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派何以被“招安”?

刘自立先生在《右派被招安的意义何在?》一文中说:“我们并不要求[辉煌者]泪撒如是观、如是状。但是,他们的屁股决定脑袋的立场,却不为我们赞成。试想,如果他们正面表达了对于1957年的看法,难道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他们的历史地位,就会受到大大之损害和贬低乎?这个考虑是完全不必要的。因为,一度的当政者,朱、王们,本身应该可以不对1957年的事情负责——用有些先生的话说,他们的手上没有血。”然后以洋洋洒洒五千多字论述此事,但我读了几遍也不甚明白,总的感到文字晦涩,所论非所指,最后还是不明白右派何以被招安?先说“招安”一词用得不确切,中国有句老话,“要当官,杀人放火受招安!”右派决非江洋大盗,既未杀人更未放火,都是毛共体制内的牺牲品,手上更无有血,顶多为自保而检举揭发过他人,其实都是误中老毛奸计的可怜虫。他们绝大部分都是中共体制内的大官小官,大干小干,二十年前“改正”归来一些人并非是因“招安”而荣升,而应是体制内理所当然的事,这叫“膏药一张,各家熬法不同”。为了行文方便,暂认“招安”一说。

招安的意义何在?请刘先生不要多心,文章太曲了一点。我是右派,几十年来都在和右派打交道,文中所提到的朱、王、范等右兄右友都几乎直接或间接地打过交道,有的通过电话,有的还发生过往来,而我自已在1980年“改正”回归报社也曾有“招安”机会,只是自已“老马不死旧性在”,对毛怀恨在心,在小平提出“四个坚持”时公然说“我只坚持三个半,不坚持毛泽东思想”,何也?因我被他整了二十三年,再坚持他的思想、路线、方针,岂不认贼作父没有做人的爱恨仇仇,仅管其它方面条件具备故不能“招安”,要不便没有今日大呼大叫的铁流了!我是个真资格的草根工农右派,无书卷气,写文行事总是直去直来。要说清楚道明白,一些右派何以被“招安?首先必须搞清楚什么样的右派才能被“招安”?不是每个右派都能有此殊荣与机遇的。

“右派分子”不是一个统一的群体,既无帅也无将,各自为政,乱杀一通,至今仍是一盘散沙。其共同的灾难始于1957年毛泽东的“阳谋”(实际是阴谋,姑且从俗),但能“金榜题名”的却各有各的原因,而处理也是千差万别去之霄壤,不过都被无情的历史空耗了二十多年,林林总总留下无限的怨和恨。纵是朱、王、范们,在内心或私下也许会感叹:不是老毛,不是反右,老子早十多年就如是也!不奇怪,这是事实,也是人性的共通。

中国1957年的“反右斗争”是个难以说请楚的复杂历史,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千姿百态更难归类道明。不过大体有如下几个原因和类别:一是民主党派的领军人物,他们当年和毛共在一条战线上作战,反对共同的敌人“独裁者”蒋介石,当中原逐鹿,鹿死毛手之后,他们并不请楚和认识到中共政权的独裁性,更不明白“卧榻之下岂容他人”的道理,仍我行我素居功自傲,要权要位企图左右国家政局,当然为毛所不容,必然请君入瓮,不过仍是肉食一族,生活几乎未受什么影响。二是民主自由人士的知识分子。这批人成长于三、四十年代,多是富豪晋缙绅官宦人家子弟(其中也不泛有贫穷子弟),他们不但接受的是西方民主主义教育,有的还去西方喝过洋水,对蒋统治极为不满,加之又受到“共产主义左派幼稚病”的影响,一个时候对毛共佩服得五体投地,视为国之希望与救星。从抗日战争到三年内战,他们都是披肝沥胆忠实的拥护者、追随者,但后来发现毛共并不是共和的民主体体,也不是为人民谋福利的党,仍是权利的追逐者,于是从失望中而发出杂声。当他们被划为右派后,领尝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滋味,在荣与衰,贫与富,得与失的面前很快发生了分化。一部分人宁死不屈抗争到底,一部分人沉默销声,苟活于世,再有一部分人检讨认罪伺机再起,虽被开除党籍团籍仍是共产主义忠实信徒。三是毛共党内部派别之争而沦为右派的人也不在少数,如军队和地方之党,白区和红区之党,毛党和刘党,李党和张党,为了争权夺利扩大势力,相互仇杀相互嘶咬,均借助历来的政治运动打击对方,我称之为“狗咬狗”的牺牲品。四是一些右派本是单位领导的爱将,但这些爱将在“整风”中突然失控发出惊天言论,想保也保不了,能挥泪送去陪奠暂作牺性之品。五是建国前后参加革命工作的青年干部,他们忠于毛共,热爱毛共,曾为这个政权拼死奋战,但个性鲜明见解卓然,决不甘做领导者的“驯服工作”,于是沦为右派。在划成右派后也发生分化,多数人低头认罪,少数人铤而走险。这是右军中的主流,也是而今最不服气的人。六是青年学生,这些学生娃娃热情单纯有的还未成年,完全是为了响应老毛号召,或少年气盛,血气方刚逞一时之勇,不顾及身后而沦贱民行队,是右派中最不划算的也是被整得最惨之人,时至今日也未伸皮。七是属是充数的右派,这部分人根本无思想、无主见、更无观点可言全是时代的冤大头,现在处境与好些学生一样生活得极苦极苦。当然我的推演归类仅是一家之言,不一定确切。

说了右派队伍的分类,再说毛共对右派的处理,大致可分如下几种处理形式:一,罪行严重,反动观点鲜明,影响很大,流毒极广,以及所谓为首人物,且“拒不低头向党认罪”仍“坚持反动立场”的,有历史问题者逮捕法办,无历史问题者开除公职,强行“劳动教养”;二,“罪行严重,坦白交待较好,有悔改表现”,则降职降薪,开除党籍团籍送农村或工矿监督劳动改造;三,有反党言论,但罪行不大又能低头,则免去原职降薪三至五级使用;五,有一般右派言行,但过去一贯表现较好又与领导关系不错,一般留机关不作右派对待。凡是劳改、劳教过的右派,不论“平反”或“改正”的,重新回到单位几乎没有重用一说,当然更不是“招安”对象,只有二、三、四类中“迷途知返”,仍坚信马列主义的右派,才有可能“招安”。我所认识的那些“老来红”位居省(部)厅(局)级老右,尽皆如此。也就是刘先生所说的“招安”,应该说他们本身就不是右派,仅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已人不识自已人”。不过这些从贱民坑里爬起来的人,除极个别的人“数典忘祖”外,决策行事决不过头,且洁身自好不随波逐行,心里总存右派阴影,偏于怜民体民,朱、王、范、武(我加了一个沈阳市长武迪生)决非官气一身,灵魂发臭的人。从全国来说“招安”的右派并不多,更多的人是“昨日黄花”和“流水东去”,很少再有辉惶,故恨多于爱,怨多于敬,仇多于忠,这是今日右派群体的现实。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有这么一个现象,凡所谓有地位、有名气,退体后经济收入很好,子女又在党政部门谋事的老右们,多不参加右派维权活动和发声向中共要求“彻底平反”与“补发工资”。他们说“闹什么,我得靠共产党穿衣吃饭,儿女还得工作,闹脱了怎么办?”一个个都在安享晚年。试问:那些享受着部厅级待遇的右兄右友,你能叫他说什么呢?谁来管他身前身后事?纵观今日维权的老右们,多数都是小右派、穷右派、没有名气的右派,受害最深的右派,我建议中共应重视他们的呼声,解决他们生活中的实际困难,不能熟视无睹让其至死穷困,于良心于道德于情理都说不过去。对右派不要苛求,对“招安”而成为国家重臣的右派更不要苛求,作人要有换位思想,如果是你会发声吗?不是中国知识分子没有脊梁,而是没有脊梁赖以生存的土壤和气候。什么土壤?什么气候?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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