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李广难封买爵无市

吴楚七国叛乱,国内政治局势动荡。李广为骁骑都尉,冲锋陷阵,勇冠三军,在昌邑城夺取叛军的军旗,威名显赫。三个月后,“七国之乱”被平定,李广却没有得到爵位的赏赐,被任命为上谷太守(在今河北的中北部),抗击匈奴。

人们替他惋惜,说他不应该身为汉将,却私自接受梁王赠予的将军印,犯了政治错误。李广从此成了边将,转战边关,一直在太守职位上徘徊,从来没有任何提拔,直到最后在一次追击匈奴的战斗中迷失道路,引咎自杀。

他一生做了二千担的官四十余年,从来没能得到封候,太史公只得感叹“然广不得爵邑,官不过九卿”。李广曾任卫尉和郎中令(即光禄勳),光禄勳位列九卿,是中央政府九个高级官职之一。尽管当时爵位可以买卖,李广也想花钱买个爵位,但一来,他想要的 “列侯”并不在售货单上,二来,李广每次得到的赏赐,基本都分与部下的将领士兵,他本人并无余财。

中国的卖官鬻爵始于秦始皇四年(公元前243年),那年蝗灾大疫,皇府准许百姓交纳粟米千石者,进爵位一级。《史记·秦始皇纪》载:“十月庚寅,蝗虫从东方来,蔽天,天下疫,百姓纳粟千石,拜爵一级。”

在秦代爵重于官和“官、爵合一”。拥有许多权益,包括益田宅、给庶子、赐邑赐税、免除徭役、豢养家客、减刑抵罪、赎取奴隶等等,这明显比居官俸禄要优厚得多了。更重要的是“爵”依然被视为地位之根本。

汉初承秦制,汉代军功爵拥有的特权和优待虽不及秦代,但仍具有实际价值。汉代的卖官鬻爵始于惠帝六年(前189):“令民得卖爵,”《汉书·惠帝本纪》载:“令民得卖爵”。

汉代重视农耕

到了公元前180年,汉文帝刘恒即位,边塞粮食运输困难,他便采纳晁错的建议,以爵换粟,使天下入粟于边。《汉书·食货志上》载:“文帝从错之言,令民入粟于边,六百石,爵上造;(爵二级为上造,乘兵车也);稍增至四千石,为五大夫; (九级官爵,与县令平起平坐,无须叩礼)万二千石,为大庶长(十八级高等官爵)各以多少级数有差。”

作为重农的国家,汉的卖官鬻爵其实最根本的还是刺激农业生产。臣民们可以用粮食买爵,向朝廷缴纳的粮食越多,买的爵位就越高。汉文帝展开了全面的卖爵工作,卖爵多多并不心疼,只求刺激全国的粮食生产。汉文帝认为,爵位由他的口而出,而粮食则是由农民经过一年四季劳作后从地里长出来的,“劳作”要比“口出”辛苦一万倍。国民们还可以用粮食赎罪。若人们犯了一般罪行,缴些粮食就可以豁免,用不着受刑或坐牢。老百姓还可以用粮食顶差役、顶赋税。文帝把粮食作为进入统治阶级的入伍券,作为国家的奖惩手段,大大刺激和推进了全国务农重农的积极性。

应该看到卖官鬻爵在当时恢复农业生产上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并为国家积累了财富。然而,这样以来,赐爵制度也日趋轻滥。朝廷有所谓“大事”之时,一般都要赐民爵一级,吏爵则更多。除大规模赐爵外,又正式实行卖爵制度,出钱可以买爵,入粟可以买爵,用奴婢也可以买爵。入粟买爵的办法。爵位的泛滥成灾,军功爵制也失去了原来奖励军功的作用。

到汉武帝时期,与匈奴战争,朝廷需要一些鼓励政策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但因旧有爵制已滥,不为人们所重,故于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又置武功爵,以宠战士。武功爵分十一等:一级造士,二级闲舆卫,三级良士,四级元戎士,五级官首,六级秉铎,七级千夫,八级乐卿,九级执戎,十级政戾庶长,十一级军卫。规定立功受爵的将士可以补吏,可以赎罪,功劳超等者,大者封侯,小者补郎,使受爵者得到实际利益。

卫青的部属因战功而封侯者九人,立将者十四人。霍去病因战功,四次加封,直至食邑一万五千一百户。他的部属封侯六人,为将两人。

可怜的是李广六十多岁跟着卫青对匈奴打一场稳操胜券的战,捞军功的大好时机,被调派去带领偏师还迷了路,等到其于卫青汇合时,战斗已经结束了,也未能完成自己的任务。卫青“使长史持糒醪遗广,因问广、食其失道状,青欲上书报天子军曲折。广未对,大将军使长史急责广之幕府对簿”,面对着这样的结果,李广自己认为自己年老却还未能封侯,又羞于面对刀笔吏,就自杀了。实际上,匈奴已败,加上对可能受到的处罚的担忧,李广还能靠什么赢得封侯的机会呢,不如自杀,一了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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