老大就急匆匆地下令拔锚起航了。

船舷两边的海水越来越清澈，夕阳西下时刻的海风也是如此的凉爽。蛇头见我们饿得够呛，就与船老大商量叫他的手下给我们做一点饭。于是饭菜的香味很快在船舱里弥漫开来，视觉味觉感觉所构成的一切都让人深感惬意。但好景不长，随着船老大一声尖叫，我们那号人立即被赶到船舱的夹层里，原来是武警的边防巡逻艇追上来了。在夹层里我们可以清楚地听到武警巡逻艇靠近的声音，渔船在武警士兵的命令下关闭了发动机，于是船舱夹层上面的每一句话我们都听得真真切切。

武警登船之后喝令船员们全部蹲下，然后叫船老大拿出所有的行船手续进行检查。接着武警把船舱的各个角落敲敲打打还问这问那，仔细地把可疑之处搜寻一遍。但是那夹层的暗门设计巧妙，藏在一个为人注意但不易识破的地方，所以我们轻易地躲过了这次搜查。我暗暗佩服蛇头和船老大的胆量，真不知道他们在荷枪实弹的武警面前是如何应对自如、如何无事一般。武警巡逻艇离去之后，船老大不敢再让我们出来，只是把暗门打开，让我们能呼吸新鲜的空气。

渔船在进入香港水域之后，又被巡逻的香港水警登船检查，但是我们仍侥幸躲过这道关。但长时间的紧张、饥饿、空气混浊和晕船反应已经把夹层里的人几乎全部放倒，有的人在夹层里吐得死去活来。

十四

当我从船舱里爬出来，见到灯火辉煌的香港的那一刻，我心里感受并非是百感交集，而是非常的简单具体，那就是从此所谓的什么教条、什么学说、什么的领导与我彻底的没有了关系，我将不再生活在一个思想被禁锢的世界里，我自由了！

同样是一艘摆渡船把我从渔船上送到了一处立交桥附近的堤坝边，我小心翼翼的上岸之后发现周围没有警察巡逻，就从暗处走到马路边招手截了一辆出租车，我要去的地方是油麻地一带的亚皆老街，我在中戏的一个同学的家就在那里。到了下车的时候，才发现手里的港币不够支付车钱，少了二十元。我就给司机解释，说初到香港没来得及兑换，给人民币行不？那时节人民币远不如现在吃香，司机看了我一眼，说偷渡来的吧？我点点头。他又说了一句：小心一点啦。就叫我下车，自己开车走了。

我坐电梯到了该去的楼层，一敲门，发现我同学不在香港，同学的老爸很热情，叫我进屋，冲个凉。他就忙着帮我联系我要找的人。不一会儿，当时在翡翠台新闻部门就职的一位刘先生就赶到了这里，在那个敏感的时期刘先生曾采访过我。刘先生在嘘寒问暖之后简单地说明了要在香港取得合法居留的方式，刘先生出主意说这事情可以叫另外一个人出面帮助。于是刘先生当即给那位先生去电话，那位先生立即就叫刘先生送我去他家里。临走时同学的父亲塞在我手里两百元港币，说现在可能需要这个。我推辞不过，又让我好一阵感动。

我同刘先生一起打车去到那人家里，那人详细地问了我的情况，最后他说，照我介绍的情况看，我在香港取得合法居留应该是没问题的。他就叫我先住在他家里，等周一政府机关上班之后就去办理相关的手续，我到达香港的这天正好是一个周末。我们三人接着相关的话题又聊了很久，直到深夜。那位先生多年来一直有志于香港的民主和民生事业，在首次民选香港议会议员中就以高票当选，这是后话。

也许你现在去香港，那里信息的多元化与完全开放不会让你感觉震撼，这是得益于网络发展的结果。但是在那个年头，突然从一个封闭的环境里来到香港，就觉得惊讶得不行了，报章杂志之多，信息量之大，观点见地之丰富，真令人咋舌。还有那街头猎猎招展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和将先生的挂像，什么叫真正的自由社会，不需要你细细琢磨，一切都身临其境。我得到的第一个体会就是，离开大陆的那一刻起，你在政治上就开始享受正军级以上待遇，因为当时在大陆有一本关于全球信息的日刊《内参》，那可以本神秘的读物，上下午各一本，是需要正军级干部才能阅读到的刊物。还有人因为私下传播《内参》中的内容而陷牢狱之灾的情况，而在香港，这些信息就公然的躺在各个街头的报摊上，出现在无处不在的电视滚动新闻里。
周末的两天里，我见到了在北方认识的几位香港记者，还有另一位家住香港的中戏同学，他们见我来到香港都十分欣喜，又是请我吃饭、又是替我买衣物、还陪着我到处游览，弄得我十分不好意思。几位记者多年后也在世态变迁里远离了这个曾经令他们自豪的职业，而学导演的女同学则成为这方面的大腕了，导演的影视剧经常能看到。

周一的早上，那朋友陪我一起来到尖沙嘴，先在一家西餐厅吃了一顿丰富的早餐，然后他送我去了香港出入境管理局的一个机构，算是我向当局的自首。因为事先已经有联系，管理局的人还算客气，在填好一张表格后，送我到一辆面包车里，而已经在车上等着的其他偷渡者则已经被带上了手铐。香港一个法治社会，像我们这样的非法入境者如果要获得正式的拘留身份，都必须经过一个身份甑别过程，而第一步就是先把你拘起来，随后进行你的身份确认和具体情形了解，这一切结束后你如果符合相关的法律条件，你就可以合法的留在香港了。香港关于这方面的法律条款，似乎与欧美国家的法律更为接近。

十五

香港拘押偷渡客的地点之一是在新界地区距深圳不远处的一个山坳里，这是我离开那里在返回九龙的路上时才弄清楚的。汽车沿着一条专门的公路翻过几道小山坡，就可以看到那个拘押场所。在山坳里平出一块场地，四周有高架的铁丝网，看上去与美军设在关塔那摩的战俘营近似。管理人员办公和住宿是几排简单的平房，疑犯则住在一个波纹板的大棚子下面，每个人的空间又用细铁丝网格分割出来。外围四周视线所及，没有农田与村落，只有近处的草坡和远处的树丛。床是简易钢丝床，毛毯被褥比较干净。疑犯相互间可以看见，可以随意聊天。白天时分各个小笼子的人可以出来自由活动、串门，晚上就必须回到自己的格子里。有两名值班警察坐在一个写字桌后面，那位置可以完全看清所有疑犯的举动。厕所和冲凉的地方还是封闭的，比较人性化。当然，我所指部分是我这类人所拥有的条件，那些与事件无关的疑犯的关押环境就会严格多了。

我在那里呆了三、四天，有警察分别找你谈话，了解你的身份和本人在事件中的参与经过。然后警方会通过自己的方式去核实。那棚子里还住着几位与我情况接近的人士，但是因为彼此都不清楚相互的底细，而且据说有来自那边的卧底，所以大家的交流并不多，只是在一起下棋打牌，聊聊风花雪夜。那当值的警察经常给我们找些报纸杂志来，供大家阅读消遣。只是当警察拿来一些成人杂志时，猛然间还是令我们不适应，一是因为这些杂志在大陆属于非法的刊物，二是居然是由执法者警察带来给我们的，但随后一想，这里是香港，某种级别的色情读物是合法的。警察的态度比较和蔼，与大陆的相比肯定会让人舒服一些。印象中那里的一日三餐还算不错，菜品丰富有变化，还有水果吃，关键在于这一切都是免费的。

我的情况比较明确，很快就通过了他们的甑别，但负责我这个案子的警察给我讲，因为我出去后由政府提供的住所还没落实，所以我需要多在里面呆几天，我就给朋友去电话，说明这里的情况。那朋友就给警方电话，说我出去后可以住在他的家里。于是他们给我做了一张带照片的证件，然后由一位警察开车送我到最近的一个轻轨站，还替我买好车票，我就这样回到了九龙的朋友家里，我到港第一天住过的地方。

我之前与那朋友素不相识，他默默地帮助我并不会因此得到什么好处，这其中除了政见之外，我想可能就是因为他是天主教徒的缘由了。我在他家住过很长的时间，直到我搬去另一位朋友家里。现在这位朋友担任立法委员（民选连任），真希望他在这个舞台上能有杰出的建树。
一件令人感觉搞笑的事情发生在我取得香港的正式居留权后的某天里，那个谁谁谁的喉舌《文汇报》刊登出一大篇文章，题目为《深圳边防近事》，内容里主要宣传深圳边防在事件期间是如何奋勇抓捕逃亡分子的，其中一段居然提到了我的被捕，说深圳边防武警战士抓获了在广场上号称什么什么的被通缉的某某。但此时此刻我已身处自由的香港，这篇文字就成为经典的马后炮注脚了。

十六

要单独描述在香港的见闻，可能会形成另一篇长文。只是因为现在国人去香港的人太多，香港的不同之处已为大家所认识，在此就不赘言了。反正那社会安定、新闻自由、经济繁荣和声色犬马给人印象深刻。

在香港正式取得居留许可后，我等被有关方面私下告知，最好转去第三国比较稳妥，因为我等的身份特殊，香港局势多变，特别是某些势力的地下活动也相当活跃，恐有不测发生。我等就开始谋求去第三国的路子，当时我们可以去的地方有多种选择，如美国、法国、英国和台湾地区。但是申请的过程还是比较漫长的，需要排队等待名额，需要再一次经过联合国相关机构驻港办事处的身份确认。

我后来觉得老住在朋友家里脸上有些挂不住，因为他们对我的关照正所谓无微不至。我就搬出朋友家住进了港府机构提供的住所，那是在油麻地钵蘭街的一家位于三楼的宾馆。钵蘭街是香港有名的花街，沿街风月场所云集。我们四、五人住在一间带卫生间的大房间里，白天大家分头出去打探去第三国的方式方法，晚上聚在一起就爱聊个未来，对今后的日子大家都充满期待。我的朋友也在设法为我找去第三国的渠道，我当时想去的地方有美国和台湾，去美国是因为那里有许多认识的人，去台湾则是考虑文化背景接近，可以继续学习。

港府一直为我们提供基本的生活费用，大约每月在2000元左右。为了让自己的经济状态有所改变，我在同室朋友的介绍下，找了一份跑速递的工作，这种工作现在在大陆也很普遍了，俗称小红帽。我每天来到公司后老板就会安排我一天的工作，送合同到某公司、去某公司去样本再送到另一家公司等，这个工作对我而言最大的好处是不用说粤语，而且我对按图找地点也是强项，毕竟有当侦察兵的地形学经历。所以我几乎是公司员工里完成工作最快的人之一，这也让我很快熟悉了香港的城区道路。那些时间里我手里拿着一本地图，背着一个俗气的公文包，风里雨里成天搭公车坐地铁，飞奔在香港的大街小巷和高高低低的写字楼里，辛苦是肯定的，但是心情愉快之极。

有时候我还需要抽空去照顾同样是采用非法方式入境的道中人，为他们做一些简单的事情，照料起居、购买生活物品等。我真正产生助人为乐的兴趣可能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一是受朋友影响，二是我在逃亡过程中得到了太多人的帮助。

一天早晨，我朋友来电话，说瑞典现在要接受大陆流亡学生去瑞典，共有五个名额，问我有兴趣去瑞典没有。我说瑞典当然好了，只是之前不知道我有机会去那里。朋友说那你就去见见瑞典驻香港的领事吧。我立即就答应了。在一处办公室里，那瑞典领事准时来了，领事是一位显得富态的女士。与她见面的还有其他几位希望去瑞典的人，大家心里忐忑不安，不知道如果应对这个问讯。那女士自然首先问大家对瑞典的了解，我因为在中戏混了三年起码对瑞典的艺术还略知一二，就开口与她聊起瑞典的戏剧和电影来，什么斯特林堡的剧作，什么英格玛•伯格曼的电影，这些内容让她有些吃惊，她万万没想到在一个比较封闭的国度里，在校大学生居然还能侃出斯特林堡和伯格曼来，那些人可是瑞典艺术界的泰斗级人物。

十七

我与瑞典在港领事的交谈非常有效，第二天中午我就接到瑞典领事馆的通知，他们欢迎我去瑞典永久定居，或学习或工作都可以按自己意愿行事。并要我抓紧去联合国相关机构办理手续，我这才知道，这次通知就我一个人得到，真是幸运之至。的确，瑞典的电影我就看过大导演伯格曼拍摄的几部片子，如《呼喊与细语》、《野草莓》、《第七封印》等，还有学院晓钟老师排过的话剧《培尔金特》，但是给我的影响实在是太巨大了。我以为能去大师成长生活过的地方薰陶一阵子，那该是何等美美的事情。

联合国的驻港机构就在油麻地附近，第三天上午，我按约去参加一个标准的问讯，那主办官员几乎把香港警方问讯过我的问题提纲与我再对了一遍，看来什么都是标准化作业。然后是叫我签署了几份文件，给我拍摄正面免冠照片，半天时间完成所有我新的身份认证程序——联合国确认的政治难民。其主要标准是：因为政治或宗教原因，返回所在国家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