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城探纪一 说迁变

作者按：秦城监狱是有变化的，无论从狱卒对犯人的具体管理还是到犯人生活都非昔日，但万变不离其宗，无产阶级专政仍是很残酷的。

秦城，用眼下时兴的商业用语，堪称中国顶尖世界一流的“品牌”，不亚于可口可乐或麦当劳，论其“商标”价值，至少能卖五六百亿美元。可惜，它只是共产党的专政工具，用以禁锢人自由的监狱。为什么它有这样大的名气，到不是它构筑坚固，防护一流，而是它囚禁过不少政要名流。远的不说，仅“文化大革命”期间，共和国一大批开国元老和显赫一时的高官，都在这岗哨林立，电网密布，剑影刀光的铁窗里度过一个一个春天，诸如薄一波、彭真、罗瑞卿、杨成武、傅崇碧、刘仁、崔月犁；尔后又有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邱会作，黄永胜、陈伯达，近年的陈希同、铁英、程克杰等莫不在这里敛色销金，还其人之原体，品尝折磨与凌辱 的滋味。凡来到这里的人，有几个是活着出去的，除非改朝换代，江山更迭。想不到我的朋友纪一，竟有这“福份”，享受到这皇恩浩荡的“殊荣”。

其中崔月犁（以簿一波为首的六十二人叛徒集团之一）“平反”后出任了卫生部部长，因工作关係我们成为了朋友。在1997年2月他和他夫人徐书麟送了我一幅共墨书画“铁骨錚錚斗风雪，寒香阵阵报春来”。一天我们相聚品茗闲聊监狱，他说“铁流，共产党监狱我坐过，国民党监狱也坐过，但是共产党监狱比国民党监狱殘酷十倍。我在秦城关了八年，有四年戴着手铐，有両年还是反铐哩！吃饭、解便都不打开，有时还挨打，我至今手臂都痛。”说到這里他感慨良久地叹息一声：“我们国家不能再搞整人的事了，一定要按法冶办事啊！”

我在北京呆了近20年，只闻其名未见其形。只知它在昌平一座山沟里，重兵守卫，飞鸟难越。朋友纪一申诉被驳回，很快就要离开秦城，去到不知什么地方服刑。出于人道，监狱看守通知家属准 许在他离 开监狱前，可与家人朋友聚午餐。我们已有三年未语，决定同太太一道伴他的妻子去秦城监狱与他送别。同行的还有他的儿子和一位专程从成都赶来的老战友。我们五人分乘两辆车，穿出亚运村，向西行驶。随着汽车的颠簸，我的思绪不停跳动起来，想着我和他十多年的友谊，想着他不平凡的人生……

纪一，当兵出身，共产党员，原是某中央国家部委机关报社总编室主任，“6•4”事件第一个贴出公开声明“退出共产党”。他在退党书中写到：“我不能容忍一个声称为人民服务，却又动用机枪、战车来贱踏民主，屠杀手无寸铁的学生的政党。我感到羞耻和悲愤……”。当时就凭这封公开张贴出来的“退党信”也能判他三年两载。由于他人缘好，上下无怨，组织上叫他以“病退”为由而“光荣”地离开了毕生所钟爱的新闻事业。

他酷爱写作，文采横溢，有不少成名之作，加之年轻貌美的妻子也是“日试万言，倚马可待”的才女，到也不为生活发愁。可偏他是个不做事就难以活命，不攥笔手就痒的人，这也叫“活该”。谁叫他不写“劳模”不写“英雄”却写起“气功”来了。“气功”，当时在中国热得很，不少政要与科学家都为之鼓吹。年轻不经事的他也加入了这个鼓吹行列。全国“十大气功大师”他就写了七位。（其中最有名的一本是《大气功师出山》，被写的人竟将它拿到美国作申请“政治避难”的证据。）本本走红，册册畅销，不但赚了大笔稿费，也使这些被写的“气功师”声名大振，誉满海内。因他患有先天性的心脏病，闲暇也练起气功来。你说，邪不邪？身体竟然好了起来。有时我们见面聊天，他也向我大讲特讲“气功”。说气功是人体科学，是人类至今未发现之密，很值得研究。又说，他的心脏病就因每天练气功得到了大大的缓解，建议我也练练气功。可对气功不是那么感兴趣，我所关注的是生意能否赚钱，儿女能否出国上大学，于是笑笑说：“你练吧，待你成仙后我再来追尾。”

“士隔三日，刮目相看”。不两年他也办起公司来，专门经营一种经国家卫生部批准的保健食品“一通茶”。一炮走红，生意做得比我还大。四川大学出版社用2000万元买断他十年著作版权。我心里为他叫好，真鬼，转得快。2001年3月中旬一天我做东，请了几位好友在北京太阳宫“乡老坎”相聚。彼此都是文人，算得上京城方方面面“大腕”，谈笑风生，妙语如珠，好不快意。一位朋友说“纪一，气功在你身上，真大大发挥了功能，又养身又赚钱，还能文采飞扬书稿盈市，也教咱们几招吧？”另一位朋友说“纪一，你越活越活年轻，长得白白胖胖，慈眉善眼像个活佛。”他眉飞色舞道：“我现在不言气功，专做茶叶生意，攻人体生命科学。我发现人体生命科学奥妙无穷，学问无限，准备把它推向世界。”中国有句古语“在劫难逃”。谁也没有想到，2001年4月17日夜11点他突然失踪了。早晨8点他妻子来电话向我说：“纪一昨晚10点在亚运村一家美式快餐店吃完饭后，回家途中，被三辆警车夹击后，被押进警车带走了。”据纪一的司机说，“有两个彪形大汉叫我把车留下，另找工作去。”我一听就知是国安局办的案，凶多吉少，麻烦大了。我在电话上只能宽慰他妻；“别着急，找着人把情况弄清楚了再说。”

黄鹤渺渺，一去无音。他妻问遍了公安局都说不知道。后来我打听到那夜参加此一行动的X区公安局朋友，他告诉我：“这是上面压下来的案子，有红头文件，你最好少问少管，做你的生意去。”不几天从美国《世界日报》上看到一条消息，那晚国安局在北京抓了三个人，另两个是持美国护照和绿卡的“民运”人士。直等了三个月，也就是2001年7月13日，《北京晚报》才披露：纪一因涉嫌偷税漏税和非法经营连同他的秘书XX，已正式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我悬着的心似乎落了下来。这下明朗了，不是政治问题。按报纸公布的案情推断，他顶多判三至五年。我向他的妻说，问题不会太大，也许年底就会放回家。可是一直无消息，连关押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大约又隔了一年，他的妻子才正式收到 北京市检察院的起诉书， 才知他关在秦城监狱，但家属仍不能见，只有律师经允许才能见到纪一。律师要价很高，经多次谈判以7万人民币定板。我向他妻建议先付50%，其余50%结案再付。他妻介绍，这位律师曾当过X市检察机关的检察长与上面熟，在公检法司的关系多。为对友人负责，我出面请律师吃了一餐饭。他信誓旦旦，慷慨激昂，表示不惜全力 为纪一打这场官司。他说尽管难度很大，但法律是公平的，乐观看顶多5年。我很感动，不停地向他敬酒，拜托再拜托。开庭那天我妻子去旁听，回家向我说纪一真太老实，一点经验没有，别人怎样问他，他就怎样承认，连一句推口话也没有，把一切都往自己身上揽。他的秘书更冤，写稿拿工资犯什么罪嘛？我问，律师辩的怎么样？妻说，不错，很有水平。我又问今天庭审情况，你估计他能判几年？妻子想了想，顶多五年，如能走点关系三年就能打住，或许还能争取个免于刑事处分和监外执行。大约又过10个多月，2003年9月的一天，他妻通知我，纪一将于X月X日上午X时在北京市第二中级院X厅宣判，邀我和妻子去参加。我问结果怎样？他妻回答：“不好讲，可能五六年吧？”第二天我和妻子准时去到北京市第二中院聆听宣判，结果叫人大惊失色。法院以偷税漏税罪行判他6年，以非法经营罪判他14年，两罪相加一共为20年。合并执行19年，我的天，是有期徒刑的最高期限。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的秘书以伙同参与 非法经营罪也被判处8年有期徒行。所谓偷税漏税是纪一在经营中不会处理账务，把全国各地代售一通茶的款项直接进入他的长城卡 ；所谓非法经营系指他所撰写出版和印刷过的书籍与产品广告及说明书。 唉，何罪有之啊！当宣判结束走出法庭，我向纪一的好友（也是我的好友）打电话告诉结果，不禁潸然泪下。我曾经被历史冤屈了23年，那是毛泽东统治时代，可现在是21世纪，光明了的中国呀！朋友在电话上告我：据法院内部消息透露，他们原定的是七年，上头批下来是20年。上面就是“610领导小组”， 这个小组专门负责打击惩办法轮功和邪教组织，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他们把纪一当成了“邪教头目”，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非民主与法律能左右。在街上无人处，律师征求他妻意见：上诉还是不上诉？我和他妻异口同声：“上诉！太不公正了。”律师环顾左右，静静地说：“上诉没有一点作用”。我不死心，为了商量对策，邀请律师在近处茶楼坐一坐，律师推口说，他太忙，然后开上汽车一溜烟地跑了。

中国有句俗话“死马当成活马医”。我和他妻明知上诉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仍不放弃希望，仍然花钱找律师上诉。新找的这位律师血气方刚，好打不平，东北汉子，有大侠风骨。他说，他已经研究了案情，认为判得太离谱，现在他要重新取 证，推翻原判。我感动至极当即赋诗送他：“权力山压顶，今遇侠义人；民族有希望，挥笔唱豪情。”半月后他妻来电诉告我：上面打了招呼，律师泄气了，表示无能为力。五天后他妻通过手机发来短信：“明天开庭，我很害怕。”当天我有事脱不开身，未去聆听， 夜去电话探问，他妻回答：“一字未改，维持原判”。我道：“你作为妻子，我作为朋友尽够了一切力量，只能静观其变，听天由命了”。后来透出消息，说管他案的审判长是个女的50多岁，是高院刑二庭的副庭长。宣判后，她单独又提讯了纪一，说了一番安慰话。纪一这样回答她：“今天是你职涯中最耻辱的一天，因为你代表的法律有失公正。”

车行约一小时，再向西一拐，便到了秦城监狱。出现在眼前的是座豪宅大院，一溜青砖墙，门前旗杆上飘着五星红旗，没有监狱的感觉，倒象一个旅游景点。纪一妻下车问门卫，指点我们沿墙前行1000米，才是接见犯人的地方。这地方不气派，却门岗森严，看不透的庭园透出一股阴凉的气氛。门前已有几辆小车，大约也是来吃送别饭的人。渐次，等候的人越来越多，车也越来越多。我在人丛和车丛中搜索，寻找纪一的另外一位好友。他在职，地位蛮高，妻看出我心意，淡谈说：“他不来是情理中事，应该理解。”我应着，记得1957年我被毛泽东御笔亲点列为“极右分子”，一夜之间亲朋反目，后连相亲相爱的妻子也“划清界线”，不是“反戈一击”，便是写文“公开揭发”。在那漫长的23年凄风苦雨中，除胞姐一人谁来看过我？谁又赐过我一分温暖？阶级斗争，可怕的阶级斗争？今天他虽然蒙冤，身负重刑，却有亲人朋友前来探亲，并可聚在一起吃上一餐热热的送别饭。相比而言，历史大大前进了一步，社会大大前进了一步。人性在洗涤残暴，善良在感化仇恨，就连监狱看管囚犯的狱警的脸上也少了昔日的冷酷与无情。沉思中，一辆黑色的轿车从另外一个方向驶来，车门开处一个矮矮敦敦的人走了出来，这正是我们企盼的朋友。在任何情况环境下他的脸上都是带着那种特有的安静、善意、宽厚的微笑，似乎告诉人们：人生苦短，相聚勿争，亲善相处，和睦共事。我向他走去，他远远地伸出手来。我笑着说：“没想到你能来。”他含蓄一笑：“我也没想到你能来。”他接着说：“上午开会，我坐了下，请假先走一步，下午还得开会。”他叹口气，说：“纪一的事，我也算尽心，回天无力啊！”

我们坐在车上闲聊，不多一会儿他妻来叫我们说到点该进去了。铁门前拥着很多人，一位年轻的穿着警察制服的女狱警在入口处核实会见犯人的家属姓名。她仅管婧丽貌美，但职业养成的习惯，那张俊秀的鹅蛋脸上没一丝笑意，冷冰冰的好似块石头。进去探监的人不象过去那样，除要看证件还逐个核实身份问这问那，现在很宽松没一点为难之处。进得大院仍不见监狱的样子，仅在远处的墙上有电网隐现。我们等候在院里，见几个不知是囚犯还是打杂的工人，不停地向一排长房送菜送饭，另有几个提着警棍的狱警在长房四周巡游，大概那儿就是吃送别饭的地方吧？待菜上齐后，忽见十多位狱警分列而行，中间走着一队上穿绿色体恤衫背上印有一行白字“北京市看守所”的囚徒，排着长队走了过来，纪一走在最后显得特有精神。我们拥进长房，在一张指定的木方桌前坐下来。桌上已摆好十几味菜，有鱼有鸡有虾，煎、炒、蒸、炖到也齐全。我问纪一妻付费么？他妻回答“要付，一桌400元人民币。”我“哦”了声，这是“人道”下的“生财之道”，一个很好的策划。我们和纪一坐在一起有吃有笑，没什么拘束，看管的狱警老远地站在入口处，不监视我们，似乎让我们纵情放言。纪一还是和以前一样，说话仍然幽默风趣。他一边吸着烟一边笑嘻嘻地说：“过去我老觉得我冤，进去了一问才知道比我冤的人更多。有个律师，是北京的‘名嘴’，去帮人辩护一件案子，官司胜了，可自己被抓进来了。因为那个案子是上面定的，叫他不要去辩，他不听。”后到的朋友由于身份关系，不愿把话题扯远，笑着风趣地插一句：“和你关在一起的都是些名人吧？”纪一不假思索地回道：“司局级的三个，总经理一级的四个，还有书记和董事长。说来也许你们不相信，当年我们成都军区的几个文艺尖子又凑在一起了，我楼上是刘晓庆（刘晓庆因偷税一案被抓），隔壁是亚视总裁靳树增（电视剧《杨闇公》的制片人），他们都比我有名，按《易经》推断这也是一劫。”我是坐过牢的人，最关心是受虐待和肚子问题，于是力排众议介入主题：“里面打不打人，三顿饭能吃得饱吗？还有，能有肉吃吗？”纪一按熄烟头用竹签拈起一只虾慢慢地塞进口里道：“过去监狱什么样不知道，别处监狱又是什么样也不知道，反正这里三顿饭不是白面馒头就大米饭，想吃肉有钱就能买。对犯人不打骂，很文明。”他说着转头问儿子：“读书怎样？”他的儿子道：“明年就考大学了，我准备报考政法大学，毕业后当律师。”纪一咧嘴嘿嘿一笑道：“妈是良种，老头是良种，生下的娃娃一定是良种，没错，有志气。”大家忙着说话，满桌佳肴几乎未动，其它桌也近似如此。眼看就要到点了，狱警催着回去。纪一一边抹嘴一边说：“把桌上的东西全打包，带回监舍大家吃。”我们那位当官朋友趁机掏出有摄像功能的彩屏手机为纪一全家合影，荧光晃动了狱警的眼睛，他们便大声呵斥：“不准照相！不准照相！”朋友动作很快，即将手机藏在包里，可我不识相，把头伸过去，求他再来一张。他碍于情面，只好再按按手机快门，一个当头的狱警参前三步，抓住他的手机凶暴暴地道：“给我暴光，要不没收你的手机。”全场陡然气氛紧张，“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终于显现出来，方才那种和谐愉快的环境氛围立即消失。他顺从地把摄下的镜头暴了光，连赔了不是，才告结束这场意外的纷争。各桌犯人均站立起来，经狱警逐个清点数目，然后列队押解走出接见餐厅，向监舍的大墙内走去。纪一走在这长长的列队中不断回头探视，好像在说：“朋友们，放心吧，我很快会回来的。”他的妻默默地望着丈夫背影，眼里渐渐地渗出星星点点的泪花。我若有所失，久久地木然站着，不知在想什么？(7/12/2007 12:21 )